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21日讯】在今天纷繁变化的中国，每个人都在竭尽所能寻找幸福。有人说，它在别人认可的目光中，在一些叫做地位和金钱的东西里。为了别人眼里的成功，我们被迫放弃了心灵中一致的价值。当寻求自由的心灵在历次所谓的运动中被消灭殆尽时，茫茫人海，凭良知而获得成就，并得到完整幸福的人，便成为中国的稀有，无法让人相信它的存在。
今天，我们为您找到了前中国国家男篮名将陈凯，作为这稀有的一例，为您讲述他寻找真实存在的幸福的故事。下载观看
第二集： 我的篮球
八一队有人说像个大旅馆一样，来的人很多，呆的人很少。在这个过程中训练有时候会过度训练，过度疲劳，因为你拚命，营养又不是很好，休息更没有。因为每天除了训练之外就是政治学习。我长期的有一种失眠，长期思考很多事情，那么最后甚至有尿血，撒尿出来都跟酱油似的。等于在一个边缘上，这个边缘你随时随地都可能垮下去。你是用意志撑着。意志撑着一直往前走。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幸运，我没有垮掉，很多人垮掉了。
那么这个时候，在八一队我经历了第一次出国，到巴基斯坦去。我在飞机上的时候我看到喜马拉雅山，我有点不太敢相信是真的。因为我向自己证实他们在撒谎，我向自己证实了我确实存在。 我的存在不是由他们决定的，我的存在是由我自己决定的。他们说我出不了国，我出了，他们说我做不了的事情，我做了。我觉得我要向我自己证实我是自由人，我就要打回国家队去。
1975年时候，我曾经到阿根廷到墨西哥访问，在墨西哥的时候我第一次跟美国队交锋，当时我第一次观察美国队队员们，他们的言行举止这方面，我就发现与众不同，跟其他所有队员都不一样，他有一种非常的活力，人们自然的活力，自然的对激情的一种追求、发挥。而且又非常有纪律，所谓有纪律，就是如果教练叫他们干什么，他们马上跑过去跑到教练那个地方。在中国有一种被动的抵抗。就是教练、领导让干什么，我宁可慢慢腾腾的。
最使我觉得感动的一件事，我看到了在美国队的替补队员为场上的主力队员鼓掌，这个现象在中国队里我从来没见过。给我也是一个深刻的教育，也是一种安慰。我觉得世界上居然有这么一种社会，在里面生活的人居然是这个样子。希望自己比别人好和希望自己比别人坏，完全是两回事，是两种方向两种态度，一个正向一个负向。可是在中国处处充满了这种负向的思维。
在那天晚上我们住在一个旅馆，我们就找到美国队房间，我们自己找到美国队房间。找到美国队房间我们就用那些小扇子，出来那些小的中国的礼品，跟他们交换美国的东西，当时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举动。没有人敢这样做，尤其是一个邪恶帝国，是一个在中国是说的比什么都坏，最坏的东西，对我们居然有这么大的吸引力，我们能够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去到他们的房间去敲门。我从来没有想像过能做这种事情，从来没有想像过，但是我做了。
我进了那个房间以后，我就发现，那个感觉太不一样了，世界上能有这样一种人，非常真诚的一种人。 他又跟我换鞋，换一些小东西。
交换礼品以后，我回到房间以后，“梆梆梆梆”听到有人敲门，敲门以后，来了我一个朋友。也算一个朋友，还算在八一队比较好的朋友。敲门他就讲，他说教练让我们把所有的礼物全部退回去，把所有我们拿到的全部退回去。当时我就火了，我当时我内在就爆发了，我说根本没有门，我说根本没有门，我说你告诉他让他滚蛋。
可是你知道那是冒了很大风险。等于你跟教练直接对抗，那不是开玩笑的事情。这都是人生重大的选择。当时这个队员，这个队员他当时就有这种想法就是他想入党，他跟教练住在一个屋子里，他怕得罪教练，所以他把东西还了。我当时我在想，你跟人家交换东西，人家对你很真诚的，你却是一种胆小的这种懦弱的人，会把东西还回去。你怎么跟他讲，你讲什么东西，你跟这个美国队员讲什么东西呢，我心里这种愤恨，我看到人性的软弱，人的软弱，他会为了某种利益上的东西，会放弃这种原则，人的尊严没有，也就是你基本上你承认你不是一个真实的人，你是一个奴隶。别人叫你怎么弄，你不做不行。从那时候我开始对美国产生一种重大的重新思考，所以我非常非常想到美国来。
我当时那场球，在他们决定是不是要我的那场球的时候，那我打得可能是我一生最出色的一场球。我就觉得人非常平静，精力、注意力达到最高的境界。根本如入无人之境。有一种感觉：人像飞起来一样。
英文里有一个词叫作integrity. 其实它是完整，人的完整，它从灵魂上到肉体上到精神上到智力上面都要一致，球才能打好。可是在中国的这个环境里，都是基于把运动员整个扯得支离破碎，从他精神到肉体，到他的生活到他的情感，到各方面，他不是一个完整的人。我绝对不能允许他们把我扯碎，绝不能允许，我要允许他们把我扯碎的话，我这个人打球也打不好，而且我永远也不会尊重自己。
迈克尔乔丹他球为什么打得那么出色，他整个人是完整一致的，他不是支离破散的，精神在一块，身体在一块，这样球打不好的，运动员是非常要求一致的。 他在场上做的每一个决定，瞬息之间所做的决定，都要做得正确，他才能打出非常出色的篮球来。
一九七六
1976年天安门事件我也是亲身经历。因为我对这个社会产生了种种怀疑。我找了各种借口到天安门。那时侯八一队已经宣布不许有人到天安门广场上，禁令啊。但是我对这个社会充满了怀疑，找了种种借口到天安门广场。
我照了一些相，当时我在政治上并没有这么敏感，我就觉得把软片送照相馆冲没有什么问题，结果没有想到这个照相馆的人把我的软片送到公安局去了，当八一队领导找我谈话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我知道我那软片他们一直在找借口没有还给我。所以整个的全总政通报我。
可是那个时候中国有一个内在的政治斗争现象可能救了我，所谓政治斗争就是当时的军队有很多人抵制“ 四人帮“ 的一些事情，他要把军队的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担心像我这样的事情被“ 四人帮“抓到对他们造成某种影响。他们把这种事情压低掉，压下来了，就没有给我送监狱或者是处分。同时第二个他们就是利用我打球，利用我的专业技能。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幸存下来。冥冥之中有人保护我。
在一九七六年的四月五号这一天，电视上照了一个周恩来照片死的时候，他那个死者这个脸面啊是痛苦到极点的一种面相。当时我就想，这么一种极端痛苦的人却是中国第二大的领导。如果中国第二大领导都成为一种牺牲品，这个社会是什么样子。它证实了我以前对中国所有的，事件发生的也好，在日常生活中人和人发生的关系也好，所做结论的正确性。所以当时我看到周恩来的那个脸部痛苦，我突然大哭了一场。抑制不住大哭了一场，为什么大哭一场？后来我意识到并不是为了他，并不是为了周恩来，不是为了中国，也不是为了什么，是一种解脱的哭，解脱的眼泪。我终于意识到，我以前所做的所有结论是对的！我可以向自己说：不管他们有多少人，有多少枪有多少炮，有多少宣传机器。我终于认识到，我作为一个人，我的精神力量，我是正确的，我所做的结论是道德的，我是一个好人。当你意识到这样，你就发现你的力量，你作为一个个体的力量真是无穷无尽的，为什么呢？当你能够在道德上认知到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良好的人。在这个时候你自由了。
那么到了1978年的时候，我的运动竞技状态达到高潮。那时候我在全国联赛里面有压倒的优势，他们没有人能够防住我，而且我的防守，攻守的平衡各方面没有人能相比的。整个篮球界也好，我们队里的队员也好，教练也好，突然的态度全部转变了。教练来说，给你入党怎么样，提干呀，这些许诺全有，从把我作为一个危险分子要不断的控制、打击、利用，突然把我捧到天上去了，如果是一个道德不健全的人或者道德不完整的人，就会被这个新的打击力量扯碎，这个新的打击力量是从另一个侧面打击过来。以前他们把我作为敌人去打击我，现在他们把我作为他们一伙的人，他们要把我纳入他们的阵营。
打完了世界军队比赛我就到了国家队，我就发现在所有的中国的运动员里，很多我所钦佩的一些运动员到最后都妥协了，为什么妥协，成了家。有了家有了小孩儿以后，你就不得不向社会妥协，你就不能再坚持原则。因为这个社会把你的家作为人质，他威胁你，通过威胁你的家人来威胁你。很简单，如果在八一队的话，你要是不听领导的话他就不给你分房子。不给你分房子的话，你太太小孩儿就没地方住。你为了这一间房子的话你要妥协。为什么，你要为你所爱的人考虑。我当时我想，我不能这样做。
当时在1976年毛泽东死了以后，慢慢的就开始有高考。我当时念头就是要上大学。正好有政策说全国优秀运动员可以优先录取在体育院校，我就申请了北京体育学院。我马上就退下来了，我从国家队下来以后，我马上就退下来了。我再也不给八一队和国家队打了，为什么？你的道德概念已经到达一定程度，你再也不能允许自己成为一个奴隶，因为你是一个自由人，因为你所做的事情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向你证实你自己是自由人，自由存在，幸福存在，真理存在，存在。只是他们不承认存在，没有关系我向自己承认存在。
我这么做了，而且我做到了。当我做到以后我没有任何打球的动力，虽然我热爱这个运动，但这个运动被这些邪恶的势力所挟持了，来控制我，使我成为一个螺丝钉成为一个工具，成为一个奴隶。我不能成为一个螺丝钉成为一个工具，但是我又要热爱篮球。也正是因为我对篮球的热爱，我才退出了篮球。正是因为我真实的热爱篮球，我再也不能用我的篮球为他们服务了。 再也不能了。在那个时候做出重大的道德选择。那是我打球打得最好的时候，我说不能再打了，不能再打了。
我就决定退出，那我就，等于是做了小的手脚。证实我心脏有毛病，但是并不是我心脏有毛病，而是我的心已经跟他分开了。
遇到苏珊
我退下来以后，马上就到北京体育学院。在北京体育学院进修。在北京体育学院进修期间我就认识了我的太太。我太太在北京大学也是打篮球的，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也是在打球这方面认识。
我在跟她的交往过程中，我就发现有一种真诚的东西，这种真诚的东西就是说她不是假的人，她也不是什么被环境所塑造的人，她是一个真实的真人。这对我非常非常宝贵，因为我在中国没有看到真实的人。要不然你就妥协，要不然你就走入邪恶，要不然你就软弱被别人欺负，要不然你就绝望，最后自己导致自己灭亡。
我在北京的时候，我的未婚妻给我做了个生日，我非常感动。没有人把我作为人看，我都是工具，被人利用的问题，除了我自己把我作为人看之外，我还没有碰到一个人把我作为人看。我在中国没有过一天我的生日，我在中国所过的生日不是党的生日，军队的生日，就是毛泽东的生日。有人尊重我，作为一个人，知道我的生存我的生命有一个特殊的意义。他们来庆贺这个特殊的意义，我感动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我能发现这样一个人，对我来说的话是一个重大的发现。有很多语言是可以沟通的，很多道德上的语言很多东西是可以沟通的。
当我跟我太太准备结婚的时候，我感觉生活刚刚开始。
见证六四
当时我回去的时候呢，是偶然机会回去的。我父亲是八八年去的世，我母亲就跟我提出来要回到中国看我哥哥。正好碰到天安门（事件），我是作为一个见证人，当时并不是一个参与者。
我到天安门广场去，跟学生交谈的时候，确实人多到什么程度，你自行车骑不了，就根本挤都挤不动。
这个头上所扎的带子就是，我不知道是市民扎的还是，我想应该是市民或者是工人所扎的，因为它讲的是声援绝食，平等对话。这个带子，说明了中国很多普通的民众对政府和人民之间关系的理解。你在西方一个正常的社会，一个伟大的社会，绝对不会把政府加在民众的头上，绝对政府不是民众的主子、主宰。
可是你想想一九八九在天安门广场上，中国人本来不应该跟政府平等，政府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一个伟大的社会，他应该是在民众之下的，是为民众服务的。甚至说，基点的说，民众用一种合同的方式让政府给自己服务。他只是一个仆人的概念，他绝不是主人。你这个政府如果是压迫民众的话，你应该从舞台上退出，让出。你是一个罪恶的政权，罪恶政府的话，你没有资格跟我平等。这是一个正常的人就是这样思考。
为什么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上面人们会提出平等对话，就说明人对政府，对伟大，对这些基本的概念没有一个正常人的理解，没有一个真正一个自由人的理解，一个追求真理的人的理解。没有这样一种理解，他们的理解就是：哦，ok，政府一直都在我们上面。那么今天我们要要求平等来对个话。也就是说当这些民众在要求平等对话的时候，他们就被屠杀了，被宰割了。更不要说我所想要看到的一个中国，是政府完全在民众之下。这就是自然的状态，也就是真正正义的和道德的状态。除了政府在民众之下之外，我不接受任何一个政府将政府摆在我头上。
所以在这个基点上，我认为所有的中国人应该反省你对政府的理解，你对伟大的理解，你对什么是合法的理解，你对什么是正常国度的理解，你对什么是自然状态，什么是自由的理解。都要重新思考。
（陈凯六四后接受电视台采访）为什么要带一个黑箍，因为人的生命，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非常宝贵的，不要说死了那么多人，就说死一个人的话，在天安门广场这样一种事件里面的话，我觉得也是不能容忍的。
人生很短暂，但是它的意义在哪儿？我父亲的去世给了我一个重大的一个动力要写这本书。我觉得有些话他想讲的可能没有讲出来。我有一种冲动，把他所讲的，他所想讲的能够用我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是一种很大的动力。同时呢，我又意识到天安门事件发生了，一个人去世了，多少亿人有一个重大的国家的事件。这个中间有没有联系。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也不是所有的人有勇气看到这种联系。
当一个社会你所产生的这个文化价值，不把一个人的生命作为一个存在，你可以任意的蹂躏，任意的侮辱，任意的消灭，任意的杀害，任意的折磨，然后你可以说我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是代表十亿人的利益去折磨你一个人。
我父亲的去世和这天安门事件就是这样被联合起来的。在我的思维里面就这样的被结合起来。为什么我把它叫做一比十亿也是在这个概念里，如果一个人的命都不重要的话，我不认为你这个社会的人数再多会有任何的意义。
如果一个人的生命都可以被任意的践踏，他的一生就这样过去了，他的权利不被任何人尊重，没有任何人懂得他的一生，好像就是烟消云散。我觉得我是不是要这样生活，还是我选择另外一种生活，这样生活是我珍惜每一秒，珍惜每一个时刻。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