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在20世纪中国报业史上,要说纯粹的民间报纸、白手起家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报系,不能不提到成舍我开创的“世界”报系,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开创的“新民” 报系。
1929年,经徐志摩的介绍,青年沈从文在上海认识胡适,并因胡适的推荐而登上大学讲坛。虽然他在《新月》发表过文学作品,在新月书店出过好几本小说,深受徐志摩等人的赏识,却不是“新月社”成员,始终是个文学“单干户”。
以往的历史早就反复地证明过,那些曾被世俗嘲弄为蜉蚍撼树的力量,往往在人们意想不到的时刻悄悄地改写了历史。 有勇气去做注定不可能做到的事,仅这一点就值得肯定,值得我们为他们鼓掌,勇气是产生新思维、通往新思想的的第一个隘口。
回望历史,改变了王朝体制的辛亥革命马上就是整整百年,这块土地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依然生活在与百年前惊人相似的历史困境中,曾苦苦地困扰过梁启超、张謇、孙中山、袁世凯、宋教仁们的问题,今日仍苦苦地困扰着为这个民族的未来焦虑的人们。
辛亥革命发生之初,《天铎报》总编李怀霜主张慎重,不敢称起义者为“义军”,当时各报也是称“逆军”的多,陈布雷认为不可附和,就称为“革军”,并在报上连续发表《谈鄂》系列评论,一共10篇,传诵一时,“布雷”之名溢于沪杭一带。《天铎报》发行量达到4000份,几乎可以与《神州日报》、《民立报》、《时报》、《新闻报》并列。
殷海光的悲剧命运,以及他在20世纪中国走过的道路,都令人叹息、令人深思,近年来,随着他的著作和有关他的著作,不断在他最终未能回来却从未忘怀过的故土问世,他作为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影响了台湾社会转型的知识分子形象,已在许多年轻或不再年轻的读者心中定格。
在近代中国企业家自身建造的公益传统中,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已超越了农业文明时代对一般是造桥修路、济贫扶困的低水平诉求,从张謇开始,起点就很高,他们把自己办企业推动工业化的行为融会在带动整个社会发展、提升城市文明的现代进程中,融会到这个国家对民生的关怀之中。
梦想是人类的翅膀,没有梦的人生是暗淡、乏味、平庸的,一代报人王芸生前半生的故事就是一个追寻梦想、守护梦想的过程,随着梦的陨落,他的翅膀被折断了。
曾经风云际会,这批集中在临时大总统身边的年轻才俊,以后走的是不同的道路,一直从政的反而不多。
契约是商业文明的根,商业就是从契约这个词为原点向四面八方伸展出来的。那么它的背后是什么?商业文明的背后是政治文明。
真正的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应该教什么?很简单,就是公民教育,教你作为一个公民有哪些权利和义务、对这个国家有哪些责任。权利和义务是双向的,有义务的人必然拥有权利,如果没有权利,就没有义务,享有基本权利的人就有保卫这个国家,为这个国家牺牲、奉献的义务。
我最不满于共产党的是它对于民族精神的蔑视。共产党的理论,重视阶级而不重视民族。他们的革命的策略是世界上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国内的一个单纯革命党,它是听命于第三国际的,它是世界革命的一环,它是为阶级斗争。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惧怕胡适的思想,根子就在于胡适所提倡的独立思考、独立判断,重怀疑,重实证,与毛的愚民政策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毛企图以无所不在的思想灌输、强行洗脑等,使普天之下莫不膜拜、盲从,最后将天下变成他一个人的囊中之物。在这个意义上,他才要对离开大陆的胡适进行缺席批判,当作一个靶子来打。
章家敦的声音完全被封锁在大陆之外,这是当局不喜欢、也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声音,与此相反,约翰·奈斯比特则成了座上宾,备受礼遇,被捧得神神乎乎,而这本书本来就是天朝授意他写的。
“新生活运动”最大的缺失就是价值错置,其中强调的那些个人生活规范,都只是为了规矩,服从,守纪律,而没有自主地为这个社会服务,做一个负责任的公民这类内容。
一元开户、零存整取、整存零取、礼券储金、教育储金、通知存款、旅行支票……今天看来,也许都太平常了,但是当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推出这些举措时,在中国金融业都还是创举,很多人颇不以为然。
批评是文明社会的基本属性之一,是人类不断改变自身境遇的一种努力。批评就是承认人的有限性,承认体制的不完善和社会的不完美,呈现了人性当中自我省察、自我提升、自我完善的趋向。
卢作孚是一位知行合一的人,肯动脑子,能下死工夫,在他身上,我们依稀可以看到比他年长40岁的张謇的影子。
在辛亥前夜、人心思变的中国,才华、热血集于一身的青年汪精卫这些诗句不仅打动了爱慕他的华侨少女陈璧君,也打动了许多的中国人。当他决定北上刺杀摄政王时,就有赴死的心理准备,一旦刺杀行动失败,被捕下狱,他自然不抱生还的幻想。
“三一八”惨案的发生,不仅把段祺瑞送到的历史的风口浪尖上,他的政治生命由此终结,也导致了国民军在道义上的失败,整个北洋主导的时代可以说因此落幕。
无论袁如何掌控舆论、查封报纸,都不能将这些或私下或公开的不和谐音消除,这不仅是袁世凯的无奈,而是权力的无奈,毕竟权力之外还有公道,权力之外还有历史。
1949年以后,1957以后,特别是1966年以后,无数优秀知识分子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仅这个题目就足以让后来的许多学者皓首穷经研究一辈子。 1966年9月2日夫妇双双选择自杀的傅雷就是其中之一。
研究20世纪中国文化史、学术史、思想史,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吴宓日记提供的是第一手的材料,其中不光有事实,还有他作为独特的个体生命留下的心灵轨迹。
那一刻,离一个王朝的垮台已近在咫尺,社会到处潜伏着深层的危机,朝廷不知,官员不知,一般民众也不知,表面上整个社会仍是一派祥和,因此,这场前所未有的博览会也没有特别森严的戒备,没有如临大敌的检查。
相距不过一年,望天低吴楚,眼空无物的石头城,已是金陵王气黯然收。
共和代替帝制,这当然是个巨大的进步。尽管近百年后遥望武昌,中国仍在“进步”的途中。
那水从她记忆的深处依依而来,汩汩淌出,没有夸饰,没有抒情,没有任何的躁动不安,仿佛将尘世的所有浮华、纷扰都过滤尽了。那水是活水,从民国流淌至今,无论时代的风浪如何颠簸不定,无论不可抗的外部环境如何几经变迁,都挡不住生命中那些暖暖的回忆。
亲历拆迁,我更切身地体会到拆迁制度之陋和制度变革之迫切。希望越来越多的公民自我觉醒,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时,都能不退缩,站出来维护权利、抵抗权力,让既得利益集团每一次的侵权行为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从而逐渐造成一个有力量、负责任的公民社会。
军队应属于国家,不可使军队与特殊主义发生联系,……不可属于一党。
慈禧太后一生杀人无数,没有一次像这一次深受中外舆论的责备,沈荩因此被誉为“中国史上第一个殉职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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