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2日讯】感谢互联网，使我这个久居欧洲一隅的人，也有机会看到国内的文艺节目。前不久上海“满城争说周立波”的时候，我也好奇地欣赏了被称为“上海活宝”的周立波的表演。余秋雨曾高度评价这位滑稽演员，说上海“一百年也不一定能出一个周立波”。
手持机关枪、眼戴蛤蟆镜，在“○○七”的背景音乐中，周立波独自一人登上舞台。他诙谐幽默，妙语如珠，令观众爆笑不止，形成了一道大众狂欢的风景。周立波自称为“海派清口”的表演，在上海创造了巨大的票房神话。
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滑稽小丑，因为著名小丑总是在某种社会氛围中应运而生的。从这位元上海活宝身上，我们可以认识当代中国都市中产阶级的趣味与审美观。如果拿西方的“脱口秀”以及中国传统的“滑稽”来比较，还可发现，在周立波标新立异的个体表演中，回荡着北京中南海的主旋律。
周立波表演中的“时事灵魂”
不甘心自己的表演仅仅像传统滑稽那样说学做唱，周立波很热衷谈时事。他说︰“海派清口着眼的是当下的事，……我一定会在第一时间里把现在社会上发生的人与事搬到舞台上，融入到我的节目中来，时事是我作品的灵魂。”他认为自己的表演偏重于逻辑，主题是很严肃的。余秋雨也赞扬他说︰“周立波的表演最难得是在笑话背后融入了社会思考。”
但是，当我们品味周立波表演中的“社会思考”时，不禁哑然失笑。这哪里是个人的思考，这不过是将中南海的思考，以滑稽的形式再现和演绎一番而已。被认为高雅的周立波和小沈阳之类低俗搞笑明星不一样，他在节目中敢于拿美国总统布殊和法国总统萨尔科齐寻开心。
这就令人想起一则笑话︰一个美国人自豪地对一个苏联人说，我们敢到白宫门前骂美国总统。苏联人也自豪地说︰那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也敢到克里姆林宫门口去骂美国总统。前苏联垮台之后，俄罗斯人终于可以到克里姆林宫门口去骂自己的总统了。但中国人仍然如此不济，只能在嘲讽别国总统时获得自慰式的快乐。
有人认为周立波的节目具有突破性，因为他有勇气模仿、调侃温总理。其实这不是勇气而是精明。看准了当今总理强烈的作秀欲望，周立波模仿温家宝“有腔调”地面对飞鞋巍然不动，面对脏兮兮的孩子一张苦脸说︰“我们来晚了。”这就成功地塑造了总理的亲切、开明的形象，对此，中共领导人自然心领神会。
周立波自己有很清楚的说明︰“我的出发点是崇敬与赞美，我本身对这些领导人是怀着一颗很崇敬的心，所以，我会想到要去模仿他们，演绎他们鲜明的个性。我模仿和演绎的桥段，都是因为我非常佩服他们当时应对棘手问题的智慧，出发点是好的，心态是阳光的。”
在评说历史的《笑侃三十年》，周立波大侃上海人衣食住行的变迁，感谢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举动，却对三十年来的社会阴暗面，如政治失衡、社会不公和官僚腐败等等视而不见。周立波还嘲笑外国人擦香水是因为有狐臭，并高调发出大中国民族主义的宏伟想像︰“世界关注的焦点将不再是白宫，而是故宫。”
西方脱口秀和中国滑稽的社会批判
国内有人将周立波的表演视为西方“政治脱口秀”一类，其实是貌似神离，二者在精神本质上完全不同。西方公众自认堂堂的国家主人，是养活了政府官员的纳税人，他们的脱口秀展现普通人的悲欢，对国家领导人及政府政策评头论足，嘻笑怒骂，竭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绝不会感恩戴德去谄媚当权者。
早在中世纪，欧洲的滑稽演员们或纳入宫廷，或到处流浪。流浪者使用各地的方言即兴表演，无情地嘲讽权贵和压迫人的制度，给低层人民带去笑声。莎士比亚在他的名作《李尔王》中，塑造了一个职业小丑的形象。这个小丑以低贱的姿态常跟在李尔王后面，唱一些讽刺性的歌谣，说一些引人发噱的话语，对李尔王的愚蠢行为进行评论。
一九九七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达里欧佛是一位著名的滑稽家。他在表演中像小丑般的喧闹嘲笑，讽刺当权的政治家，在意大利沉寂的空气中引起一阵阵响亮的爆炸。瑞典文学院在给予他的颁奖颂词中说︰“他仿效中世纪的弄臣鞭笞权威以维护被践踏者的尊严。……他亦庄亦谑，将笑与泪揉合起来，让我们睁大眼楮看到社会的不公和不义。”
嘲讽权贵不仅仅是西方滑稽的传统，中国古代的滑稽人物也有类似的风骨与精彩，例如司马迁的《史记?滑稽列传》记述的优孟、优旃等倡优的故事。那些具有幽默天赋和高超语言艺术的倡优，常常灵活巧妙地批评残暴荒淫的统治者。中国古代的优伶，大都在表演中“取其诙谐，以托讽刺”、“廓人主之偏心，讥当时之弊政。”
从什么时候起，中国优伶可贵的“讥刺弊政”传统就失传了呢？从什么时候起，中国的曲艺演员开始迎合政治人物了呢？自一九四九年之后，即使像侯宝林那样的相声大家，也开始在自己段子的字里行间，插入对当权者的歌颂。
而周立波的海派清口，一味赞美本国统治者执政的丰功伟绩，离传统的风骨就更远了。有报导说，周立波自认是个“特深刻”的人，每天要看十四份报纸，考虑很严肃的话题，例如︰什么是老百姓心中的“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的定义究竟如何表达更易被普通人接受？
为什么周立波不能不谈政治？
那么，是什么驱使一个娱乐大众的民间滑稽演员，自觉地把宣传“三个代表”与“和谐社会”等党的政策当作自己的使命呢？即使不谈政治，周立波也不至于像他的恩师──滑稽泰斗周柏春一样在文革中蹲牛棚；即使不谈政治，周立波也能像赵本山一样挣大钱。
按照一位国内评论者的看法，赵本山的小品里只有一些取巧媚俗的底层智慧，而上海人周立波跟赵本山们是不同的︰“赵本山可以不谈政治，上海人却不能不谈政治。因为中国近代很多大事件都发生在上海，一部上海史，就是半部中国近代史。”这就道出了周立波的上海特征。
如果周立波可视为上海文化或者上海人的代表，那他表演中歌颂“三个代表”与“和谐社会”等内容，是否真的反映了普通上海人的心理？如果我们正视现实，看到一场又一场掌声雷动的演出，就不能不承认，周立波的言论确实反映了当今上海中产阶级的普遍心态。虽然周立波的表演有雅俗共赏的特点，上至市长等中共高官，下至失业女工，都喜欢他的有趣段子，但从总体上来说，他表现的内容及其趣味，例如衣食住行和股票，都是属于中产阶级的。
这就是中国中产阶级的吊诡之处。一方面，中产阶级及其公民社会对改革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另一方面，中国中产阶级有着与生俱来的弱点。由于国家对社会资源和财富的占有，在财富分配与权力上的垄断，上海中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经商者、技术官僚和文化人等等，都是当今共产党政策的直接受益者。
几百年前，西方中产阶级喊出了“无代表不纳税”的口号，向执政者要求自己的政治权利。但中国中产阶级由于他们自身的先天不足及其依附性，由于他们享受新富生活的好心情，喊出的却是对执政者的一片赞美和感谢之声。可见，中共当局依仗他们所掌握的物质资源，已经从心理上灵魂上收买了中产阶级。
因此，哪怕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票房价值，周立波也要为取悦中产阶级而大谈政治。今天中国的中产阶级俨然以为自己就是国家的代表了，这种象征性拥有国家的感觉令他们爱国爱得很起劲，周立波的“世界关注的焦点将是中国故宫”之类的豪言壮语，因此特别受欢迎。
中产阶级成为政治改革的阻力
当中国中产阶级在周立波们所提供的娱乐中尽情狂欢之时，广大失业的农民工和贫困者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那些因为要求自己的权利而受到迫害的人，是被他们冷漠、轻蔑甚至嘲笑的。就这样，曾被民主力量寄予厚望的中国中产阶级，走到了民主的对立面。
吴国光先生在《改革的异化与政治危机》一文中说︰“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份子总体的心态，它的价值取向，恐怕已经很明显了，就是不愿意看到民主化。”这里指的是一类已经成为中产阶级的知识份子，他们中有人明确表示，只要经济发展和繁荣，不需要政治改革。
在历史的这种畸形发展中，周立波一类乐唱北京主旋律的艺人，成为新专制主义在政治高压手段之外的一种“软力量”。海派清口的表演充斥着民族主义情绪、盛世情怀和中国崛起的高调，这些论调可帮助形成有利于执政者的社会心理。然而，缺乏政治改革的中国，很难应付未来更多的社会挑战。中国的民主化转型终将获得机会，只是不知道需要多长的时间和多大的代价。
二○○九年六月十八日
原载《争鸣》杂志2009年7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