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理当很艰难。如果它不艰难，每个人都会做这件事。艰难..是让它伟大的原因！”
——1992 年，电影“红粉联盟”（A League of Their Own ）中，由汤姆‧汉克（Tom Hanks ）饰演的吉米‧杜根（Jimmy Dugan ）的对白。
本书很多内容是谈论为何我们必须接受资本主义的显着缺点。过去二十五年的事实，让以下见解获得支持：相信经济会自我修正是错误的。
经济理论和中央银行必须根据这个观点，重新调整其作业方式。不过，本书也认同市场驱动型经济体的优点。未来几年，可能危及经济繁荣的新风险，将很有可能出自人们对自由市场的根基失去信心。
所以，我们现在可能因采纳融合左、右派的折衷策略而遭到挞伐。在这最后一章，我将为本书论点做个总结。我将以这个基础架构为论据，帮助政府为2009 年大规模拯救行动进行辩护。
我推测在这场经济危机过后的几年间，可能会有些因素将对经济繁荣形成威胁，我会一一说明这些因素。
动态重述
当好景长期延续，风险偏好就会上升，高不确定性业务的借款成本降低，资产市场则上涨，风险愈来愈高的融资活动也会持续增加。
到了景气扩张期的末期，金融体系其实已陷入一种恐怖平衡的状态。到最后，只要一般商业界出现一点点衰退，就会引发严重的金融市场动荡，并对实质经济体系产生冲击。
此时经济陷入全面紧缩，衰退程度远超过一般人的想像，比一般商业界失衡情况还严重。所以，明智的央行官员必须体认金融体系剩余的不稳定本质，出面与风险偏好升高的趋势对抗。
全球环境动态下，必须形成新共识
1990 年代末期，“亚洲传染病”发生期间，亚洲经济陷入深度衰退，资产价格的上涨也终于达到终点──那一波资产价格上涨，是受已开发国家的外国资金流入驱动。
葛林斯班的“谜题”（尽管联准会逐步紧缩货币，但多数美国人的借款成本却降低），则可以视为中国的宽松货币战胜了美国央行的紧缩企图。欧洲银行业在2008 年危机中的受苦程度，不亚于美国银行业，更彻底说明世界金融体系彼此高度相关的本质。
所以，从全球观点而言，各国央行官员面临两个问题。他们必须压抑风险偏好上升的趋势，不过，因外国资本流入产生的推波助澜力量，却有可能导致这些努力大打折扣。历史告诉我们，政策协同可以做到，但只在危机期间才可能实现。
所以，要让货币政策的成果更臻良善，各国央行官员必须对彼此应担负哪些基本责任达成新共识。1970 年代大通膨时期过后，全世界产生了维持低通膨的共同承诺。
而在2008 年危机过后，全球央行官员必须体认，我们必须投注相当于1980 年代关切薪资与物价剩余的注意力到潜在资产市场剩余上。
经济理论不是豆子袋
各国央行官员不太可能独力设计出一个回应风险偏好与资产市场的新策略。在此之前，必须先重塑主流经济学理论。认定右派理论可永远让大野狼难以越雷池一步，这个想法太天真。
诚如我在本书一贯强调的，金融市场动乱是资本主义不可逃避的一环。不过，2008 年全球危机的规模着实太惊人，这个世界也正为此付出惨痛代价，这一切多半是由于世人对经济基本面的见解受到误导所致。
更简单来说，我们可在主流经济理论和现代财务学的数学楼台中，找到2008 年金融市场危机的根源。所以，经济理论家们必须摒弃对数学的狂热，集中心力打造符合经济现实的新共识。
新共识必须明确体认到“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是透过金融市场进行”。当然，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知道事实的确如此。不过，这个不证自明的事实，必须成为总体经济学思考的基石。
捍卫经济主流思想的人，可能会提出无数解决各种经济情势的研究报告。然而，我们传授给大学生的主流基础架构，以及政策制订者习惯使用的简化模型，却只给予华尔街配角的地位，从今以后，这个传统必须改变。
经济运作的超级标准格式化版本，必须涵盖各国央行、资产市场与一般商业界的互动关系。
如果各种标准的模型承认以下残酷且明显的事实：风险企业的贷款利率与它们在股市集资的成本，足以成为决定一个经济体的宽松或紧缩水准的因素，经济理论将会使先前产生不利影响的货币政策，产生更直接的成效。
如果隔夜拆款利率上升，金融情势却变得更加宽松，就像2004 、2005 年间的情况，这就明确显示一个全新的政策环境正在产生，这时不管央行的公开宣示为何，也不管隔夜拆款利率趋势是否上升，政策将变得愈来愈面面俱到。
要将金融市场提升为主流理论家心目中的主角其实还算简单。不过，承认资本市场存在重大缺陷，将对传统模型形成更大的伤害。在一个时时刻刻都处于不确定状态下的世界，驱动风险偏好的社会心理学动力必须成为新共识的一环。
但悲哀的是，专业界以前就曾因承认这个不证自明的事实而受到伤害。诚如在前面几章谈到的，经济学界人士向来有个令人难堪的习性──“重新发现”事实。在目前环境下，我们必须重新解读凯因斯与明斯基的洞见，并奉为指南。
行为财务学的新洞见，也必须成为主流结构的中心要角之一。事实非常简单：理论学家欠政策制订圈这个人情，而这件工作愈早完成愈好。
缓和大规模减债行为的打击
当经济陷入深度衰退，资产市场剩余很快就会成为遥远的记忆。对政策制订者来说，最首要与最核心的挑战有两面：阻挡全球金融市场下跌的恶性循环，同时限缩全世界经济受损害的程度。
政府官员必须面对家庭与企业风险偏好大幅降低的问题，而政策制订者也必须努力和世人“降低负债（用来支应未来业务所需的融资）依赖程度”的强大欲望对抗。总之，这时没有人愿意冒险，所有人都想提高储蓄率。
1930 年代时，凯因斯告诉经济学家，当大众转向节约，结局注定失败。如果每个人都试图储蓄，需求降低将导致生产、就业与所得大幅减少，这将对一般商业界造成大屠杀般的后续影响，并进一步导致华尔街的忧虑加深，资产市场则面临进一步的卖压。
唯有政府和中央银行采取积极行动，才能破解这个负回馈。2008 年年底，我们见到政府干预民间部门的作为遭到抗议，说好听点，这些抗议是虚伪的，但更严重的是，这些抗议将产生危险的不良后果。为何不让市场下跌与破产案件自然发展？我们在1930 年代就试过这个办法，不过结果非常可怕。
本书的中心焦点之一：试着了解在什么情况下，世人会改变承担风险与使用负债的态度。2009 年的残酷打击导致整个世界都受到影响，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必须试着了解人们在何种情况下有可能改变其风险态度。
是什么因素导致2000 至2007 年期间（见图表16-1 ）家庭负债大幅上升？显然的，答案是一般人相信房价将持续上涨。相同的，担心房价下跌的强大焦虑感，也一定会促使很多美国人在未来几年试着降低自己的负债水准。
这时政府施行以稳定房市为目标的积极政策是非常正确的，相同的，对很多家庭来说，减税将让他们在不须缩减支出的情况下提高储蓄率。@待续…
摘编自 《资本主义的代价》美商麦格罗.希尔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台湾分公司 提供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