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30日讯】香港半个月内接连有三个白领高层人自杀。不堪工作压力，高薪厚职、拥有财富但不快乐，成为香港精英阶层普遍面临的精神困境。
与此同时，不丹小国因为梁朝伟、刘嘉玲大婚新闻而热爆起来，拥有97%的快乐指数，虽穷但是很快乐。物质与精神，到底哪个最重要？
翻开最近香港报纸头条，见到触目惊心的是一连串的自杀新闻。不是大陆新来港人士，不是感情问题，不是低收入阶层，不是双失青年，自杀的偏偏都是拥有高薪厚职，有社会地位、有名气的中产阶层。
‘沉默’神探‘沉默’自杀
七月二十五日，外号“沉默神探”的香港港岛总区重案组高级督察陈功伟，在办公室以新款曲尺手枪向左胸自轰一枪，之后将配枪放在桌上伏倒昏迷，送院途中不治，死时双眼仍张开，同事悲伤指他死不瞑目。
陈功伟曾获香港行政长官颁授警察长期服务奖章，是港岛刑事总部第二队主管，他负责调查过几宗重大案件，包括二零零六年香港仔一条行人隧道警员黄少鹏被同事袭击枪伤案；去年夜总会女公关许荣勒索高官案；以及今年五月港岛东及湾仔区十四宗老人被劫案。初步估计，他是因工作压力过大吞枪自杀。
有消息指出，陈功伟驻守港岛总区重案组三年多，一向工作认真，沉默寡言，死前一周被新到任女上司高级警司（刑事）蔡小姐召见，就案件档案问题被责骂到垂头丧气，事件震撼整个重案组总部。其后陈向同事抱怨，感到工作压力大，同事相信他出事与工作压力有关。至于外传他炒股票及欠下两百万元巨债，同事均表不相信，指陈功伟为“工作狂”，只爱工作和跑步，从不赌钱，而且他月薪有近六万元，不相信他会因债务而轻生。
十亿营业额压顶 银行高层跳楼亡
七月二十三日，汇丰银行发言人证实，该行尖沙咀分区总监刘学斌，二十二日晚突然于蓝田一幢大厦高层梯间坠楼，当场丧生。
现年五十二岁的刘学斌，在汇丰银行工作了二十六年，由初级柜台职员升至掌管十间分行的分区总监，月入约十二万元。警方在死者银包内发现一张字条，遗言称无法承受工作压力而自杀。有汇丰银行职员透露，一个分区总监一季要交十亿生意额，压力很大。
消息称，日前汇丰向多名分区总监派发“提示信”，指他们的业绩尚未达标，虽然刘没有收信，但据悉，刘因为工作压力，三周前开始看心理医生，汇丰银行原定二十三日召开分区总监报告业绩大会，怀疑刘担心无法交出成绩，因而在大会前夕自杀身亡。
据刘学斌下属称，刘总监为人很好，常为下属顶住压力。消息传来，公司上下无不扼腕痛惜。
富豪干将 股市失利
七月十七日，华人置业集团售楼部销售经理任建华被发现在浅水湾海滩道路边的宝马房车内烧炭自杀。家人及同事疑任建华因在股市投资失利及拖欠卡数共欠债近千万元，加上不堪工作压力而走上绝路。
任建华是香港富豪刘銮雄的手下猛将，现年四十九岁，去年四月开始加入华人置业任销售经理一职，属于部门“一哥”。
据港媒报导，任建华目前月入五万至七万元，若卖楼成绩好可获分红。业内指出，任建华收入在业内而言不算多，但行内认识任建华的人表示，听闻他在股票场上低调地搏杀。
今年股市反复下滑，其在股票市场损失惨重。消息传闻，任除炒股票外，并拖欠卡数超过三百万元，总欠债近千万元。此外，行内有消息指最近楼市转淡，任在卖楼工作上也承受极大压力。
通胀持续经济转差 中产压力大
“今次事件敲响中产人士经济不景气下生活警号，希望特区政府关注中产人士困境。”关注中产人士权益机构“中产之声”主席李子荣接受媒体访问时，指从事银行、金融、销售或保险工作人士，特别是管理人员均讲求业绩表现，甚至要“交数”，每当公司派发成绩表或公布业绩时，须承受相当大的压力。
香港政府最新公布六月份本地通货膨胀指数高达6.1％，创十一年来的新高。李子荣表示，近月股市动荡、楼市下滑、高通胀、高油价均令整体经济气氛欠佳，“特别是住的楼要供，还有个家要养，有老有嫩要照顾，中产人士最辛苦。”面对随时失业的危机，加上工时长，和家人、妻子和子女相处时间不足，在承受工作压力之余，更要面对家庭压力，令这些中产阶层苦上加苦。
有网友则称，香港各行各业，包括政府机构、政党、教育界在内，已变得急功近利、假公济私，人与人之间已严重欠缺关爱，你死你的事，生活于此地，可悲真无奈。
成立了四十多年的“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每年都会收到逾万宗求助个案。该会热线中心赵美艳小姐向《新纪元》表示，很多个案通过义工的情绪辅助和疏导，成功减少了自杀的倾向。但中产阶层遇到情绪问题时，往往因为自己身份地位或者专业的障碍，不愿意向外求助。她建议中产人士可以通过致电中心倾诉自己的困扰或者寻求朋友帮助，打开内心的纠结。
快乐非物质而是精神满足
“金钱能买到幸福吗？”是一个困扰世人，包括智者和哲人的问题。
英国莱斯特大学二零零六年七月公布的研究“世界快乐地图”，香港只排行第六十三，处于中国和印度间的国家不丹却排第八位。这个每年只准六千人到访的藏传佛教国家，最近更因为梁朝伟、刘嘉玲选址此地成为媒体的焦点。
很多人在反思，为何富有的香港人不快乐？而国民人均生产总值不到香港二十分之一的不丹，97%的人民却认为自己很快乐。
不丹的快乐经验源自于前国王吉莫．辛吉．旺楚克（Jigme Singye Wangchuck），他不以经济发展为优先却以建立一个快乐的国家为职志，以平等、关怀与生态的理念让不丹成为快乐大国。
二零零五年，不丹成为全球各大媒体的目光焦点，他所创造的“不丹模式”，提出的“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理论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成为美国、日本等一些国家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十分感兴趣的经济学课题。
所谓“不丹模式”，就是注重物质和精神的平衡发展，将环境保护和传统文化的保护置于经济发展之上，衡量发展的标准是“国民幸福总值”。
不丹追求“平等”与“平衡”。不丹人认为真正的穷是无法再施与他人，只要有田、有房子他们就很满足了，因为是佛教徒，不杀生，所以由印度进口肉类，餐桌上鲜少有肉食，但他们吃青菜或乳制品一样感到满足。这种快乐不是来自于外在物质的欲望满足，却是来自于信仰与观念的知足。
近年虔心礼佛的刘嘉玲说：“我一到这里就感觉心里很踏实、很平和，我看到这里的人快乐不是因为物质上的丰富，而是精神层面的满足，终于明白为什么大家说不丹是‘快乐国度’。”
也许，不丹的经验正好给忙碌而追求物质的香港人一个反思，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快乐一些。◇
(本文转自第80期《新纪元周刊》)
http://mag.epochtimes.com/083/5114.htm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