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元專欄】 鄭義: 地球日與中國“球籍”

鄭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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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紀元4月18日訊】

一年一度的“地球日”即將到來。

應大紀元編輯之請,作一篇關於國運的簡略預測。

關於21世紀中國的預測,應當主要是關於資源總量與生態容量的預測。簡化地說,如果超過了幾個主要的生態指標——森林覆蓋率警戒線20%、人均淡水資源警戒線1 000立方米、人均耕地面積警戒線0.8畝等,這個生態系統便可視爲突破了生態環境容量,危機運行,趨於崩潰。

——這正是目前中國所面臨的無法掙脫的噩夢。

最樂觀的預測是:“中國有可能抓住機遇,克服挑戰和困難,在21世界成爲人類歷史上一個前所未有的、新興的世界大國。”“21世紀將是中國興起和騰飛的世紀。”(“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曉組”:第四號國情研究報告:《機遇與挑戰》)

——這種“振奮人心”的預測是不必認真對待的。因爲,短短六年前,同一研究小組,同一批核心學者所撰寫的“一號報告”的預測完全相反:中國土地資源“合理的人口承載量爲9.5億人”(這早已大大突破);“按溫飽標準計算,其理論的最大承載人口能力約爲15~16億人。在嚴格控制人口的條件下,2030年,中國將達到資源承載極限;若按目前人口發展趨勢看,2015年中國人口將提前突破這一極限……”——翻譯成大白話,就是到2015年中國人將衣食難保。那麽,這會是怎樣一幅景像呢?作者們繼續寫道——“此後,除非大規模地輸入農副產品,緩解農業資源的壓力,或者大規模向世界各國輸出人口,否則別無他途!”注意,什麽叫“大規模向世界各國輸出人口”?這正是數億饑民流向世界之悲慘圖景的學術性描述。

“一號報告”還十分清醒地指出:“我們不應毫無根據地誇大改革……的作用,更不應形成改革就能改變一切的錯覺,而把唯意志論作爲政策與行動的認識論武器。比較成功的改革只能創造新的經濟、社會運行機制,提高全社會的整體效益,從而緩解人口、資源、環境、糧食諸矛盾,卻不能從根本上克服或消除上述矛盾。”

如果繼續按現狀發展,“且不說實現現代化的趕超,恐怕連中華民族的基本生存條件都難以維持,中國將永無出頭之日。”

——事情並非到此爲止——越來越嚴酷的國情,正在強有力地把中華民族推向毀滅。

直接了當地說,中國的當務之急並非討論如何“趕超”,如何實現“強國夢”,而是如何挽救“球籍”。

請看以下幾組宏觀經濟數位。

經常誇耀的數位有兩個:

A、國民生產總值名列世界第七,比義大利小,比巴西大。

有三點評論:第一、這個數位意義不大,中國本來就是世界最大的國家之一;這無非是說,世界人口第1、國土面積第3、礦產資源第3的國家,總產值不過名列第7;第二、如果扣除超高投入的資源、環境成本,實際居於世界後列;第三、這種所謂“綜合國力”指標,與人民福祉、國家強盛無關,而僅與民族虛榮心、統治者的霸權心態和國與國之間“拼命”型的戰爭有關;但今日之世界,除非我們自己發動戰爭,外敵大規模入侵的可能並不存在。

B、國民生產總值高速增長,名列世界第一。

1950~1979年,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長率爲13.3%,比美國同期高3倍; 1980~1988年,人均國內生産總值遞增10.3%,約爲同期日本的2.6倍,美國的3.3倍;1990~1994年,經濟年均增長率11.7%,約爲同期發展中國家的2.2倍,世界平均的6.2倍,發達國家的6.9倍。遺憾的是,已有不少經濟學家指出:中國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産出式的高速增長得不償失,除了維持就業,以換取政權合法性之外,實爲中國經濟之痼疾。(官方一面對外誇耀“高速增長”,一面對內要求“控制速度”。)

令人絕望的數位有很多:

○中國在世界經濟總量中所占比例遞減

1800年(兩百年前),中國的生産品占全球總量的33%,歐洲占28%,美國只占0.8%;1900年(一百年前),中國占全球生産總量的6.2%;在經歷了抗戰內戰韓戰連續十幾年戰爭破壞之後,中共建政之初的1955年(五十年前),國民生產總值尚占世界總數4.7%;至“改革開放”近二十年之後的1997年(目前),中國占全球國民生産總量的比例跌至3.5%。以世界第一的增長速度幹了半世紀社會主義,生産總值占全球比例不升反降,更遠不及八國聯軍入侵時的晚清。這一組數位傳遞的資訊是:中華民族處於持續墜落中;趕超半世紀,同先進國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越拉越大。

○投入産出效益越來越低

實物投入:單位産值資源消耗率遞增,社會總産品物耗率,建政之初的1952年是42%,1987年升到56%,1990年進一步上升到62.6%。“單位産值的能耗和物耗水平還在進一步上升。”(鄧楠,1996)

資金投入:單位産值資金投入率遞增,以投資係數(或稱資金係數,即每增加1元産值所需要的投資)爲例:建政之初爲1.9元,即每增加1元産值要投入1.9元資金;此後有升有降,以升爲主,1986年上升到4.6元。單位資金利稅率遞減。以資金利稅率爲例:按照1980年價格計算的百元資金利稅率,“改革”之前的1978年爲24.2元,“改革”之初的1981年爲23.8元,1983年降爲23.2元,1986年繼續下降爲20.7元,1987年再降爲20.3元,最後竟一路降到1997年6.92元。

勞動力投入:單位工資產出率遞減,工業部門每百元工資產出率,78年爲566.9元,83年降爲518.1元,86年繼續下降爲495.5元,十年間年均下降1.7%。建築業、商業等部門也有類似趨勢。

——這幾組數位說明,同中共建政之初或“改革”之前自比,中國經濟效益越來越低。

○人均財富居於世界後列

中國人均所得爲世界第81名,即使以購買力計算,也只占到第65名,比拉脫維亞少,牙買加多。用聯合國“人發展指標”綜合比較,中國落後到107名,在阿爾巴尼亞之後。世界銀行的排名:在全球參加評估的120個國家中,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位於第96位;教育經費和第三産業産值占GNP比例分別爲102位和113位。

按照世界銀行1995年推出一種衡量國家財富的新演算法(即把自然資源貨幣化並列入財富總量),中國的人均財富僅名列世界第162,爲世界人均水平的1/13。

——前兩組數位數位說明,我們中國人是當今世界的窮人;後一組數位是說,由於資源奇缺,中國人未來可能更窮。

——把以上所有數位綜合起來,大致可歸結爲如下三句話:

中國是一個處於世界後列的貧窮的大國,是一個資源極度匱乏因而後勁嚴重不足的貧窮大國;經過長達半世紀的高速“趕超”,我們和自己所曾達到過的水平,和世界先進國家的距離越拉越遠;如果再考慮到人口、資源、科技、教育等等因素,中國將永無出頭之日。

二十世紀最偉大的自由主義先知海耶克曾談到,他得到的一個重要教訓是:不可忽視“時間因素”。他認爲,學術界對於“時間”領會遲鈍,遠不像政客、運動員和演員那樣深知“適當的時機就是一切”。他在很多經濟學著作中都試圖引入時間的因素,但在一般經濟學著作中,時間的關鍵作用——事情將在何時發生?在因果之間可能有多長的時間?——卻完全被忽略了。

這同樣是我們中國人將深感痛切的教訓。

我們都知道許多事情必然會發生,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必將出現,一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時代必將到來……等等。但是忽視了時間:事情將在何時發生?我們還有多長時間?當夢想成爲現實之際,我們還剩下什麽?仍以沈船爲例:到全體乘客可以投票表決並決議立即搶修之際,我們還剩下多少船板?

回到本文主題,挽救生態崩潰之關鍵同樣是時間:在國土承載力耗盡之前,我們能否扭轉資源與環境容量急速枯竭的大趨勢?

從資源超載角度,前述中國科學院國情研究小組“一號報告”認爲,中國國土承載力極限大約爲15~16億人。距離這一生態總崩潰點,人口是2~3億,按目前人口增長趨勢,時間大約是十五年。就限制人口增長而言,除了制度轉型,政府當局已採取了世界上最嚴厲的政策,無能爲力了。

從污染超載角度,美國派駐北京的環保官員估算,如果中國從1996年開始投注鉅資,在2004年前必須投注3萬億美元,才能徹底解決環保問題。也就是說,必須緊急投入大約25萬億人民幣,約等於中共建政之後前四十年財政收入之總和(3.3萬億)的將近8倍。如果分十年投入,每年需投入將近2.5萬億,約等於1997年中國政府財政收入0.8642萬億的2.5倍。中國專家似未進行這方面估算,但有個案可參照:據河南省漯河市環保局官員估算,僅治理工業污水做到達標排放一項,年均投入就需要6億元之巨,相當於該市每年財政收入的2倍。以上兩個數位大致相當(如果漯河市的數位再加上治理廢氣、垃圾、水土流失等各項),可互爲印證。這種規模的投入顯然是不可能做到的。如果再考慮到每年國有資産加速外流,事情就更令人絕望。這也是在說時間:可能來不及了。

——我們恐怕是在劫難逃了。

就算我們中國人愚昧如豬狗,天塌地陷前也會有點預感吧?不用海耶克提醒,民衆也感覺到國勢之險惡及時間之重要。一位大陸網友化名上網,憤慨列舉種種“末世現象”:中共高層讓子女在海外特別在美加拿綠卡入國籍“留後路”……加緊破壞環境,哪管拍屁股一走之後洪水滔天……加緊斂聚,積累逃亡資本……加強鎮壓,草木皆兵……在基本建設、金融政策、環境保護、資源利用等個方面大行“短期行爲”之道……等等,最後,他在結尾處寫道:“現在我們都清楚了,共產黨正在準備逃跑,人民應該做些什麽?是以‘和平理性非暴力’慢慢等待共產黨良心發現,等待它把民脂民膏榨乾,等待再次犧牲掉寶貴的發展機遇,還是給它一棍子,讓它早日滾蛋,早日結束國人的痛苦呢?我選擇後者,好了,我現在要到廚房做炸貪官污吏的土炸彈,明日我們再聊。”

“做土炸彈”誠然是激憤之辭。我們仍然要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這不應當理解爲一種可供選擇的策略,而是基本的人性。我們不要玉石俱焚,不要“不怕打破曇曇罐罐”。我們的百姓就剩下那麽幾個“曇曇罐罐”了。那麽,你不是說“時間”嗎?是的,要抓緊時間,誰有本事在一片資源耗盡、環境崩潰的棄地上重建家園呢?尤其令人絕望的是,我的經半世紀思想封鎖與奴化教育的同胞,從感情上根本不接受任何警訊!而相當數量的經濟學家——則如國內著名學者揚帆所言——“……與權力資本和外國資本結合,獲得了特殊地位,在中國“繁榮”(不管是真繁榮還是假繁榮)時可以分享大份額,在危機發生時卻不必分擔成本。他們樂觀得很,並且爲中國人民描繪了這樣一幅玫瑰色的圖案:增長速度就是一切,經濟發展可以自動解決一切社會矛盾……”

對於我們的國運,對於這個世界史上唯一的不曾中斷的輝煌文明,我沒有信心而唯有向上蒼的祈求!

2001年4月17日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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