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9日讯】（大纪元记者王心慈法国报道）为继续联合对抗全球变暖问题，控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世界各国将于2009年12月6日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联合国气候变迁纲要公约第15届缔约国大会”，商讨制定新的防止地球变暖的国际框架——“后京都”协议，从而取代即将在2012年到期的京都协议。考虑到各国办理批准手续均需时间，为了能够保证从2013年开始实行后京都协议，可能要在今年年底前达成相关协议。
2009年11月14日法国总统萨科齐在爱丽舍宫与来访的巴西总统卢拉举行会谈，主要就气候变化问题交换意见。双方在会后发布了《气候变化共同立场文件》，强调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希望今年年底举行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谈判会议取得成功。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萨科齐表示，他和卢拉希望这份文件能够得到更多国家的支持。卢拉则称，希望将一个“至少与现在等同的地球”传到下一代手中。
据法新社11月17日报导，为了给下个月联合国气候会议奠定基础，全球44个主要国家的环境部长闭门会谈，以期待届时能达成一项政治协定。
鉴于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和污染最严重的国家，而且中共当局一直以来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保持其经济的持续增长，可见中国民众在享受两位数经济增长的同时，恐怕还要继续忍受环境污染，并为之付出 代价。离哥本哈根会议还有十几天在后京都谈判前，看看专家对中共当局的立场。
IRIS（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所）研究助理Pim Verschuuren于2009年11月16日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中国在后京都谈判中的立场。
为充分有效地减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对抗这种全球变暖的紧迫性，增加民政和外交压力，促使中方成为后京都协议中，受国际条约约束的又一个国家。中方一向抑制国际治理气候变化的外交，且从不服从任何一个条约的约束，而京都体制表示，自1990年以来，中方二氧化碳排放量上升80％，且2007年中方已成为排放温室气体最大的国家，占全球排放量的四分之一。
另据中国环保总局的资料显示，目前流经中国城市的河流90%受到严重污染，3亿多农民没有干净的饮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2006年平均 每2天发生一起突发性环境事故，全年的群众环境投诉达60万人次。
世界最大的污染环境者和其持续增长：不可避免的包括中国，在国际排放量的前例。
对与中国在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由于中方的经济非常依赖——煤，中国经济80％的能源供应是在使用煤的基础上，它是至今为止主要的能源污染源。此外，强势的中方经济增长和快速的发展模式造成大量农村人口外流和城市化也使得中国近几十年来二氧化碳排放量迅速上升。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已经造成了局部地区深重的生态失衡。在世界上20个污染最严重的大城市中，中国占了13个，酸雨已经加速其大部分土地荒漠化的影响。这些制约中方经济增长和当地环境恶化等因素促使北京试图遏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第十一个五年计划（2006～2010年）和国际气候变化方案（2007年）首次设立的标准，新的工业能源和目标，降低能源消耗。大量投资可再生能源。
不过，北京的野心阻碍措施的执行，从中央到地方实行起来很困难。在中国各省都渴望保持竞争，从而分离的工业生产结构，并不有助于表达一致的原则。此外，环境保护部门（MEP）分配有限人力和财政资源面临完成规模宏大的操作任务。这些限制还应加上缺乏透明度的中方未来经济发展，从而低估了限制中国排放量的可能性。
因为京都国际气候体制没有建立限制中方排放量的制度,约束北京建立一个有效的国际水平的公共环境政策很困难。虽然中方已认可2002年8月的京都议定书，但由于其地位是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在议定书附件的国家被限定减少排放量的，所以中方没有正式的减排的义务。
然而，京都议定书对发达国家有温室气体排放量规定，其中不少发达国家因降低能耗费用大达到规定目标困难，清洁发展机制允许这些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吸收温室气体项目从而帮助其减排，作为自己达到减排指标的一部分——这就是京都议定书的“清洁发展机制（CDM）”，发达国家开展CDM的合作，中方几乎不需要付出任何成本，就可获得大量资金和技术，能有机会参与环境投资项目和还能减少排放量，对中方而言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所以中方一直采取积极的政策，推动接受这些投资项目。中方现在是接收清洁发展机制最多的国家（占清洁发展机制的60％）。但是，清洁发展机制不够雄心勃勃，再加上没有排放量配额分配给中国，京都议定书未能成功达到限制中方排放量增加的目的。
中方特殊性质的经济增长是使中方参与对抗全球变暖竞争的一个关键因素。中国不仅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来源，而且在以每年以三分之二的速度增长，差距越来越大，因此对抗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责任落在中方身上。
中方在气候谈判中的措辞：北方国家承担全球气候变暖责任。
对于经常性的舆论批评——中方是不付费的污染者，北京一方面反驳说持续发展是它的权利，另一方面则努力发展脱碳经济，并且强词指出一些工业化国家一样对“历史”有罪，是他们破坏环境和为保持竞争力不得不解决全球变暖状况。如发展中国家一样，中方打算继续不受任何国际条约的制约（义务达到减少排放量），并呼吁发达国家提供资金以控制全球变暖。中国一贯排在发展中国家中，以保持其在京都议定书义务中特殊的地位。中国是世界上77个代表团的代言人，其中包括130个非工业化国家。他们依靠的是中国的外交影响力，以维护他们的地缘政治利益。
2008年12月在波兹南这次会议上，北京已表示，在对发达国家中期目标作出决定之前，预备全球的长期目标。分配给发达国家的减排目标是，2020年与1990年相比要减少25至40％。它还旨使发达国家单方面作出的贡献，必须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转让，帮助发展中国家应付减排和适应气候变化。他也反对任何边境碳排放税，旨在调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公平竞争。
拟议气候立法的瓦克斯曼-马基辩论，因中方在高度的碳排放情况下生产的产品，美国国会将出台进口税计划。北京强烈反对这种税收并推卸温室气体排放的责任。2009年3月中方代表团在关于气候变化的谈判中提出，要计算使用消费品者即消费者所在场所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而不是生产消费品厂房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这注定将大大有利于中国的三分之一工业总产值出口。但是，发达国家反对用这种激进的方式重新计算的排放量。
尽管在各种压力下，中国并没有游离于自己的DEP的保护。2009年10月22日，中国和印度签署了一项环境政策合作协议，并重申他们拒绝任何具有约束力的碳排放指标，继续指定一些国家为全球变暖的主要罪魁祸首。
如何约束中国？哥本哈根和后京都的压力和前景。
目前中方的外交形势是不舒服的，它本身象征着异质性和与77个代表团内部的分歧。在新兴国家（金砖四国）和最不发达国家或欧佩克国家，全球变暖的责任，利益和控制碳排放分歧的竞争手段，并威胁谈判小组在临近哥本哈根会议时统一口径。此外，增加人均二氧化碳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中方越来越多的对地缘政治气候提出，保持持续发展的浮夸言论。根据京都议定书它目前拥有优势，但中国外交的包围圈越收越紧，谁知道它能不能保持很长一段时间的优势。似乎越来越明显，即使哥本哈根未能形成具有约束力的减排文件，这种京都制度将在2012年到期。因此，中方谈判握紧他们的立场，并指责发达国家凿沉哥本哈根试图埋葬京都制度。2009年5月，中方巴厘岛路线图会议的立场，要求发达国家承诺2020年与1990年相比仅在国土范围的集体排放量至少减少40％，（不包括所提供的灵活机制，清洁发展机制）。
哥本哈根首脑会议上，中方以务实为名的政治气候的波动，用有关附件小组中的发展中国家需要缓解外交压力的方法维护自己的经济发展。许多观察家认为，开放的中国，外交的气候可能会更受限制，特别是中美）。奥巴马访问中国这些日子，是让一个对双边关系是“新的历史起点”，据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何亚非说，美国将和中国有一个新的谈判框架，负责超过40％全球排放量。面对可能出现的僵局，在多边谈判中，美国可能寻求参与中国的双边或欧洲联盟的三边气候谈判。开放与工业化国家的合作是成功的先决条件，气候谈判为后京都建立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制度。
造成气候变迁与全球暖化的原因十分复杂，因其涉及政治、经济、产业、外贸等诸多领域，显然，后京都协议已不仅是涉及到减排的问题，而是涉及到重构世界的政经格局，所以引发很多议题，十分复杂，各个国家难以达成共识。对各国而言，推动环境外交的主要目的，除保护地球环境与促进发展外，也出自于维护自身经贸利益，避免因推动环保而丧失竞争力或遭经贸制裁。美国至今仍是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国家，他们表示要与中方直接对话，以便不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旗手。后京都议定书的减量架构与目标将如何，能否形成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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