【大纪元4月4日讯】
尊敬的议员先生：
在国际社会由于西藏事件而聚焦中国人权问题之时，我以一个澳洲公民的身份向澳洲的全体议员写这份呼吁书，提请全体议员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关注澳洲对中国人权问题采取的态度和立场。
中国一直以来都是人权记录最差的国家之一。1989年6月4日的天安门广场事件，中共当局下令军队对手无寸铁的北京市民和学生开枪，一夜之间屠杀了几千人。
1999年7月开始直到现在的对亿万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镇压，造成80多万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至少有6,000人被非法判刑，被非法劳教的人数超过10万人，数千人被强迫送入精神病院受到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的摧残。据不完全统计，已证实的迫害致死的人数是3,135人，更多更多的是无法统计的。我本人就亲身经历了8个多月在中国劳教所的非人道的残酷迫害。
目前在西藏发生的动乱，中共毫不顾及国际舆论的压力，加大力度镇压，并把镇压说成是自卫。中共的媒体一字不提有多少西藏人被打死，却说18名平民在动乱中被藏人打死。
中国是一个由中共专制暴政统治的国家，中国人没有民主和自由，整个国家机器包括司法体制，媒体宣传都可以是中共迫害任何个人和团体的工具。所以国际舆论和压力是促进中国改善人权状况的重要的，必不可少的因素。
但是近十年来，中国的快速的经济增长，巨大的市场贸易和市场投资潜力，被中共用来诱惑和要挟国际社会，任何国家包括澳洲，在被吸引与中国进行巨额贸易时，会接收到中共的暗示，有时甚至是直接的警告，不要告诫中共有关人权问题。
国际社会一直以来，由于经济利益而对中共的人权问题采取避重就轻的态度表面上各国都与中共保持经常的人权对话，却只有形式而没有实质。对中共来说，这样的人权对话只是它欺骗国际社会的一种手段。对国际社会来说，这样的人权对话也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行为。
中国现在已经成为澳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在澳洲的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对澳洲的影响越大，澳洲就越依赖它，也就越不敢面对中国的问题，怕得罪它。在这里我举几个例子:
几年来，由于受中共方面的压力，前外交部长每个月都签署一份证书，限制法轮功学员在中使馆前的和平抗议，法轮功学员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状告法庭，才解决这一问题。
当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曝光时，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的调查报告发表后，澳洲很多议员都表态应对这一严重指控进行调查， 澳洲政府却顾虑重重，不作任何表态。
鉴于我因修炼法轮功而在中国遭受的8个多月的残酷迫害，我向新南威尔士洲高级法院提出起诉，以酷刑罪，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原凶江泽民，罗干和610办公室。我以澳洲规定的外交途径向被告递交了诉状，在法院的两次开庭上，被告均未到场，也没有派任何委托人到场，在法院准备考虑我向法庭提出的缺席审判时，澳洲司法部在中共的压力下，最近向纽省高院递交申请干预我的诉讼案，并且向法庭提出运用《1985年外国国家外交豁免法法案》使被告免于起诉的要求。
我很担心我们政府在处理中国人权问题时所表现的态度和立场。我们的政府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在用原则去交换经济利益，在偏离良知和正义；而良知和正义是我们社会的基础，如果我们在摧毁而不是去维护这个基础，我们就是在消亡自己的国家。
司法部要在法庭上帮助那些正在中国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官员们，这是否把澳洲的司法推离正义？但我们的法庭应该是独立的，是维护自由、真理和正义的。
我起诉江泽民等被告是希望借助澳洲独立司法制度伸张正义，帮助制止迫害。司法部要求法庭允许为被告提供外交豁免，是否是在帮助迫害者？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持续8年了，如果迫害者得到的是帮助而不是谴责，迫害何时能结束？
二次世界大战后，没有一个纳粹战犯因为他们的职位而躲过正义的审判，为什么澳洲司法部认为因为被告的职位，他们就不必承担对被迫害之死的和还在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的所负的罪责？人类法律和法案建立的目的是维护人类的自由、平等、公正和和平，任何法案都不应该为人权罪犯提供庇护，包括《1985年外国国家外交豁免法法案》。
我向全体澳洲联邦议员发出呼吁，为我们国家的诚信，为我们的正义良知，让我们不再对发生在中共独裁暴政下的痛苦、酷刑和谎言视而不见。
我向全体联邦议员呼吁，我们的政府要为正义说话，不干涉澳洲司法的独立，不让中共利用商贸利益的幌子去破坏我们国家的基本原则。
我向全体澳洲联邦议员发出呼吁，尽你所能去帮助制止在中国的对西藏人和法轮功的镇压和迫害。
如果您赞同和支持这么做，请你写信给律政部长阐述您的意见和观点。
您忠实的
章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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