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在家里接待了一位大陆来的客人。闲聊之际，客人对桌上的一本教科书非常感兴趣，拿起来翻看了许久。
这是一本美国大学里普遍使用的、管理类的教科书，硬皮精装，厚重的像块砖头。朋友对中国出版业很熟悉，就问买这书要多少钱。
我说学生们要买，新的大概一百多美元一本，买旧的，只要六、七十美元。修完课后，有些学生会把书卖掉，能卖二、三十元。作为教师，我们不需要花钱买教科书，都是出版社送的。
*美国教科书的“猫腻”
听说这精装的教科书居然免费，朋友非常吃惊，觉得不太可能，问里面是否有什么“猫腻”，为什么出版社会免费送书。我回答说，这里没什么猫腻，完全是学术自由和市场竞争，在共同起著作用。
准备课程时，任课教授有全权决定采用哪本教科书，从大学校长到院长到系主任，都不会横加干涉。一般来说，教师们会评估许多本教材，由许多出版社出版的，然后从中选一个作为指定的教科书。
有时，同一门课有两个时段，由两个教授来教，采用的教科书也可能不同。采用一段时间后，可能是几个学期，也可能是一两年，常常会另换一本。
被采用的期间，书的出版商会跟教师保持联系，不断提供更新的讯息。没被采用的教科书的出版商，也会不断提供各种资讯，希望它们的书会在未来被采用。
因为一旦采用，学生要花钱买书，出版社就赚钱了。一旦决定采用哪本教科书后，教师会把书的统一书号(ISBN)告诉学校的书店，让他们做好准备，然后给出版社打个电话或发一封电子邮件，要他们寄一本教师用的“Desk Copy”，外加教学辅助材料，就一切OK了。
也因此，美国大学的走廊里，不时会看见有人提着兜子挨个儿敲教授的门，问是否有旧的教科书要卖，他们好买去后再卖给旧书店。
这生意目前非常兴旺，那天我让自行登门的家伙把书架上的几十本教科书一一估价，他居然掏出一个电脑一样的东西外加扫描仪，把所有书的价钱都一一报了出来。
他报出的价格也是蛮有意思的。这个价钱与书的质量、学术水平关系不大，但越新的书、越被广泛采用的书，价钱就越高。
学校里还有一位印度裔教授，专门回收旧教科书，说是要装箱运回印度去，送给那里的学生。这倒是一个回馈乡土、具有爱国主义色彩的好主意。
*中美教育界的差别
朋友对美国教育界的这些运作十分感兴趣，又追问了许多问题。比如，你给出版社打个电话他们就寄给你，他们怎么知道你是真的，不是冒牌的呢﹖
我说应该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吧，好像没人会假冒这样做。他们可以在学校的网站上查询，也可以给学校打电话核实。但一般是不会有这样的问题的，也从来没听说有人在这方面捣鬼。
朋友接着又问，出版商会不会与学校或者某些教授勾结，给回扣贿赂，以换取教科书的订单呢﹖我忍不住笑了起来，教书怎么多年，怎么好像从来没人要“贿赂”我呢﹖
即使他们真敢贿赂，又怎么贿赂呢﹖是跟我联系的业务代表自己掏钱，还是出版社掏钱﹖自己掏钱业务员肯定不干，公司掏钱又怎么入账﹖
反正，在美国社会普遍的道德标准，以及严格的会计标准之下，这样的事还真的不太容易发生。不管别人怎么做，如果哪个出版商真的表示、哪怕暗示要贿赂，我想我会永远不采用他们的教科书，并且会立即把这样的事情揭露出来。
朋友听了之后，若有所思，也若有所失，许久沉默不语。我跟朋友说，你问的问题，思考问题的方式，倒是从侧面反应了中国出版界、教育界的现状，是不是这样﹖朋友回答说是的。
经朋友点拨，从中美教育界的对比，发现中国教育界的现状令人沮丧，不是在与世界接轨，而是与正常国家“脱轨”许多。
即使跟二十年前笔者离开中国的那个时候相比，学术的气氛、学术的氛围，似乎已经败坏了太多太多。
*海归博士的迷茫
海归博士在中国接连传来自杀的讯息，引起的同情、指责、叹息的声音都不绝于耳。以前，在中国自杀身亡会被认为是一种抗议性的示威，因为自杀者在用死来表示对社会的不满，“对现实不满”还曾经是罪状的一种。
中共在控制人们“生”的同时，连死也控制了，不允许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好在，现在是人们主动的 “自绝于党”了，对现实不满也都瞒不住了。
从修炼人的角度看，自杀让人痛惜。因为这不是人生真正的解脱，而是旧债未了，又欠下了新债。
海归博士自杀更令人惋惜的，是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还带着许多迷茫，离洞悉人生不仅没有越来越近，反而越来越远。
中国人大的校长说，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不在高校，而在官场﹔中国大学里“一位年轻处长训斥一位老教授”的场面，对国外学术界奉行教授治校的人们来说，根本就不可想像。
在这样的环境下，海归博士如果要回去谋取一官半职，谋到与否姑且不论，至少方向是对的﹔但如果是回去做学问、进入学术界，岂不是南辕北辙、可惜了在海外受到的良好教育﹖
海归自弑，错在未得人生真谛，也错在对中共治下的中国，没有正确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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