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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25日訊】 高行健君的著作不免招來誤解﹕如過于冷漠﹑欲大于情﹐未寫出現代理想女性甚至于不愛故土﹑不愛家鄉等等。這都與批評家與作者對人生觀察角度或高度有關。
高行健“第三支眼”的創作方法論﹐既是美學最新創作論﹐也是哲學方法論及認識論。
千古以來﹐中外許多優秀思想家都因沒有第三支眼而陷于“自戀”﹐即觀察歷史及現實﹐盡管視野廣闊但未把自己包括在內。許多洞察力非凡的作家﹐雖有知人之明﹐刻畫典型﹐具體而微﹐入木三分﹐憤世嫉俗﹐但失自知之明﹑使作品傳世﹐終究難脫民族﹑主義﹑時代﹐及當代流行的社會思潮﹑藝術派別的局限。
以哲學家為例﹐辯證法家黑格爾﹐天才地總結了人類認識史上及客世界反復體現的矛盾統一﹐質量互變﹑否定之否定三定律。但極其自戀﹐卻使他認為絕對精神最的復歸于他﹐真理到他老先生那裡已告完成與結束﹐于是他自己成了人類真理的頂峰。尼採也是如此。
毛澤東更其陷入自戀的陷阱﹐先被劉少奇後又被林彪捧得暈頭轉向﹐晚年獨創出許多荒唐理論和實踐。
文學作品極端自戀的例子﹐以中華民國初年言情小說“九尾龜”為最﹐作者自畫為天上難找﹐地下難尋的美男子﹐有的女讀者不禁千方百計親窺其面﹐如今日追星族少女一般﹐結果發現作者竟奇丑無比﹐離真實面目太遠。
大陸通俗小說<<林海雪原>>也把自傳式的主人公寫成智超諸葛﹐才高八斗的美男﹐詩中自稱少帥﹐使人誤以為張學良﹐其實在小說中不過是個團參謀長。
余平伯先生說紅樓夢並非自傳﹐為曹雪芹大師“正名”。余先生說石頭記也寄托了作者的理想﹐如黛玉十四﹑十五稚齡﹐就能展示超齡才華﹐許多飽學老翁也難學步。但曹雪芹並未陷入自戀﹐涉獵諸子百家﹐熟讀經史而並未囿于一家與一世﹐這與他具有第三支眼有關﹐書中寓有萬千氣象﹐不世哲學﹐也包含了對終于跳出情字而出世的賈寶玉的批判﹐如通過黛玉的嘴說出的“富貴閑人”之類。
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對承襲百世轉入近代的中國人﹐洞察深入骨髓﹐與先生破萬卷書﹐搜尋千古之功力有關﹐他絕無自戀﹐不時自嘲﹐其自況詩﹕
“無情未必真豪杰﹐憐子如何不丈夫﹐知否興風狂嘯者﹐回眸時看小於菟。”
他自喻為于時代興風狂嘯而又眷顧幼子的猛虎。
同時代的批評家譏諷魯迅﹕第一個是冷靜﹐第二個是冷靜﹐第三個還是冷靜。”
魯迅則認為冷靜並不是好事﹐猛虎愛子之喻顯然以有情而自豪﹐他的詩句﹕“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顯然淡泊名利﹐而青年留日時詩作﹕“靈臺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盤暗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軒轅。”
則反映了懮心故國﹐孤軍奮斗﹐血荐中華始祖的愛國情懷。
直到自白﹕“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面對淋漓的鮮血。”
自況為直面人生﹑正視鮮血的猛士。
可見魯迅並不冷而很熱﹐而他的冷在于觀察現實的冷靜﹐他對中共亦有保留﹐只說﹕“目前革命的政黨”。
但唯一的一點熱也使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是“明快犀利的哲學”。而未能透視廿世紀風行的社會革命思潮。
中外文學史上大師之作都在說明﹕作家具有第三之眼﹐猶如登天之難。高手如魯迅也未能審視自己已在共產意識形態的浸潤之中﹐自囿于時代的局限﹐皈依馬克思反倒不如沒有主義。
馬王爺有三支眼﹐因為他是神﹐所以洞察人世來龍去脈。
要求作家審視世界同時審視自己﹐才能擺脫自囿局限﹐獲得天馬行空般的觀察宇宙與時空的真自由﹐誇張地說連自己宙視在內的第三支眼是近乎是神的眼睛﹐在鳥瞰人世。
這樣的作家不會搞遵命文學﹐革命文學或文學革命﹐不可能被任何政治所利用﹐盡管他不回避政治。
這樣洞察而脫穎的作品﹐絕不可能是﹕
時代的吶喊﹐民族的旗幟﹐政黨的代言﹐民主的聲音﹐自由的呼聲﹐理想的愛情之類。
這樣的眼睛﹐自會清醒地看到﹕“尼採之後的那一個世紀﹐人為的災難在人類歷史上留下了最黑暗的記錄。形形色色的超人﹐號稱人民的領袖﹑國家的元首﹑民族的統帥﹑不惜動用一切暴力手段造成的罪行。
“一個作家不以人民的代言人或正義的化身說的話﹐那聲音不能不微弱﹐然而﹐恰恰是這種個人的聲音倒更為真實。”
“文學一旦弄成國家的頌歌﹑民族的旗幟﹑政黨的喉舌﹐或階級與集團的代言﹐盡管可以動用傳播手段﹐聲勢浩大﹐鋪天蓋地而來﹐可這樣的文學也就喪失本性﹐不成其文學﹐而是權力和利益的代用品。”
“作家也不是預言家﹐要緊的是活在當下﹐解除騙局﹐丟掉妄想﹐看清此時此刻﹐同時也審視自我。自我也一片混沌﹐在質疑這世界與他人的同時﹐不妨也回顧自己。”
“人類的行為如此費解﹐人對自己的認知尚難得清明﹐文學則不過是人對自身的關注﹐觀審其時﹐多少萌發出一縷照亮自身的意識。”
因此﹐他說﹕
“人類的歷史如果只由那不可知的規律左右﹐盲目的流來流去﹐而聽不到個人有些異樣的聲音﹐不免令人悲哀。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正是對歷史的補充。”
高先生有幸處于共產主義本質暴露的世紀之交關于第三支眼﹑審視自己的藝術方法論與哲學認識論是對美學實踐與理論的空前的嶄新的貢獻﹐對真正的藝術家會有寶貴的啟迪。有第三支眼始能審視自我而無我才不會偏執于自我﹐或家庭﹑階層﹑民族以至國家﹐或偏執于作品中的主人公即所謂“偏心眼”﹐這也是高君因擺脫中國情節而被人誤解的原因。
(引文見高行健受獎演說<<文學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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