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14日讯】(希望之声《横河评论》节目)横河：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横河。今天我们和大家讨论一下，最近引起广大民众和媒体关注的一个事件，就是北大的教授孙东东说：“99％以上的老上访专业户有精神问题。”就这个问题我们来和大家讨论一下。
这个事件最早的时候，是由北京大学的法学院教授孙东东，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时候，谈到了关于中国上访户的问题。题目叫做“孙东东：把精神病人送到医院是最大的保障”。新闻周刊援引孙东东的话说：“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的说，不说100％，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
这个文章出来以后，引起了访民和整个社会的震动。很多访民到北大他的住所，到很多地方去，要讨个说法。很多访民现身说法，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证明他们上访是不得已，是因为他们的权利，最基本的权利：生活的权利或者家人的权利被彻底剥夺，而他们没有办法去跟任何人讨公道，所以只能到北京去上访。
后来孙东东出来说了一段话表示歉意，但那个严格的说不能算道歉。整个这件事情出来以后，引起网民的热议。舆论界也广泛的对孙东东这番讲话进行了批评。
孙东东讲这个话，他不是一般的人，他有一大堆的头衔，所以他讲出来的话就和一般人所讲出来的话不一样。这个人我看了一下，他的头衔非常之多，大概分成三类：一类是属于学术上的头衔；第二类属于医学上的头衔；第三类是法学上的头衔。
关于学术上的头衔，他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教授，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头衔，当然还有其他的。在医学上他本人学的是精神病学，后来他自己转到法律这方面去了，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看到他在法律方面有任何学位。结果，不知道怎么就变成司法精神病学方面的专家。他在卫生部，中国卫生法学会，还担任一定的职务，在中国医师协会也担任一定的职务，这是在医学方面的。
第三个就是法学方面的，他除了是法学教授以外，他还是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的主任，同时又是司法部和人事部全国司法鉴定人资格考核领导小组的成员。也就是说他不仅自己能够做司法鉴定，全国的司法鉴定人要通过考试的话，都必需经过他的审核。也就是说他的这种观点，不仅会影响到他个人，也不仅会影响到现在的司法界，他还会影响到将来的司法界。现在想去从事司法鉴定工作的人，都要受他的影响，所以这个问题就很大。
孙东东这一番话，事实上他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据统计现在全国，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全国的上访人数大概是在1千万左右。这1千万人当中，孙东东做过多少人的诊断，做过多少人的鉴定，肯定他不会超过千分之一。1千万人的话，他可能做1万人的鉴定吗？不可能。所以他这个说话，是没有任何医学基础的，没有参考任何诊断标准，没有进行任何医学鉴定。他这是完全不负责任的。但是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呢？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他有什么理由这么说。
首先我觉得要说明的一点是，在中国的政治生活当中，在历史上对于持不同意见的人；或者是领导不喜欢的人；或者是像类似于这样访民的，早期都是用政治上面的定罪，比如说反革命罪或者是颠覆国家政权罪；或者是扰乱社会治安罪，是在政治上定罪。
但是现在有这么一个趋势，就是把它变成精神病定罪。一般的，如果说持不同政见，或者是和政府有不同观点的话，那么他坐牢也好、被劳教也好，在同一群人当中或者是在跟他观点相近的人当中，或者普通的民众当中，都不认为这是一个可耻的现象或者是都不认为这是一种不好的事情，至少他是为他自己的信念，为他自己所追求的东西在坚持。
可是如果把他变成精神病的话，那么在社会上就划了一条线，人们认为这是一种病态，人们就不仅不能去支持他，不能去追随他，相反的要和他划清界线，因为没有人愿意把自己划到病态这一部分去。这个人他一旦被送到精神病院以后，他在坐牢的时候或者是劳教的时候，那种精神上自我的支持就被击垮了，不仅是在精神上被击垮了，而且是被药物击垮掉。
根据孙东东在这篇文章里面谈话的解释，他说：老上访户都是属于“偏执型精神障碍”。他说“偏执型精神障碍”属于需要强制的一类。他说坚持某一观点不放，这一观点就是精神病的妄想症状。当然这种说法，他是毫无根据的。
他把这些人打成精神病，可不是从今天开始的。也就是说当访民非常愤怒的时候，在指出孙东东要对此负一切责任的时候，实际上孙东东只是不过说出了在中国大陆存在了已经很久很久的一个事实，而不是今天才出现的。
为什么他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并不是说他一时口误或者是一时不当心或者是被人家理解错误了，都没有。因为他作为一个精神病的专家和作为一个法学的专家，他对这个内情了解比所有的访民、比绝大部分的人都要了解的多。在孙东东他这个领域里面，作为他们这方面的专家，他们是长期把不同政见者或者是不同信仰者是作为精神病来对待的，而且确实也做过精神病来治疗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只不是脱口而说出了一个事实而已。
中共迫害政治对手，用精神来控制的话，这已经是有很长的历史了。我认识一个人，这个人现在在德国，他叫王万星。在1992年的时候，他因为试图拉开一条横幅，要求共产党为六四事件平反，被关押，当时就被诊断患有偏执狂，被关在精神病院13年。王万星出来以后，曾经详细的描述了精神病院，他自己和其他人遭到残酷对待的例子。其中有一位就是一个上访者，因为他一再的上访，所以就被送到了安康医院，那么这个人在医院里面就被灌食灌死了。
这个安康医院是怎么回事呢？这也是中国的特色。在中国的公安系统里面，公安局自己开的医院叫做“安康医院”。它原来自己没有医院就把地方的医院收编过来变成公安部所属的医院，就是安康医院。这个安康医院在全国各地都有。这个医院就专门收置所谓的精神病人。
你想一想看作为一个公安局，它是一个执法机构，它内部要设置安康医院做什么？要设置一个精神病院干什么？也就是说公安局把普通的老百姓关起来，除了关在劳教所以外，除了把他们送去判刑以外，公安部门内部还有一个惩罚的机构，就是精神病院。在公安系统里面这已成为了一个常规了。
再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杨佳。大家知道杨佳当时被抓起来审判的时候，说杨佳的情况最了解的应该是杨佳的母亲，可是杨佳的母亲却失踪了很久一直就找不到她，最后才发现被抓起来关到精神病院去了。这个例子大家都知道，也就是说杨佳的母亲，是被当局以精神病院作为一个工具来进行迫害的，把她关到精神病院里面强制治疗去了。
在过去的10年当中，精神病院被广泛的用于迫害法轮功学员，这个已经成为国际社会长期以来关注的一个重点对象了。在海外有一个叫做“中国精神卫生观察”，是由各方面有关人士，包括很多人权人士和精神病方面的专家，他们在中国大陆收集了很多很多这个案例，就是怎么样把法轮功学员关到精神病院去进行迫害的案例。
另外，总部在美国的追查国际也进行过一次调查，从明慧网上公布的消息，大概截止到2004年4月底，当时已经确认了有961名法轮功学员死于当局的迫害。在这961名当中就有15名死难者，他们的直接死亡原因，就是被强迫注射或者是灌食多种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所致的。也就是说是被精神病院或者按精神病人治疗致死的有15名。当时估计至少有数千名，可能有5到6千名法轮功学员，曾经被关押在精神病院强迫治疗。
当时追查国际调查了4个省，北京、山东、河南、河北省，对这4个省45家医院的42家精神病医院和科室进行调查，其中有38家明确的表示在过去5年当中，就是从2004年之前的5年当中收置过法轮功学员，占接受调查医院的百分之九十。
在这其中，公然宣称这些法轮功学员是没有任何精神病症状的，把他们关进来就是为了转化他们，这样的精神病院，公开承认的就有25家。
其中被迫害致死的案例当中，有一个引起国际关注的就是山东淄博的一个电脑工程师叫苏刚。当时路透社在2000年6月18日，报告了苏刚怎么样被迫害致死的。他就是被强制送到精神病院而且一再的注射药物，纯粹就是由于注射药物而导致死亡的。
从2000年开始，世界各大新闻社，法新社、路透社、美联社等等都不断的报导法轮功学员被关进精神病院和戒毒所的案例，由于这个案例特别多，所以后来世界精神病学会在东京开会的时候和中国精神病学会达成了个协议，就是由世界精神病学会到中国大陆去，独立的进行调查，调查法轮功学员受到精神迫害的情况。
这个计划已经得到双方的同意了，结果就在他们临行之前，2004年4月份原来准备去了，就在这之前3月26日中国精神病学会有一个主席写了一封信给他，就说他们的原计划，就是原来规定世界精神病学会可以到中国大陆不受限制的调查，这一条不能做到。就是世界精神病学会他们要有限制的只能去参观中共当局指定的医院，而且在有人全程监督的情况下，由于这个要求，世界精神病学会拒绝再去进行调查。因为世界精神病学会他们去调查写出来的报告，是要由世界精神病学会来负责的，而这个报告显然是受到中共当局的干扰，这个调查一定是不准确的，不彻底的。所以他们不能够去。于是最后就没有成行。那也就是说，把法轮功学员作为一种信仰迫害的工具，不仅是广泛存在而且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
那么这是在中国大陆。事实上中共迫害人权、迫害持不同政见者、迫害信仰人士，用精神病院并不是它的创举。世界上用这个用的最多的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最早系统性的将精神病院用于迫害异己的是苏联。早期在列宁时代，列宁就曾经把当时政治局里面的好几个政治局委员，不同意他的观点的人，一起送到精神病院去。
后来到了斯大林时代，苏联有一个有名的精神病医生叫巴甫洛夫。他就根据当时精神病学发展当时的所有方法，总结出了一套如何用精神病学研究出来的方法来对病人进行一种治疗，让他放弃他政治上的信仰，而改变他的政治观点。这种方式后来把他叫做“洗脑”。朝鲜战争时期这种方法被广泛地用于给美军战俘洗脑，西方人对洗脑这个词就“Brainwashing”，就是从朝鲜战争的时候对美军战俘所使用的精神病手段，才出现这个名词，这个名词就是这样来的。
到赫鲁晓夫的时代，赫鲁晓夫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他说：苏联境内没有不赞同苏联共产党的人，没有不赞同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人，而只有精神病患者。也就是说在苏联境内，只要你不同意共产党的观点，你不同意共产主义制度，你就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就可以把你送到精神病院。
再另外一个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古巴。古巴采用比较多的方式，就是用脑手术的方式，就他们用手术切除脑的一部分，使这个人从此以后就不能再去想这些政治的问题了。就说把他们治疗好了。这种脑手术的方式，也是在精神病的治疗方面的一种方法，那么在古巴，把他用于政治犯。
讲到孙东东所谈到这些问题，因为他本人就是司法界的权威，所以我们就要谈一谈，把正常的人，把访民，把不同信仰者，说成是精神病者，在法律上有些什么问题？
根据孙东东的讲话里面，讲到了说是根据刑法的规定，只有公安机关有权收置这些精神病人进行强制治疗。所以他说把需要强制治疗的精神病人关起来，是对他人权，也是对其他人的人权最大的保障。这是他说的。那么也就是说，是不是在中国法律上允许这样做。
事实上，在中国，现有的法律条文里面，刑法当中的规定非常含糊，刑法当中说的是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经过法定程序鉴定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该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就这一句话有关系的，“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就这么含糊的一句话，竟然就在公安部内部设置了安康医院，在全国各地设置了安康医院。广泛的把民众关押在安康医院的精神病院里面。
为什么在法律上面这么的不清楚？中国精神卫生法，早在1985年，就开始讨论要立法的问题。就是说怎么样用法律来规范精神病人的诊断、治疗，一整套的处理方法吧！到了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居然还没有立法。今年在3月份的时候，才有一位人大代表告诉大家说：现在中国的精神卫生法的立法已经列入了人大的立法计划，二十多年了。
我们比较一下，在中共的系统里面，有些法律，立法非常非常快；有些法律，立法非常非常慢。最快的我所知道的，就是5天，人大常委会，在1999年，10月30日，做出过一个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这个决定，被人们称之为所谓“中国的反邪教法”，当然它不是法律，只是一个决定。但是后来，在司法判决的时候，很多采用了这个决定。这个决定只用了5天，为什么说只用了5天呢？是因为在那个月的25日那天，当时的中共党魁江泽民在接受费加罗报主编的书面采访的时候，把法轮功打成邪教，就是这么一句话，人大常委会，立刻就在5天之后，就通过了这个决定。
如果说这个决定，也算是有一点立法的意思的话，因为人大常委是一个立法机构，才用了5天，而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精神卫生法，居然二十多年才刚刚列入立法计划。为什么呢？我想就是因为，凡是在中国大陆，立法的时候是恶法的，就说是对当局有利的，对当局维护统治有利的，那就打破一切常规，用最快的速度立法；对当局有所约束的而对广大民众有利的，这些立法过程，就非常困难，或者是恶法要取消也非常困难。
我们举个例子，就是劳教制度。劳教制度起源于1957年的时候，公安部的一个临时决定，当时是为了镇压反革命。后来到了82年的时候，国务院批准了公安部的一个报告，根本就不是法律，结果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今天为止，人大呼吁了这么久，法学界呼吁了这么久，要求取消，就是取消不了。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办法去进行讨论。要知道国务院是在人大之下的，国务院本身还没有立法权，公安部也没有立法权，结果这个制度竟然存了这么久，是因为这个制度，变成了共产党的一个私刑制度，它不是一个公器而是一个私刑。
这就牵涉到这个问题了，为什么现在要把精神病院迫害访民，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我们看，在中共的制度里面，它除了这个法律是为它服务的之外，但是法律为它服务，它必须列出法律条文，因此它要公开违法的话，就有很多人会去跟他辩，很多人会用它的法律在法庭上辩护，尽管它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不让别人辩护。现在有很多大陆的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因为按照中国的法律， 中国的宪法，中共政府竟然打击了十年以后，居然没有一条法律依据，就是说它没有禁止过法轮功，没有一条法律依据。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律师能够为法轮功做无罪辩护。
中共为了统治它必须要在这个法律条文之外找到一些它的私刑，就是不用经过法律程序，没有严格的规定，它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就是“法外的制裁”。最早的时候就是收容制度，后来这个收容制度由于孙志刚被打死，被迫取消了。
现在有一个另外的制度，类似的制度，也在实行，就是“戒毒制度”。在戒毒所里面关押了很多异见人士和法轮功学员。
另外一个就是现在大家正在讨论的要取消掉的劳教制度，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么万一劳教制度进入讨论以后怎么办？它们觉得，第一劳教制度可能受压力太大，可能要有所约束。第二个，就是说劳教已经不足以应付当前中共所面临的危机了，所以很可能它要增加一个新的它的工具，那么很可能就是要把精神病院这个制度给提出来，提出来以后公开化。
我们说这个精神病院制度一直存在，只是没有在社会上如此广泛的为人所知，那么现在为什么这样子说一下，就是让大家有一个思想准备，那过几天它再来一下，反复的刺激，到最后，就让它变成了一个事实，那大家就拿它没有办法。
中共越是统治危机的时候，它就越需要法律之外的非常手段，因为这些手段是没有办法被监视，没有办法被监控的。这件事情，它并不是一个个案。就是作为孙东东来说的话，他不是第一次出来，就一个社会事件或者是一个公众事件来发言。我们看到在三鹿奶粉事件的时候，他也出来讲话，他说有时候媒体、网友关注的偏，偏在也走极端，上来先讲什么索赔。他把人家对三鹿奶粉事件要求索赔，说成是走极端！损害了这么多人的健康要索赔，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还说什么呢？说：没有必要给有关部门找麻烦，你麻烦找的越多、越去质疑，可能越不利于事情的解决。这就是他所说的话。他还去保证说，我们国家市场销售的奶粉绝大多数是保险，三鹿事件应该是意外事件，偶发的不属于群发事件。作为一个司法专家，作为一个精神病学专家。他去保奶粉的险干什么？事实上证明，当时就查出来22家奶粉，甚至可能更多，都是有三聚氰胺的，不仅仅是三鹿。而且这个事件显然在中国毒食品根本就不是偶发事件，确实属于群发事件。作为一个司法专家，不可能不知道。
他所说的话带政治性，他是站在政府的角度去说话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访民会非常担心，就是因为他发表的意见，并不代表他自己，他代表政府。在很多情况下，是站在政府的立场上。
这个事情出来以后为什么孙东东他不道歉？他出来说的这句话，我并不认为他是道歉。他说：中国新闻周刊杂志，其中一些内容，因为我语言表述不当，引起一些争议和误解，对此深表歉意，如果因这些内容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在此诚恳的致以深深的歉意。他只承认可能是语言表述不当，还有一个是别人误解了他。所以如果这些内容伤害了感情，他道歉。他道歉是伤害了这些人的感情，而不是道歉他说错了话。在整个这一段当中，他从来没有说过，他说的话错了，只是说别人理解错了。事实上就是坚持他所说的话，他不想纠正，他不想收回。为什么？是因为这真正是他这番讲话的原因。因为这是对于上访的访民作为一种社会歧视的工具。
在以前把一个人打成反革命，那大家都要躲着他，现在这个意识形态失败了，就是说把任何人打成反革命，都不可能孤立他，也不可能把他名声搞臭了。所以现在要用另外的东西，把他们要想打击的人名声搞臭掉，精神病人就是一个棍子，来代替以前意识形态的棍子。
在中国事实上没有人有言论表达的自由，他能够在中国新闻周刊发表，他也不是一个自由发表的言论。特别他还是个北京政协委员，我们知道，政协在很多提案当中，在很多当时发表的个人言论当中，事实上他们是执行了中共的政策，而对异己，对不同政见，对不同信仰进行迫害的。全国政协委员潘家铮，就在政协有过个提案，这个提案就是如何把拒绝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开除公职、开除军职、开除教职，是他在政协发言时说的。所以不是一个一般言论的表达，而是代表政府在迫害人权。
而作为专业人员，他的危害就更大了，同样是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精神病研究所有一个主任，叫张彤玲，她曾经把很多法轮功学员作为精神病人治疗，而且她还建立了一套理论，这一套理论广泛的传播，这也就是后来为什么各个医院，很多医院都采用这种方式，是因为有人用理论的方式来证明这一点。
这些人作为专业人员，他为了配合中共的一个政策，而不惜加入人权迫害的行列， 而且不是一般的参加。他们不是一般的警察，接受上面的命令去打人、去抓人。他们是用他们的专业知识来支撑中共的政权，来支撑中共的对人权的迫害。孙东东这一次的精神病论，就是配合这种形势下产生的。
在中共目前这个统治之下，它需要全面的压制上访，压制民意。从2005年的新的《信访条例》开始，就不准访民上访，不准越级上访，要把事情解决在地方。这么多年过去了，各地截访的，愈来愈严重，而且截访打死人的都时有所闻。现在又加上一个精神病论，实际上和2005年不准越级上访的新的《信访条例》，贯穿一起就是真正的今天中共所鼓吹的和谐社会的本质。
(据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横河评论》节目录音整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