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元專欄】夏愛蘇: 近視遠視與各色眼鏡

論文學批評史上的尺度

夏愛蘇

更新 2001-06-08 8:27 PM 人氣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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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紀元6月8日訊】人類的審美趣味及藝術鑒賞力與文化一同生長﹐但一攙和政治﹐便失去童真﹐一如西漢宮廷畫家毛延壽﹐為了「利益」可以畫丑為美﹐畫美為丑﹐既使美如王昭君似地麗人也會蹧蹋在他筆下。

中國曆史上品評文學的著作有晉代南北朝時期梁國劉勰所著《文心雕龍》和鐘嶸的《詩品》(唐代司空圖也有《詩品》﹐名稱相同)﹐更早的則有春秋時代子夏的《詩序》﹐為我國文學批評的開端。大抵兩條﹕一是文學反映的對象是宇宙﹐劉勰尤看到文學之美源於宇宙之瑰麗多采﹔二是文以載道﹕即文藝(包括繪畫)要倡導宇宙的法則﹕道與德。中國古代文學批判不甚發達但眼光非凡﹐視野廣闊。明清以後的《詩藪》等著作﹐則著重於藝術性方面的評價。

近代十九世紀文學批判大家俄國伯林斯基﹑車爾尼舍夫斯基﹑杜勃伯留勃夫﹐三位齊名﹐提出品評藝術的「人民性」概念﹐與當時社會思潮有關﹐俄國音樂家格林卡在音樂劇結尾﹐乾脆直白地齊唱喊出﹕

「你光榮﹑偉大呀﹐人民﹗」(反復誦唱)

這把尺子﹐幅度太窄﹐魯迅筆下的阿Q顯然不夠偉大﹐但他具有人民的性格和靈魂。紅樓夢裡沒寫勞動人民﹐寶玉﹑黛玉一大群男女都屬於貴族。儒林外史所寫也限於知識分子。

恩格斯提出「作品除細節真實外﹐還要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頗為內行地提出「典型性」概念﹐通俗地解釋為﹕「這一片樹葉」──既是樹葉﹐又是這一片。即個性中包含著共性﹐共性寓於個性之中﹐在思維上和戰國時代中國公孫龍子的「白馬非馬」的邏輯正好相反。在這個尺度下﹐囊括了許多上乘之作。如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反騎士小說潮流﹐塑造的堂‧吉珂德﹐身上兼有人性的優劣﹐多次作為哲學論證為馬克思所引用。魯迅筆下的阿Q正傳也頗夠格﹐幾乎每個中國人身上都可看到「精神勝利法」﹐尤其大陸的人民﹐幾乎個個自我感覺良好﹐集體的自我感覺良好更表現在典型作品「歌唱祖國」中﹐表現出鎮壓了千萬右派分子之後的大眾豪情。但也有危險﹐一旦豪情與現實碰壁﹐便出現了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下崗工人全家服毒。可見文藝不可與真實相悖。

典型性的尺度把非典型性的作品排斥在外﹐如屈原的九歌很難說塑造了詩人或忠臣的典型。寫出的是屈原自己的靈魂。

列寧提出的文學黨性原則﹐尺度更窄﹐即作品必須對共產黨有利﹐周恩來把尺度稍作放寬﹐但聲言不能出大的範圍。以致電影藝術家趙丹臨死前沉痛地向中共建議﹕黨千萬不要再干涉文藝了﹐會扼殺一切優秀……。趙丹的話至今被禁止在大陸文藝界流傳。

按黨性原則﹐作品不用看就可以槍斃。如靈山剛一獲獎﹐張良六四真相方透消息﹐立刻就遭封殺﹐全盤否定﹐不用看就知道不是好東西。今年的中國新年晚會便是干涉文藝的典型﹐中南海紅星宋祖英半年前錄相﹐廣告似地插入前頁而且欽定主題﹕越來越好﹗於是一切越來越不好的貪污腐化﹑殘酷鎮壓﹑孤立碰壁盡被掩蓋。

典型性與黨性的結合便是中共文藝旗手江青的「三突出」理論﹕滿書﹑滿台中共英雄人物中突出的主要人物中﹐再突出中心人物。被這種尺度限定的只有通俗的大眾洗腦教科書﹐上不了臺盤﹐在文藝殿堂毫無位置。

至於當代﹐有好萊塢標準﹑戛納尺度﹐不一而足﹐電影藝術家﹑畫家﹑音樂家都想以自己發現的新思維﹐新理念觀照生活﹐解釋人生﹐給人類導向。幾乎沒留下傳世之作﹐因為它給藝術家以擔負不起的歷史使命。

歷史上文藝批評家大多紙上談兵﹐恩格斯﹑伯林斯基沒寫過一篇文學作品﹐車爾尼雪夫斯基只寫過一部並不成功的小說﹐我以為不妨聽聽內行的意見﹐實踐家的寶貴經驗。

兩個世紀舉世公認的偉大作品《戰爭與和平》作者列夫‧托爾斯泰伯爵以為上乘文學之作的標準只有三條﹕

主題的重大﹑感受的真實﹑題材的廣闊。當然這是歷史上少有的大文豪﹑思想家的極嚴格的文學標準。在這個尺度下要評出上百部作品﹐都會使尺度﹑標準降低﹐形同虛設。

按此極上乘標準﹐只有古希臘荷馬史詩「伊利亞特」﹐意大利但丁「神曲」﹐英國莎士比亞龐大劇作﹐法國巴爾扎克「人間喜劇」﹐中國曹雪芹「石頭記」﹐德國歌德「浮士德」﹐…… 許多國家沾不上邊。托翁的確出語不凡﹐見解透徹﹐這裡沒有提到小說的佈局﹑結構的安排﹑人物的刻畫﹑情節的有趣﹑故事的動人﹑描寫的生動。顯然托翁是把文學作為人類對人生﹑歷史﹑宇宙的認識工具而看待其價值的。正如愛因斯坦的名言﹕「我只想知道上帝是怎麼想的﹐其它都是細節。」

毛澤東以為只有外行才能領導內行﹐舉例引伸說只有觀眾才是戲劇﹑小說的權威評判。

照此理論﹐港人若投票﹐金庸小說必奪首選﹐而金庸先生卻有見地﹕武俠小說在文學史上不會有太高地位。這實在是懂得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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