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20日讯】本人叫詹荣妹，女，54岁。户籍地址：天潼路646弄20号。2005年4月24日起，向中央有关各部门申诉与控告，在2004年7月9日9时，本人遭到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政府公开组织与实施非法、野蛮、暴力手段毁灭我生存住房，在现场我遭到暴力棒击下的严重伤害。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病历卡记载，2004年7月9日9点33分入院，已处于昏迷被抢救中。有病史记录：脑水肿、严重呼吸衰竭、底血压、肝炎、腹水、心功能衰竭等症状为证。
这是由上海闸北区公安特警设置警戒线下，由辖区原户籍警（警号033618林云峰，现已沦落为另案刑事犯罪份子）带领上海联富房地产有限公司的职工，我被他们手持凶器追逼下，只得逃到自家宅地三楼的屋顶，处于孤立无援断绝生路的境地，若向下跳当场死亡。这时张道财一伙的凶手恶意制造现场，我被逼无奈下只得将家中用于消灭蚊、蝇的敌敌畏洒在周边，目的是警示凶手停止犯罪行为。在其胁迫下，我无奈的洒剩了最后一点的敌敌畏喝入口中，愤怒的喷向凶手张道财，立即被凶手张道财棍棒猛击倒下，并殴打我当场昏死。直至2—4小时后，因有机磷渗入体内及头部的伤害才会继续处于昏迷。经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全力抢救，我从11天的昏死中苏醒，由重症监护室抢救40天，转上海市闸北区长征分院继续住院抢救，至2005年2月18日，缺乏人道是，我没有痊愈就被强制出院。总计：因伤瘫2个多月，经224天的抢救治疗才起死回生，并带有严重的后遗症强制办理出院，现在我流浪生涯至今，这是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政府及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勾结奸商，直接涉嫌违宪、违法、犯罪，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性！
2009年9月25日，我向北京全国妇联组织求助：希望维护妇女的合法权利不继续遭受侵犯，恳请关心老年妇女的生活处境，呼吁其帮助我结束悲惨的流浪生涯，当谈话完毕后，却被送到北京的久敬庄接济站。同月26日12时10分，我被送到上海市府村路的接济站，13时左右又被上海市闸北区北站街道信访科的蔡国平等5人接出该接济站，在违背个人的意愿下，以强制措施将我劫入沪b：63737面包车内，该车上共有8男2女看管者，强行送至苏州西山的农户家三楼，我就这样遭到非法拘禁。还有同街道的金婉珍，她于24日已被非法拘禁在此。（看管者共8男4女12人，非法拘禁着3个女的）。
所谓的“近水楼农家乐”，这是没有营业资质的黑店。仅是苏州西山农户的三口之家，“老板”一人
要担负起15位“客户”的饮食起居。这位“老板”特别会精打细算，白天无热水供给，晚饭后才供应几小时的热水，家里不备冷藏的冰箱，也不饲养家畜。一日三餐不可能烧出适当量数，他将每顿剩余米饭积聚起来，作为第二天早晨稀饭的原材料，其中的馊饭也不怕人吃了食物中毒。一面是农村没有营业资质与卫生条件开设的黑店，另一面因非法拘禁人员，有权故意在降低成本，双方都在追求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却对被非法拘禁者的饥饿也就不当一回事了。
以下发生的纪实更能说明问题。
27日中午，大家吃了一会儿饭，就出现了盆底朝天（7、8两的韭菜要分成二盆，14—15人分成二桌），饭后我向“老板”提议：“你是看钱提供菜势，但最起码提供的菜的数量要合理些……”。蔡国民回答：“吴志明（上海市政法委书记）的规定，是给你们吃盒饭的，现在我们已经把桌饭吃你们了，不满足去找吴志明讲”……。
28日，早晨醒来我的腰痛得难起床了，走路都成了问题，连牙齿也不能刷。林林（监管人）见了立即拿出自备的伤膏药给我贴上后，经过2小时左右的活动，勉强从三楼到楼下去吃早饭。真没想到今天的稀饭比昨天馊味更浓了，桌上只有：咸辣椒、咸老姜、辣榨蔡，我无奈地吃了一点，只得向蔡国平提出：“在上海的早饭只要2—3元，不但能吃饱也能吃得舒服，一碗豆浆两只大饼、馒头等，稀饭最起码是用米烧成，绝不可能用变质而含有馊味的饭，烧成稀饭给我们吃”。……
为了自己的健康，我再次向“老板”提出：“希望明天的稀饭要用米烧成，如果你认为用米烧成稀饭，他们给你的钱不够用，我愿意承担部分买米的钱……，要用米烧成的稀饭，这是最起码合理的健康的饮食需要……”。蔡国民在场，立即变脸色用语言羞辱我，我据理力争：“我有权力要求提供最基本的合乎情理的伙食，监狱里都允许购买合理的食品……，我在这里住了二天，睡这里的床是自备了狗皮，害得我的腰痛得行动不便了，你说来“疗养”，连稀饭都是含有馊味，我吃不下这样的饭，你要扣克众人的基本生活开支，但就应该允许我自已拿钱买豆浆吃……”。为此，他对我引发了肢体冲突，造成我再次的突发脑缺氧当场昏倒在地，金婉珍在旁见我倒地已有半个时辰的呼吸困难，语言不清、全身发麻、瘫痪等状况，明显地出现极其危急的症状，蔡国民等人却在那里无动于衷。当金紧急呼叫要出人命了！要求采取立即送医院实施抢救的措施。李玉清挥拳就朝金婉珍鼻梁打去，被在场的人挡了一下，但金婉珍鼻梁还是遭到伤害。在金婉珍强烈呼吁中，蔡国民这才无奈的叫来了苏州地区的面包车，从而我才得到送医院抢救治疗的机会，挂液及输氧10小时后出院，这算是我被劫后得到了余生。
鉴于我提出的伙食及其它事实下，被非法拘禁者敢怒而不敢言。引发众人共同指责蔡国民，他不得已决定当天晚饭后离开。随之我被一起转移到上海市松江格林乡村酒店105室。自9月28日——10月1日的晚饭前，蔡国民在终止我继续治疗后，4天内除了10只苹果（每顿一只苹果），其余的就是盐开水，他故意扣克了我应该享受的病号饭，这种做法连基本的人道性都不具备。金婉珍特为此以绝食抗议一天！很显然这是在拟似的监管场所，由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政府的干部，公然犯有嫌疑其虐待被监管人罪！
10月2日晚饭后，我在回房的途中看见64岁的史玲娣，她的左手绑着石膏，外露的5个手指全部肿胀，故关心地问她这是么回事？她答道：“9月8日，我被非法拘禁在松江渔夫农庄，23日晚饭后，她遭到吴卫星（看管人）的殴打，左手错位骨折。上海市闸北区北站街道的车，三小时后才到事发点，由于我被殴打骨折后得不到及时治疗，求助了警方的110，当我从松江医院回到农庄，就立即遭到7人进行非法收查房间，用暴力手段抢劫了我的手机。9月30日，我才被转到上海市松江格林乡村酒店。我们那里共非法拘禁13人左右，“全城戒严”我们只能在吃饭前后的机会中，才能到室外呼吸一会新鲜空气……”。
赵岳刚视察上海市松江格林乡村酒店黑据点，躲在房间里专吃小灶饭。在 “渔夫农庄” 整天就是打麻将。他为何能高枕无忧地打麻将，因其已实施“完美无缺”的拘禁措施，由3—4人24小贴身看管1人，对不听话的不服非法拘禁者，都派上特种打手，禁戒在各自的房间内，实施名副其实的打压！再设置总的“门卫”多人。
总之，2009年9月8日——10月10日，上海市闸北区北站街道信访科科长赵岳刚，利用职权拉帮结队实施非法拘禁。上海市松江渔夫农庄13人左右，松江格林乡村酒店6人，合计人数20人左右。他蹲点的上海市松江渔夫农庄，在他领头带领下滥施淫威，顿时把松江渔夫农庄与格林乡村酒店变得乌烟瘴气，成为基层腐败的典型，他们的聚集成为专搞吃喝玩乐和赌博，男女混合同居的淫乱场所。由他掌控着本次非法拘禁措施，掌管着“稳控费”的支配权，他以“小范围稳控”为借口，实施着暗箱式的操作手段，对看管者施舍小恩小惠的拉拢手法，对非法拘禁的人员实施着不同程度的虐待，依靠克扣被非法拘禁人员的基本生活待遇，从而满足看管人员追加奖金与烟酒挥霍无度的中饱私囊。那位剥皮警察的老婆为其老公翻案，同样也从北京到上海的松江格林乡村酒店，对她不设看管人员可自由进出，又可另开小灶，还可提早2天送回家。同一性质北京回来的人员，却有着明显不同的对待。10月10日我在释放前，蔡国民叫看管我的人员赵国强，带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警察（警号：033591）进我房间，他告知：“你不可以去北京……”。我回答：“法有明文规定的你跟我讲，法无明文规定的你不要跟我告知”，“他们非法拘禁与虐待我病人，是你不履行应尽的法定的职责义务，你现在就应该依法受理查处”，事实上根本就不可能，这就证明该警察与北站街道信访科长赵岳刚都是一丘之貉！
至10月10日，这是统一释放非法拘禁者之日。上海市松江格林乡村酒店派了2辆面包车，听说渔夫农庄也派了5辆面包车，另有若干辆公安警车莅临现场指导。来到松江渔夫农庄与格林乡村酒店的这些车辆，全是来接被非法拘禁者与非法监管人员，这就足以说明：该非法拘禁行为是行政方与公安系统联手实施的。
由而我必须着重指控：上海市闸北区北站街道的信访科科长赵岳刚，他是在毫无行政执法的权利下，直接对我们实施非法拘禁，历时长达33天之久。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赵岳刚，他的行为已经构成非法拘禁罪的要件。
为此，我强烈要求：中共中央的相关各部委，以及上海市委的公安、检察、司法、监察与纪委各部门，依法立案认真查处：上海市闸北区北站街道的信访科科长赵岳刚的违纪、违宪与违法犯罪的责任！如果不予查处的话，则客观证实了——中国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完全的法制社会。而上海却是个有法不依的、属于本社会中隐性黑暗势力的、显性权贵罪恶的缩影所在、是最为典型而集中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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