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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11日訊】 最近一個時期以來﹐先後有高瞻﹑李少民﹑覃光廣﹑吳建興等在美華裔學者或商人﹐遭到中共安全部門的秘密拘捕﹐美國國務院据此在4月19日發佈一份通告﹐警告曾經撰文或從事批評北京政策活動的華裔美國人和永久居民﹐在決定赴中國大陸之前﹐應仔細評估遭到北京當局拘留的風險。這一通告﹐不但對海外華人是一個警告﹐而且也刺痛了中共那根極其敏感的神經﹐令北京外交部的發言人暴跳如雷﹐竟指責華盛頓企圖挑撥美籍華人與中國的關係。
在北京發生1989年“六四”血腥鎮壓事件時候﹐美國政府也曾發出過警告﹐所不同的是﹕那時的警告對像是包括白人和華裔的所有美國僑民﹐這次的物件卻僅僅限於美國公民或美國永久居民中的華裔。這種情形的確非常少見﹐但卻非常深刻的揭示了北京政府與老百姓包括海外華人的關係﹐它實際上就是在說﹕雖然中國現在已經出現了社會的不穩定﹐但如果你是金髮碧眼－－貨真價實的“老外”﹐尚無危險﹐而如果華裔血統尤其是出身大陸的“中國人”﹐因為你與當地人同文同種﹐所以人身安全連美國這樣當今世界的唯一超級強國也無法提供有效的保障。
常常聽到海外華人抱怨遭到當地的主流社會的嚴重歧視﹐殊不知真正歧視自己的還是同為“中國人”的北京專制集權政府。在中國歷史傳統上﹐海外的僑民大都是在自己家鄉無法立足的背井離鄉者﹐而有人一旦流露出崇洋媚外的傾向﹐就會被視為“假洋鬼子”或者叫“二鬼子”﹐自然就失去了受人尊敬的人格。曾經何時﹐這種傳統被當作“海外關係”﹑“裏通外國”的罪名﹐許多人不但本身遭受政治迫害“低人一等”﹐而且還被無端“連坐”﹐禍及九族。在文革結束之後﹐中國實行經濟開放政策﹐這種傳統在“一切向錢看”的全民經商大潮中已經式微﹐“海外關係”成了金字招牌﹐海外華僑也被尊為上賓。
曾有評論指出﹐比較中國和蘇聯的改革﹐之所以前者成效顯著而後者以失敗告終﹐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是﹕與蘇俄僑民普遍的立場鮮明憎惡共產主義制度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的幾千萬華僑﹐還有海外華人集聚的香港、臺灣﹐他們對自己哪怕是實行了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故國依然“十分”眷戀﹐他們鼓起的荷包也為啟動大陸經濟改革源源不斷地輸血﹐如果講當年孫中山稱“華僑乃革命成功之母”﹐對中國大陸今天飛速增長的經濟﹐華僑無疑是立下了汗馬功勞的。
然而，二十多年過去了，在有些人眼裏﹐經濟改革開放已經大功告成﹐二十一世紀已經是中國人的世紀﹐時下的任務就是與美國這樣的超級霸權主義一決雌雄。因此﹐在這些人的眼裏﹐過去曾經為改革開放擔當重要角色的海外華僑﹐已經失去了“利用”價值﹐剩下的就是需要“改造”了﹐於是他們變成了吃裏爬外的“漢奸”﹑出賣民族利益的“賣國賊”。這種思想觀念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政府的決策﹐現在還很難說﹐但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是﹕當中南海自忖還沒有實力公開“對抗”西方社會的時候﹐它先選擇了拿熱衷於報效祖國的華僑知識份子開刀﹐大有要把在洋大人那裏所受的惡氣﹐轉嫁到它們的“代理人”身上之勢。正是中共這種陰暗心態作祟﹐高瞻﹑李少民﹑徐澤榮﹑覃光廣﹑吳建興便啷當入獄。
狹隘民族主義沈滓泛起﹐海外華人成為首當其衝的受害者。在中國向來有對洋人頂禮膜拜者﹐雖然現在美容業發達﹐已經可以染頭髮﹑改變眼睛的顏色﹐但他們還為自己不能稱心如意地換膚色而耿耿於懷﹐於是發生從極端的自卑轉向另一個極端－－自傲﹐尤其是“近水樓臺”的效應使其刻意向“華僑人士”施展這種自傲﹐因為同文同種﹐就比較知己知彼﹐就刻意互相輕視甚至是互相蔑視。一個如中南海“寧增友邦﹐不予家奴”的專制集權政府﹐平日裏就肆無忌憚的把自己的人民當作“人質”與國際社會討價還價，當“義和團”情結發酵到一定程度的時候﹐李少民等有外籍身份或海外永久居留資格的“同胞”﹐就被選為優先“修理”的目標。
一個政權肆意踐踏老百姓基本人權﹐在本質上就是對自己人民的歧視﹐現在北京的當權者把對人權的壓迫延伸到了海外華僑身上﹐實際上就是對自己僑民的最大歧視。海外僑民反對種族歧視﹐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到頭來卻發現﹕歧視自己的還是那些與自己同文同種的人所成的北京政府。這值得每一個爭取平等權利的人所好好省思。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那些曾經?李文和鳴冤叫屈的華裔人權組織和人權活動人士﹐對於高瞻﹑李少民等一批華裔學者遭到北京政府迫害的時候﹐並沒有象對待美國政府那樣也向中國政府尋求正義和公道﹐是因為李文和與這些華裔學者的人權存在不同的價值﹐還是他們默認美國與中國可以有不同的人權標準﹖
有道是﹐有甚么樣的人民﹐就有甚么樣的政府。如果從一個大的文化傳統來看﹐出現北京政府與海外華人之間的這種自相“歧視”現象﹐責任還不僅僅在政府一方﹐似乎中國政府對老百姓的野蠻鎮壓也有某種“合理性”﹐就象文革的責任不完全在毛澤東一個人身上﹐那些忍受專制暴政的人民同樣也是有責任的﹐而擁有自由權利的同胞﹑或自稱維護人權的華裔組織﹐在採取行動的時候自覺或不自覺地使用不同的人權標準﹐對同樣侵犯人權的事實採取不同的立場和態度﹐事實上是在慫恿北京政府侵犯人權﹐其本身也是一種令人痛心的歧視性行為。
這是不是暴露了中國文化中的某種缺陷﹖因為﹐一種健康的文化應該使人意識到﹐北京政府侵犯人權、針對海外華人學者的鎮壓﹐都是一種自相“歧視”的行為﹐捍衛中國人民的人權，捍衛這些華裔學者的人權﹐就是捍衛我們自己的人權﹔讓這些華裔學者免遭歧視﹐就是為了我們自己免遭歧視﹐所以反對中國政府壓迫人權﹑歧視自己的僑民﹐每個中國人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任何對北京當權者踐踏人權行經的姑息﹐在本質上就是對自己同胞的歧視。
──原載《信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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