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4日訊】黃翔專稿：再看高行健——答國內外友人問
問：你怎樣看高行健？
答：是個有才气的优秀作家。
問：瑞典文學院認為他的《靈山》是一部“20世紀無与倫比的杰作”，你說呢？
答：优秀同“杰出”或“偉大”有距离；就正如高行健同托爾斯泰、羅曼٠羅蘭、普魯斯特有距离，顯然，《靈山》同《追憶逝水年華》不可同日而語，特別是后者所表達的內在生命的全部丰富性，至今足以令人震撼！
問：你是否覺得你同高行健存在太多的分歧？ )
答：恰恰相反，我覺得我同他有諸多相似或近似的地方，如關于所謂“純文學”的看法、小說創作形式的不确定性或流變性、虛無人生中的對隱逸文化的心靈追尋，甚至我們的出生地雖然在湖南、江西兩省交界的地方，但僅隔几十里地，那一帶山清水秀，出了高行健贛州人以為在于山水靈秀。但我覺得高行健有一种几近文化人格的缺失，令人十分遺憾。他是個精神冷漠的人，無論對人還是對這個世界，如男女之間，他的作品所表達的只有欲，僅僅是欲，沒有一絲一毫的情。与其說是他的超脫，不如說是他的人生一大不幸！一個人活在世間不愛人也不被人愛，是你厭惡了生活，還是生活厭惡了你？活得令人絕望！因為我們活著，總是怀有期待，不僅是男人和女人之間，也包括人和世界之間。高行健對世界也是冷漠的，他不僅作為一個人不愛人，也不愛這個世界，對別人的苦難漠不關心，拒絕責任、良知和道義擔當。在他看來，對苦難的關注，對社會暴虐的反叛和抗爭都是可笑的、令他“超現實”地厭惡的東西；而不自問這种“厭惡”和“嘲笑”是否极端自私、苟且和怯懦的遁詞？！對于他個人，抱什么人生姿態是他的自由選擇，但絕不是值得鼓勵的傾向，這是有悖于諾貝爾文學獎的崇高理想精神的。
問：不知你是否注意到高行健的先后兩次表態，一次是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前“六四”時期，他表示有生之年，不再回到那個极權主義的中國；一次是獲獎之后，表示他不會借獲獎的國際聲譽去批評中國政府？
答：這就是高行健！他的表態是根据不同的需要。他所追求的是個人苟且的自由，不是使生命向上升騰的健全的自由，包括對別人痛苦和普遍自由的關注。他前面的話是說給西方听的。事實上，中國和体制是兩回事，而人制定的体制也可以由人去改變的。你可以對某种社會体制不喜歡甚至持批評立場，但并不等同于你不愛生你養你的一方水土，在情感和精神上割斷同你的家國故園及同時代人的任何聯系。高行健并沒有受到多大折騰，在中國那個体制下，他曾有幸受到過完備的高等教育，并且曾一度享有上演、出版和發表自己作品的机會，他完全沒有必要如此宣布同“中國”的徹底決裂。多少真正受到過那個体制傷害的人，對往昔的痛苦卻持寬容態度、對中國卻仍然滿怀感情并對它的未來滿怀信心。他的后一句話是說給當政者听的，也大可不必，你批評或不批評誰無須向誰去表態，而獲不獲獎并不是我們對世界包括中國是否持□議或批評立場的先決條件。一個人格獨立自主的人在任何時候都可以表達自己的見解并維護自己言論自由的權利！不管這种見解和自由言論是否能為被受到批評或抨擊者所容忍和接受。一個精神獨立的人，在任何時間和任何空間條件下都是獨立者，他不因時空條件變化或堅持或放□自己的言論自由和精神獨立。高行健活得很無奈、很苟且，他并不持本質意義上的本真□議，他也拒絕這樣的角色。自由對他而言只意味著自私，因為他只關心自己的一己利益。包括他所聲稱的只僅僅為自己寫作，似乎和社會群体沒有任何關系，既然“冷”到這种程度，就大可不必追求發表并坦然接受人類社會授予的榮譽包括諾貝爾文學獎，因為這個獎的理想傾向的普世性，絕不獎勵一個只為自己苟活而對普遍自由冷漠無情的人！
問：你讀過高行健的作品嗎？
答：以前讀過他一本談小說寫作的小冊子。后來讀過他的一個劇本《夜游神》。他有個好象名叫《車站》的劇本，印象中類似荒誕戲劇《等待戈多》，屬模仿之作。最近去找來讀了他的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主要作品《靈山》和《一個人的圣經》。
問：你怎么看這兩部書？
答：前面已經談過，他是個优秀的作家，他的“小說”有他自己的寫法，正如我自己有我對“小說”的認知和寫法。縱使一些同樣优秀或更优秀的小說家及有自己欣賞習慣的讀者可以認為他寫的不是小說。這里無須去評說誰是誰非，他高興怎么寫是他的事，你愿不愿意讀是你的事。對所謂“純文學”的看法我們是一致的。他的《靈山》是去貴州、四川、湖南竄來竄去寫的，也可以當游記去讀，當然它也是旅游觀感、道听涂說、筆記、小品、議論构成的小說。其中有些文筆极為精彩。它沒有完整的故事，但似有似無的靈山本身就是主題和隱喻。它的散亂無序并不意味著作家不懂得怎樣去貫穿組織情節，相反讓人讀了覺得作家有份瀟洒的才情，這本書的內容包括了許多東西，如草海、道士、巫術、龍燈、龍船節、原始森林、土匪、雜耍、孝歌、野人傳說等大多是貴州風情。其中貫穿一路拾來的女人性的描寫等等。這是一部优秀的作品。作為一個自由作家，高行健的作品，同那些自覺不自覺受制于“党的文學”的作家的作品相比較，無疑更优秀、更具有普遍的精神价值。但其文學語言及創作實力，置放在整個當代中國文學的背景上來考量，高行健并不具超越別的作家之上的人文綜合成就。瑞典文學院對《靈山》的評語，認為這是一部“20世紀無与倫比的杰作”，可以解讀為其視野中的中國文學“無与倫比”的局限！高行健的另一部作品《一個人的圣經》除了性事，所触及的文化大革命，只給人“造反派”、“走資派”、“紅衛兵”這么一些浮面和簡單的印象，他根本沒有抵達這場“革命”文化的運動的本質和深處，更遑論對半個世紀來廣義的中國文化大革命及中國人的苦難的触及。它很難給人以思想和精神力量的震撼。相反使人感覺高行健象一□飄浮血海上的球，“厭惡”血海，又置身其中；飄來蕩去，又無關痛痒。對人們的痛苦投以漠視；對生命的抗爭极力回避，除了過把癮，當了几天机關造反派的頭儿，見好就收，最后乾脆做個漠視、等閑人間疾苦、超乎“善惡之外”的逍遙派和旁觀者。我怎么也難以得出“這是一本描寫文化大革命最深刻的書”的宏論。面對中國空前絕后的這場浩劫、以及半個多世紀來“廣義文化大革命”的人間慘劇，高行健的作品所傳達的，多了一份苟且，少了一份血性！他的文化人格所表現的，是對良知的輕蔑和嘲弄！
問：大陸青年學者如摩羅、余杰等人對高行健獲獎持支持態度。
答：這是就高行健所崇尚的自由文學与极權文化相比較而言；更具体來說是針對中國文壇和中國作家協會漠視高行健自由創作及其成果而言。他們為自由中文創作受到肯定而高興；也為拒絕自由至今甘愿在意識形態箝制下制作偽劣文化產品的作家而憤怒、而羞恥！如果我們將高行健寫文化大革命的書同大陸新型人文學者的書如《恥辱者手記》等放在同一的良心的天平上，那么我們將毫不猶豫的作出判斷，后者較之前者更具良心和血性！傳達出更多的時代和生命信息!更為中國人所需要，也更具可貴的人文价值！
問：高行健為何會与諾貝爾文學獎結緣呢？
答：這是一次机遇，中國百年無人獲獎，這也許使瑞典文學院院士們很內疚。高行健自我放逐，去國十多年，已有几個譯本，較之其他的中國作家占优勢；也較之多次提名的其他人，在評委們的眼中，也許更有實力和份量。當然也有人推荐他，馬悅然似乎對他情有獨鍾。在一些人的眼中，馬悅然“承認”或“不承認”你至關重要；能否成為馬悅然的“朋友”似乎是走向“成功”的捷徑。他們把中國人熱衷的“關系學”視為万靈藥丹，真是荒謬至极！可悲至极！好象偌大一個世界，只要馬悅然承認了你，全世界就承認了你。誠然，瑞典文學院只有馬悅然一個人懂中文，但個人總會受到諸如偏愛、趣味、學術交往對象的觀點交流或導向、對當代中國文化了解、理解、解剖和把握的層次的制約。當代中國文學是种很复雜的文化現象，它包括“革命”文學、“改革”文學、自由文學。前面兩种文學有“洗腦”和“党國”文化之嫌；后面一种文學包括處于潛流狀態的地下文學和流亡文學，它無疑是中國文學真正的命脈，是中國文學未來發展的方向，具有与世界接軌的优勢并成為世界文學的重要組成部份。如果真如那些趨炎附勢的世俗之徒所言，當代中國文學只有馬悅然一個人說了算，那就無□于精神王國里的一种絕對權威，這种情況下，權威相等于權力，誠如我們說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在這個意義上，對所謂“權威”的盲從和絕對信賴，就雷同于政治上的偶像崇拜，其結果是十分危險和后患無窮的，此种經由“權威”認可的諾貝爾文學獎的公正性、客觀性和權威性本身也就十分可疑！
問：中國現當代文學無疑擁有自己偉大的作品，据說此前中文作品沒有獲獎机會，主要由于缺少翻譯？
答：作為一种語言文字，中文在世界上為十多億以上的人口所使用。在世界文學中，中文理應同英、法、德等文字并列。中文作品應完全無須借助翻譯，直接具有進入諾貝爾文學獎評選范圍的資格。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應該有更多的人通曉中文，才能体現這一文學獎的世界性意義。中國是一個泱泱文化古國；中文是一個博大精深的世界。一個漢學家神游其中，有可能上下左右、東南西北都分不清。從某种意義上來說，碰上誰算誰，一切出于偶然，所以剛好碰上高行健。這种情況應該扭轉，偶然應該朝向必然，從相對必然中取得公信。
問：你怎樣看待諾貝爾獎這一殊榮？
答：坦然說，對個人來講，是一种幸運、一种聲譽、一筆獎金；對獲獎作家所從屬的國家來說，也是對這一种族的語言文化的某种肯定和精神榮光。
假若我們設立另一种獎，或“超諾貝爾獎”，哪怕只獎一分錢，甚至一分錢也沒有，只是一种抽象的榮譽,但卻真正代表了一個民族的靈魂并首先得到本民族絕大多數的人的認同，我想這樣的獎也無□于諾貝爾獎，完全可以与之并列，甚至具有某种超越的意義。 所以，諾貝爾文學獎實在只是基于一筆巨額獎金的前提下并以獎勵的形式對人類精神創造的一 种肯定方式，也是一种評价標准之一，但它卻不是也不應該成為絕對的唯一的標准，縱使對于所有無法抵制或超越塵世誘惑的芸芸眾生而言。
中文作家百年來第一次有人有幸獲獎是件好事。但從中國大陸到台灣到香港，全弄得抽風似的沸沸揚揚、昏天黑地，這倒真使蒼天對人悲從中來，產生悲憫之情。為什么人類中的絕大多數人總是傾向和習慣于崇尚和盲從于權威，習慣于對偶像性的權威決斷頂禮膜拜？而缺少獨立思考、怀疑和挑戰精神！更沒有人冷靜下來想一想，我們要追求和肯定的首先究竟是人類精神創造的自由還是僅僅是謀求一种獎勵對個人的認可？是個人攫取一种獎勵重要，還是首要的是廣泛獲取本民族絕大多數同時代人思想和精神的認同更為至關重要！高行建所代表的或所能代表的是什么？是他個人的人生態度和文化選擇，還是整個中華民族文化品位和文化人格血墨相承的偉大精神傳統？！
問：高行健在瑞典接受諾貝爾文學獎時，受獎詞中的表態与以往迥然相异？
答：這說明他听到并接受了贊賞的同時，也听到并接受了批評。他是否因此而成為有社會擔當的“理想”人物，這只是長期承受精神苦難的一代人對他的期許，面對一個時代選不選擇自覺擔當的角色，那是他個人的自由。他身上并未体現一种中國人所崇尚的一以貫之的精神。從他寫的有關文化大革命的作品和他歷來的言行的總体傳達，不會因他一時的表態，而改變他給人的冷漠和在不同的場合說不同的話的“机智”印象。
問：高行健認為百年中國文學或大半個世紀中國文學几近奄奄一息？
答：這主要只能就极權文化而言。
“五四”時期的文學，中國大陸地下文學、也包括“体制”內少數优秀作家的作品不應屬于此列。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涌現出一大批有成就的作家，如魯迅、郭沫若、沈從文、聞 一多、郁達夫、徐志摩、巴金、艾青、卞之琳、馮至、戴望舒，如果包括台灣的話，還應該列入林語堂、洛夫等人……五十年代以后，面對文化專制主義，具有自由精神的文化卻并沒有消失，而是以地下的潛流文學形式繼續存在，數十年來堅持精神抵抗，与官方主流文化對立并存，無疑构成了另一類的反叛文化傳統。民主牆運動因自由人文精神而孕育，也因這一精神的啟迪而引發。面對精神暴虐，文化抗爭者從未停止自由生命和生命自由的傾訴。中國地下文學或潛流文學是极權与專制的歷史條件下，中國當代精神文化的重要而特□的文學現象，誰也不能對此一筆抹殺！無論國內國外，如果我們眼中只有官方欽定和認可的文學而無視民間立場的地下自由文學、冷漠并孤立備受壓抑卻廣泛存在的這一珍貴的文學傳統，這無□于喪失人類應有的道義立場，几近良心犯罪！
拋開官方或民間立場不論，一些流亡國外或“流亡”國內的知名作家認為，具有高行健的人文成就或創作水平的中國作家，至少可以列舉出五十名以上。高行健若具備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資格，那么這些作家及其作品的生命力也絕非“奄奄一息”。諾貝爾文學獎應授予最杰出的具有理想主義傾向的作家。如果說諾貝爾獎不是冠軍賽，那只能說明獲獎作家并不是最好的；那么亞軍入選并取代可能的冠軍奪魁的權威性的根据和理由是什么呢？其原則是公平競爭還是垂怜饋贈呢？
問：高行健說過去一百年，有無數的作家慘遭殺害、囚禁和流放？
答：這說明高行健頭腦不清晰。中國絕不可能有無數的“作家”慘遭殺害；也不存在無數被囚禁或流放或罰以苦役的“作家”。被殺害、囚禁或流放的都是歷次政治運動中無聞的普通人，被視為“階級敵人”的人，或有自由政治主張或思想傾向的人。這些人被殺害的主要罪名往往都是“現行反革命份子”或“現行反革命集團”的主犯或首犯等。在中國，發出自由之聲吶喊的一般都不是“作家”，作家噤若寒蟬。因為成為“作家”是要經過官方認可的。近大半個世紀來，极個別的被殺害的作家最著名的例子是延安時期的王實味，另有著名詩人聞一多；說得遠一點，或者還可以舉出一個譚嗣同，但他只是個嚴格意義上的“砍頭只當風吹帽”的革命者。作家少有吶喊者，作家也罕有“以身試法”的革命人。過去一百年特別是大半個世紀以來的中國，情況恰恰相反，不是“無數”的“作家”被殺害、囚禁或流放，而是無數的作家俯首貼耳、唯命是從、或甘當“齒輪和螺絲釘”，或“拿起筆、做刀槍”，党指向哪里，筆殺向哪里，“口誅筆伐”別人，也“口誅筆伐”自己，他們哪會有“無數”的人被“殺害”？！如果真有那么多“作家”被殺害，反而証明許多中國作家有獨立人格和反叛精神，是我們民族的一大幸事！大半個世紀來，官方對作家包括一般知識份子所采取的方式是壓而不是殺；而作家或一般知識份子對官方的態度是順而不是反。也就是說，官方一般情況下對作家是誘惑或壓制而不是“殺”；作家對官方是忍耐、順從而回避抗爭，以求苟且偷安或“養尊處优”。
對于中國作家，香港作家馬建一針見血地犀利指出說，如果中國人都逃离极權制度，那么剩下的只有“党”和一群作家了。他們并不擔心被“殺害”，也沒有人“無數”地殺害他們，而是翹首以盼諾貝爾文學獎、渾身抽筋地等著“提名”呢。
問：高行健獲諾貝爾文學獎，有人高興，有人失望，也有朋友因道義衝動拍案而起、表示憤怒，你怎么看待這件事本身？
答：以中文寫作的作家終獲諾貝爾文學獎，應該說是件好事，前文我已經說到。 我們不必對諾貝爾文學獎的權威性期望過高，也無須對當代中國文學的總体成就評估過低。如果高行健的中文寫作也能得到世界文學的肯定，那么整個中國文學或中文文學在世界文學范圍內無疑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并具有潛在的強大競爭力。
問：有一种比較普遍的說法，認為高行健是為諾貝爾文學獎而寫作？
答：為自己寫作、為諾貝爾獎寫作、為時代和民族寫作、甚至為全人類寫作，任何一种情況都不是絕對的，我想任何一個作家的寫作也不應首先為自己作出這樣那樣的規定。
寫作就是寫作。對我來說，它首先是生命的需要。
對一個真正的作家至關重要的，寫作就是而且只能是從生命的体驗中提煉出那么一份精神的純粹；并且在生命的本真傾訴中維護和表達這种极其珍貴的純粹精神。 越是純粹的作家越是孤寂的。
純粹的心靈創造是一种溝通心靈和心靈的創造。 它不趨向于具体的“目的”，也不拘泥于笨拙的形式玩味，更不介意于一時的得失。
它是天然的精神生命，超越世俗意義上的“成功”，甚至超越世俗社會的普遍認同。 它的精神實体在宇宙生命世界中具有再生力；在歷史時空中具有久遠的耐磨性。 相對于那些稍縱即逝的東西，它絕不是一陣子的熱鬧，一陣子煙云，最后唏噓一聲，了無痕跡。
純粹是時間和心靈的積淀，也是精神創造者生命自身的饋贈。
2000年元月3日于美國新澤西太陽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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