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朝谎言有奖征文
法轮功的《转法轮》的第七讲、关于杀生问题是这样阐述的:“杀生这个问题很敏感,对练功人来说,我们要求也比较严格,练功人不能杀生。不管是佛家、道家、奇门功法,也不管是哪一门哪一派,只要是正法修炼,都把它看得很绝对,都不能杀生,这一点是肯定的。”
50年代中期及此前出生的中国人,回忆1959年至1961年这段非常时期,一般称之为“三年苦日子”,而官方则用“三年自然灾害”。在此期间因饥馑而非正常死亡(饿死)的人民多达3000多万人,是8年抗日战争期间因战乱死亡人数的一倍半。在人类历史上,这是和平时期因饥馑死亡人数的最高纪录。这样一件亘古少见的惨祸,在中共官方的正史中却一直用“特大自然灾害”以遮蔽。
读了赵明的文章《从红朝谎言中觉醒》和司马泰的《一位大陆留学生心中的仇和恨》引起我的反思,我想我有必要把我成长中的一些经历与感受讲出来,进一步净化自己,同时以史为鉴,彻底看清中国、中华民族与共产党党的真实关系。
当你走在路上,人们都像躲瘟神似的对你退避三舍﹐对你唾骂鄙夷;当你回到家中,家人不敢让你进门,一双双异类的眼神把你驱逐出境;当你所爱的人都离你远去;更没有人敢爱你……天高地广却无你容身之地!当你莫名其妙地被逮捕入狱;当你被冠以邪教徒的名誉送上断头台;你是年迈古稀的老人、你是年过花甲病魔缠身之人、你是已到中年身心疲惫之人、你是青春年少之人;无论你是为了减少病痛...
我是从小在“社会主义好”的歌声中,在父母“要永远听党的话”的教诲中长大的。尽管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也吃过“塑料窝头”(用白薯面做的),并常以黄酱代替蔬菜下饭,但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原子弹,氢弹的上天,心里留下的还是党如何“伟大,光荣,正确”,“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
翻着旧报剪留,有某先生写高行健荣获二千年诺贝尔文学奖作品读后感。其中有一段是:“……我恳切期望:在神州大地或地球村的其他部分,能出现几位张行健、李行健、或者是高翔健、高飞健,像高行健一样,来当直笔的太史叔、太史季、秉实疾书,把中共统治几十年的历史,特别是土改、三面红旗的历史,再写几部佳作
中共维持其统治有两大法宝:暴力与谎言。暴力容易被世人识清,最典型的是六四时期履带上沾染鲜血的坦克。也容易得到全世界正义人士的一致谴责。心虚的中共使用暴力时也不得不有所顾忌,面对反对它的人群不敢随便开枪开炮了。但中共每天每时都在说谎,报纸上,电波中,对内,对外,说个不停。它除了谎言简直不会说其他话了。其说谎的方式也多种多样:理论,人物,历史,声音,文字,数字...
1999年4月25日,万名法轮功学员齐聚中南海外围,一时石破天惊,中外轰动。对此同一事件,社会各界的评论却截然不同。国际社会高度称赞“中国政府开明接受百姓建议”,“中国民众素质提高”,而大陆的官方媒体则在7月20日镇压法轮功后对此进行了连篇累牍的口诛笔伐,声称是法轮功学员围攻中南海,是1989年政治风波以来最严重的政治事件。
谎言比真话更有诱惑力﹐在明白人少的社会更是如此。不能明辨是非﹐就会为大小骗子提供可乘之机。红楼梦评论有一句话最让人叹为观止﹐就是”一日卖出三千假﹐三日卖不出一个真”。这是人性的弱点﹐经常被骗子们利用。任何可以以带来利益回报的东西﹐都会有人追求。谎言也不例外。碰到小骗子倒也罢了﹐损失不大﹐碰到窃国大骗子﹐霉头就不得了﹐几世不得翻身﹐甚至于万劫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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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对中国和共产党的历史具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天安门是中国两种文化——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文化和人民大众文化的汇集点。寻求正义和要求申冤的中国人经常来到位于紫禁城入口处的天安门向皇帝请愿。1919年5月4日,民族主义者在这里举行了游行,最终导致了五四运动的发生。五四运动才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可是当共产党领导的,不、就是共产党的政府,通货膨...
记得自己上小学时﹐不论什么大小场合﹐总要听到“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这首歌。歌词大概是这样的﹕“我站在海岸上﹐把祖国的台湾省瞭望﹐日月潭边波在胸中荡漾﹐阿里山岭涛在耳边震向。台湾同胞我骨肉兄弟﹐我们日日夜夜把你们挂在心上。”
我记得我在小时候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仿佛成了一个不用怀疑的道理,任何人都会接受并赞成。即使许多人认为共产党虽然建国后没干好事,给中国带来不少灾难,但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功劳还是有的。
从五四青年运动以来,中国热爱民主、热爱自由的热血青年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唤醒了中华儿女为自由、为民主而斗争的意志。而抛洒一腔热血的结果得来的却是大一统、中央集权、专制独裁、等级秩序、自上而下的官僚联姻、高高在上的专权帝国。曾经为之呼吁呐喊的“民主”代表,一旦获得了“皇权”所有的民主也只能为之擅呼万岁,稍有不从者也将会被“军事”打击。当集权被分散、专制被削弱或...
中文学校的一间教室是法轮功的练功地点。我找到那儿时﹐他们还没有开始练功。闲聊几句﹐发现他们都受过良好教育﹐且热情友善。我问学功是否要交费﹐他们笑笑说﹐这里谁来都是免费学功﹐他们则是义务教功。我也笑了笑﹐心想共产党的“敛财”之说看来真是“狗眼看人低了”。
1989年4月15日下午﹐我陪出版社老陈到北京饭店会见澳大利亚朋友。下楼时﹐我在电梯内碰见了香港文汇报驻京的一位熟人。他迫不及待告诉我们胡耀邦逝世的噩耗。我感到心头沉重得象压上了石头。
1982年3月的一天﹐我终于结束学业﹐并如愿以偿,被分配到我的第一志愿------中共中央直属西苑机关﹐即中共中央调查部。当干部局的老郭把我﹑英语系77级的小杨﹑法语系的小程从北京外国语学院用车接走﹐我对未来的一切﹐茫然无知。心底只有一个念头﹐天生我才必有用。
人到欧洲后,虽饱尝自由的甜头,却难免思念故乡,过去我总往好的想,所以两次决定海归,然而这两次故乡行一次比一次用残酷的事实击碎了我的美梦。在欧洲享有人权和自由的我不可能再放弃这份人的尊严而重新沦为独裁专政的愚民亦或受害者。
张志新离开我们已经28年了,在我们更加真切地呼唤民主和法制的时候,我们却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1979年中共曾引以为荣的英雄张志新,却逐渐在从中共的英雄谱中消失。这为什么?任何有良知的人都应当注意这种变化。几年来,我一直在图书馆、阅览室、英特网上整理研究这方面的资料。在有限的有关张志新的报道中,都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笼罩着,尽管如此,它们还是或多或少地透露了...
女儿属猴,92年出生的,今年不满十一岁。生她的时候出了医疗事故,我差一点儿命丧黄泉,一家人也跟着受够了折腾。她奶奶时常说:“也不知道这孩子是个什么大人物,来的时候这么惊天动地。”
多年法西斯暴政压制着中国人民,已到忍无可忍的时候,1976年3月25日南京人民蓄积已久的愤怒爆发了。工人、学生、机关干部、解放军……纷纷走上街头,一幅幅反对法西斯暴政、要求民主的大标语,一首首悼念周恩来的诗歌,贴满了闹市区鼓楼广场和新街口广场。
震惊中外的六四屠杀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大转折点,从那以后共产党的阵营便分崩离析,中共虽用暴力和谎言维持了政权,但也与“共产党宣言”背道而驰,名存实亡。
“小家”的涵义都很明白,但“大家”的概念其实很模糊了。没有几个中国人认真思考过这个“大家”,一个扭曲人民心灵的理论在中国横行了50年之余,而且至今还支配着绝大多数国人的思想。
中南客先生强调斯大林下套,中国吃了大亏,史实是这样,堵死了铁托接受美国援助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模式之路,给中美两国牢牢拴住敌对状态22年,大陆被封锁、隔绝了28年,农村饿死人无数,城市人苦熬了30年。
严密的新闻封锁在特定条件下的确是可以奏效的。我自幼直到成年后很长一段时间一直以为“抗战八年蒋介石躲在峨眉山”,国民党对日寇未开一枪,是中共领导抗战赶走了日寇以至中学时代偶然看过我父亲当年的日记后感到十分惊愕,日记中简短但不间断地记录了我父亲当年在国民党军队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期间随该部队打日本的经历,我父亲曾在战斗中杀死过日人。后来也知道我姑父,一位当年冯玉祥...
利令智昏的毛泽东声誉每况愈下,而忠厚务实的刘少奇获得了更多的支持。毛泽东曾经也假惺惺的说“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刘少奇已威胁到毛的统治地位,毛泽东再次耍政治手腕,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央首先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由毛亲自任命陈伯达为组长、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这个小组为毛泽东排除异己立下了汗马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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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5月12日),俄罗斯总统普京替换了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Sergei Shoigu),并提名擅于经济的前副总理安德烈·别洛乌索夫(Andrey Belousov)接替防长职务。在俄乌战仍在继续之际,这一决定令人出乎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