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13日讯】比较印度和中国，是个太大的题目，根本不是一篇短文所能完成的；这里只是谈一个大概。因为这两个国家实在有很多相像之处，值得一比﹕
首先，中、印都是大国，中国人口13亿，排世界第一；印度也超过10亿，排全球第二。印度去年庆祝了独立60周年，明年是中共建政60年，两者的近代政府长度也差不多。
其次，过去半个多世纪中，无论印度还是中国，都长期排斥资本主义。中国是共产国家，当然不实行资本主义。毛式计划经济把中国变成“一穷二白”的全球最贫困国家之一，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主要是人为政策所致），造成四千多万中国人死亡。
印度虽然独立后就实行民主制度，但早期领导人尼赫鲁信奉社会主义，因此基本走计划经济，结果使印度也成为全球“又穷又白”的国家之一。据前“远东经济评论”驻印度记者德乌密（Sadanand Dhume）在今年第一期美国“评论”杂志发表的“印度是盟友吗？”文中数字，到尼赫鲁去世的1964年，印度人均收入才是南韩的一半。随后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先后掌权了15年，到她被暗杀的1984年，印度的人均收入降到只是南韩人的四分之一。英迪拉．甘地执政时，政府对经济控制达到高峰，银行被国有化，产品有定额，价格被管制，税收高达97.5％！印度成为全球知名的“控制执照政权”（License-permit regime），结果官僚主义横行，生产力低下。美国《新闻周刊》曾报导说，1986年印度钢铁业雇用了24万7千员工，生产出600万吨钢。同年南韩的私营企业Pohan用了一万员工，生产出1400万吨钢。
第三，从九十年代开始，中、印都开始经济改革，经济都呈增长趋势。中国过去二十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8％。而印度的经济增长率近年也多在6％以上。中国的经济改革模式，主要是利用外资（有港台等海外华人的巨大投资优势），发展出口和服务业。但中国制造的产品，多是国营企业和外资结合的产物，而不是本地私营企业制造的。而且中国经济发展了近三十年，仍完全以国营企业为主；对私营企业则百般限制。而所谓民营企业，也多是产权不清，因几乎都是挂靠国家部门，结果公司总裁根本不像西方那样真正拥有这个企业的资产，并不是真正的私有制。因此中国打入世界的产品，既没有打出世界名牌，更无全球知名的大企业家。
印度的情况则不同，他们的改革是走向充分市场化和私有制。因而他们的私营企业是真的，不仅产生世界级企业，还有跨国公司如Infosys、Wipro、Ranbaxy等，更产生全球大企业家。根据上述德乌密文章引述的数字，自印度经济改革以来，已有12家企业进入“纽约股票市场”，还有3家进入美国“纳斯达克”。去年印度最大私营钢铁公司“塔塔”以113亿美元收购了英荷炼钢厂康利斯（Corus）。最近，印度“塔塔”集团还以23亿美元从美国“福特”汽车公司买下两个名牌车厂积架（Jaguar）和越野路华（Land Rover），更引起国际关注。“塔塔”还研制出售价仅2500美元（不到2万人民币）的迷你小车，其市场和潜力更被商界重视。
去年印度Bastiat新闻奖得主瓦玛（Amit Varma）2月初在《华尔街日报》发表“印度的新偶像”一文说，“20年前，谁也不会想像，全球十个最富有的公司总裁，四个会是印度人。”美国“富比士”杂志最近公布的全球前十名首富，印度的钢铁大亨米塔尔（Lakshmi Mittal）排第二（第一是美国股票大王巴菲特），第六、第七和第九也都是印度人。米塔尔的公司前年收购了欧洲的大钢铁厂阿塞洛（Arcelor）。
瓦玛在文章中说，反富倾向在印度刚独立时就很明显。尼赫鲁就曾当面对“塔塔”企业创始人、富豪J.R.D. Tata说，利润（profit）是个肮脏的词（a dirty word）。印度是全球年产电影最多的国家，但印度电影中的富人形象，几乎都是欺负、剥削穷人。瓦玛感叹说，在全球最穷的国家，却宣传反富；但现在则今非昔比，过去印度人崇拜电影明星、板球高手、还可能包括自由战士和政治家，但现在的偶像已包括“发财致富者”。2003年印度MTV在年轻人中做的民调，荣获“年度偶像”的是印度亿万富翁、当年44岁的信诚电信集团（RC）总裁阿尼尔．阿姆巴尼（Anil Ambani），他比败了印度电影巨星S. R. Khan和高人气的板球冠军 S. Tendulkar。在上述“富比士”评出的世界十名首富中，阿姆巴尼名列第七（他哥哥名列第六）。
第四，中、印的文化背景也比较接近，都属东方文化，但对经济的影响却不同。面对台海两岸的经济发展，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曾感叹说，“中国人天生有做生意的细胞”。但经过共产党半个多世纪以欺骗和暴力为核心的“党文化”洗脑，中国人的“精明”劲头也体现在造假、诡诈、欺骗上，因此中国才是全世界有最多假的东西、甚至有毒产品的国家。而印度人多信接近佛教的印度教，虽然佛教的超凡、与世无争等教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印度人积极参与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这也是有十亿人口之众的印度在奥林匹克拿不到金牌的原因之一），但它却会制约造假、欺诈等“短期行为”，有更多的诚信。而诚信，不仅是任何正常社会的道德根基，更是市场经济能够成功的底座。
最后，中、印两国最明显的不同是政治制度。印度自1947年独立以来，一直实行民主制度，至今已举行14次全国大选。虽曾发生过英迪拉．甘地和她的儿子都在总理任上被暗杀的政治危机，还有宗教冲突（印度有一亿五千万穆斯林，占全球第二；第一是印尼），落后的种姓等级制度等，但印度的民主制度仍非常坚固。
但中国迄今没有民主，更无真正选举，13亿中国人完全没有印度人那种个人政治选择自由。中国的经济虽高速发展，但却由于是混合制（政治专制伴随市场开放），而被西方专家称之“盗窃经济”，即权力者乘机瓜分国库、中饱私囊；腐败已成为制度性的。在这样一种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再加上中国人与日俱增的民族狂热和既自大又自卑不健康精神状态，谁也无法预测未来中国会发生什么，中国的前景是“不确定”的。而印度是可“确定”的，在民主、法治制度下实行真正的市场经济，逐步富有。印度被称为“大象”，现在大象也要起飞，与“中国龙”一争高低。两者谁更有优势，整个世界都在关注。
2008年5月8日于美国
——原载台湾《看》半月刊0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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