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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27日訊】 前些日子和美國學生上課，講到南京大屠殺。美國學生問了一個問題：既然當時在南京的中國軍隊人數上遠遠超過日軍，面對大屠殺他們爲什麽不反抗呢？橫豎都是死，只有反抗才能帶來一線生機。
這個問題恐怕只有死者複生才能有一個確切的答復。但可以肯定的是，當這些士兵放下武器時，他們決不會想到等待自己的是被集體屠戮的命運。否則，中國人再懦弱，也不至於放下武器伸長脖子等著挨刀。在這個有根據的推測的基礎上再進一步，人們可以說這些中國士兵在放下武器的時侯，對於日本人將會如何處置自己心中是有底的。
這個底就是國際上所公認的，寫入日內瓦公約的規則：對戰俘不應施加任何暴力，更何況是殺戮。當時在南京的中國士兵或許沒聽說過日內瓦公約，但他們心中有這個規則。可以猜想的是，絕大多數被俘士兵在放下武器時根本沒有想到會有大屠殺，即使當一些零零星星的殺戮消息傳開時，他們仍然會認爲這是戰爭中免不了的報復行動，是個別士兵和單位的作爲。當所有迹象表明日本人根本不打算遵守這個規則時，一切都爲時已晚。可以想象的是，當很多中國士兵在最終明白自己的命運時，除已經面對屠戮的武器無法反抗外，也震驚於膾子手竟然如此罔顧起碼的戰爭規則，他們的抵抗意志因而徹底崩潰從而束手待斃。
對於這個問題，胡平在一篇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文章中有一段分析：
“問題在於，長期生活在文明世界的人，每每會把種種文明的規則慣例視爲理所當然。這既是文明的力量所在，也是文明的弱點所在。然而，文明從來不是當然的。極權怪物的崛起，以前所未有的規模蔑視，踐踏人類文明的各種規則慣例，大多數人由於缺少思想準備，往往在這類暴行面前表現得驚惶失措。於是，各種文明的規則慣例便毀於一旦。”(《中國之春2001年一月》)
二十世紀是人類物質文明飛躍的世紀，但也是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被極權主義蔑視和踐踏的世紀。胡平的這段分析，廣而言之，是對極權主義爲什麽如此霸道地行使強權，如此赤裸裸地毀滅人性，卻又把國家權力和人心穩穩地掌握和控制了數十年的一個精闢的解釋。筆者想要作的一點補充是：和體育比賽不一樣，政治鬥爭沒有裁判，破壞規則者往往不但成了勝利者，而且別人還會逐漸習慣於甚至接受他們對規則的破壞。這就是極權主義在二十世紀大行其道的原因。
關於極權主義的研究已經有了大量著述，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還會有大量研究成果問世，尤其是那些以中國爲物件的研究。但是對很多身處資訊爆炸時代的普通讀者來說，他們需要一個相對簡短明瞭的解釋，而從破壞和踐踏人類社會的慣例和文明的規則入手來探討極權主義革命的得逞不失爲一個途徑。
靠破壞和踐踏文明的準則上臺
極權主義革命其實從一開始就不但體現出其破壞規則和踐踏慣例的特點，而且正是靠這種破壞和踐踏奪取的政權。
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推翻沙皇專制制度後建立了臨時政府。共產黨的歷史書上一直說這個政府如何代表了“地主資產階級的利益”，拒絕俄國人民退出世界大戰和解決土地問題的要求，而布爾什維克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提出了這些要求，因而得到人民的支援。這樣他們就爲布爾什維克政權找到了合法性。這個解釋即是在蘇聯制度崩潰後的今天仍然被很多人所接受，他們認爲列寧史達林千錯萬錯，十月革命奪權時還是迎合了人民的意願的。
然而這個解釋從來就不回答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什麽叫臨時政府？當時臨時政府的成員很多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他們也是社會主義者，在最終目的上和布爾什維克並無二致。只是他們視臨時政府爲一種暫時的權力委託，其合法性並不完整，是沙皇時代的杜馬(議會)在沙皇宣佈退位後組織起來的，起先其成員以舊貴族爲主，後來過渡到民主派(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手中。臨時政府之所以叫“臨時”，是爲了在全國大選，組成議會，然後在此基礎上建立完全的合法政府之前臨時行使國家權力。
正因爲如此，臨時政府成員認爲這個政府不具有宣佈退出戰爭和重新分配全國土地的權力，這種性質的決定只有留待將來由大選産生的議會及其政府來作，自己的任務只是籌備和組織選舉。換句話說，臨時政府是維持會，它的權力只限於在沙皇交出權力之後和全國大選之前的過渡。
這就是規則。當時要求退出戰爭，平分土地的呼聲很高，很多臨時政府成員心中未必不清楚如果“回應群衆的要求”會給自己增加多少政治支援。因此，並非只有布爾什維克才看到人民的要求。然而他們對這屆政府有權做什麽和無權做什麽劃了一條界限，並不想爲一時的大衆支援付出規則被破壞的代價。正是臨時政府的自律—對規則的遵守(玩世不恭者或許會說這是天真和愚蠢)—-給布爾什維克提供了藉口和蠱惑人心的口號：和平，土地和麵包。布爾什維克把臨時政府的自律說成是無意解決這些重大問題，因而它代表了俄國大資本家，大地主和協約國外國資本的利益，從而贏得了道義優勢，使得一部份武裝工人和士兵倒向布爾什維克。
如果說布爾什維克得到一部份群衆的支援是他們利用臨時政府對規則的遵守的話，那麽他們的下一個行動就是用暴力赤裸裸地破壞規則。一開始，列寧武裝政變的主張甚至在自己黨內都沒有通過：不但是因爲根據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俄國不具備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也是因爲武裝奪權和剛剛在推翻君主制後建立起來的民主政體和社會氣氛格格不入。
布爾什維克圖謀政變的消息傳開後，很多人都不相信，大家都在等待年底舉行的選舉，爲俄國走上民主的道路而慶倖，根本就不相信有人會冒天下之大不諱去搞武裝政變。要知道在今天世界上武裝政變是常事，但在上個世紀初沒有多少人有這個概念，拿破倫一個世紀前用暴力驅散執政府後留下的駡名使得很多野心家有所忌諱。
當時值得一提的是高爾基。他一方面和別人一樣，不相信在民主制度剛剛開始建立的時候居然有人要搞政變，不相信俄國有如此權力熏心到了不擇手段的政治家；但另一方面基於他對列寧的私人瞭解，他又有強烈的不安和預感。當他得到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布爾什維克兩個領導人)反對政變的聲明後，立即在自己主辦的《新生活報》上發表，公開要求列寧澄清政變的“謠傳”。當時很多人的反應是：也許布爾什維克黨裏有些狂人，但總不至於真的去政變吧？
共產黨的歷史書和文學作品中把十月政變渲染成你死我活的街壘戰，然而事實是這幾乎是一場不流血的奪權，布爾什維克在一天之內就控制了局面。這就是因爲臨時政府沒有武裝對抗的準備，手裏可供調動的只有一些軍事院校的學生和女兵，對暴力奪權根本不知所措。因此，布爾什維克十月奪權的成功，與其說是他們手裏有一定的武裝工人和水兵，不如說是他們的對手對他們用暴力破壞規則毫無思想和物質準備。
然而，人們並沒有想到對規則的更爲血腥的踐踏還在後面。布爾什維克奪權後，很多人的態度是：反正再過兩個月就要舉行選舉，到時候把他們選下去就是了。誰知道兩個月後，當全民選出的立憲會議在彼得格勒舉行時，布爾什維克看到自己的代表只占少數，根本控制不了立憲會議時，竟然派出武裝士兵沖進議會將議員驅散(當然這不是事到臨頭的反應，而是列寧早就料到並作好安排的)。
俄國人民爲推翻沙皇專制，建立民主政體奮鬥了一百年，誰都把選舉和議會等等看作理所當然的，大家都不會有異議的。而一旦出現了一個竟然無視所有這些願望和規則，赤裸裸地用武力解決問題的政治集團，大家只有震驚和不知所措。沒有一個政黨能拿出一點和布爾什維克對抗的辦法，除了他們手中作廢的占壓倒多數的選票。一部份工人上街示威，抗議布爾什維克武力驅散議會，遭到了機關槍的掃射。這也是自1905年沙皇彈壓情願群衆以來被所有俄國政治黨派所深惡痛絕，大家都以爲不會再重現的一幕。正是這種“這不可能吧？這怎麽會呢？”的心理使得布爾什維克所向披靡！
大家都被嚇傻了，驚呆了，只有一些非布爾什維克報刊（如高爾基的《新生活報》）發出堅定憤怒然而微弱的聲音。高爾基在他的“一月九日和一月五日”這篇文章中把列寧一月五日對立憲會議的驅散和對示威工人鎮壓和十二年前，1905年一月九日沙皇對請願工人的鎮壓相提並論。然而列寧的鎮壓比沙皇的鎮壓在性質上要惡劣得多，它不但朝示威群衆開槍，而且驅散了俄國人民經過百年民主鬥爭所換來的成果。
接下來是取締非布爾什維克政黨，關閉非布爾什維克報刊，逮捕異議人士，建立秘密警察不經審判就關押甚至處決犯人……所有這些都是對於民主自由制度下所公認的規則的踐踏。至於處決和平交出權力的沙皇及其全家，包括兒童和醫生，僕人等等，則更是和現代文明的準則無關，而是無視最起碼的人類良知和道義，甚至連布爾什維克都覺得應該讓葉卡特林娜堡的“地方”蘇維埃來承擔這個責任，把列寧的密令隱瞞了七十年之久。有人或許會說英國革命和法國革命不也處決了國王嗎？但這兩個國王一是因爲發動內戰，一是因爲裏通外國而被公開處死。至於說處決沙皇是防止帝制復辟，那是只有文革中被毛澤東嘴裏形形色色的“復辟”嚇壞了的中國人才想得出來的解釋。
從1917年二月到1918年中，布爾什維克的每一個重大行動都出乎人們(這裏倒完全用得上共產黨報刊上常用的一個詞：善良的人們)的意料。這裏出乎意料的並不是指翻雲覆雨的政治謀略，而是罔顧起碼的道義良知和公認的規則。當人們從震驚和憤怒中清醒過來後，他們被迫承認這樣一個事實：布爾什維克成功了，它控制了政權。你視規則爲理所當然嗎？你想都沒有想過靠搞陰謀，耍流氓，賣拳頭也能掌權嗎？你因爲天下的政治家都會承認並遵守那些你人爲是公認的道德標準嗎？那你就活該失敗。
這種震怒不但來自所謂“資產階級”政黨，更來自那些堅守道德底線，認爲不能爲了奪權什麽都不顧的歐洲社會主義者。例如同屬於國際共運陣營的德國共産党領導人羅莎盧森堡就譴責說：“列寧和托洛茨基所發現的清除邪惡的方法──廢除民主──比邪惡本身更壞。”共產黨歷史教科書上爲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當時的分裂（以列寧的布爾什維克爲一方，歐洲社會主義政黨爲另一方）舉出了很多原因，例如要不要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要不要參加議會，党是實行民主制還是實行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其實質就是集中制)等等，其實說到底是一個要不要遵守規則，有沒有一條道德底線，應不應該爲了奪權不擇手段的分歧。
列寧當時一再爲“無產階級獨裁”辯護，說“資產階級老爺們”說對了，我們就是要獨裁。列寧的這些話就是爲了讓布爾什維克們不要爲了做那些傷天害理的事睡不著覺，要泰然自若。翻看列寧當時的文集，令他憤怒或被他譏刺的常常是在執行命令的過程中那些有著這樣那樣顧慮，放不開手腳的布爾什維克幹部。列寧的命令是：在這個時候猶豫和仁慈就是犯罪。換句話說：現在什麽都可以不顧，什麽都可以做。
最天真的是當時美國駐俄國大使。這位先生原來是美國密蘇裏的銀行家，他預言說布爾什維克掌權的時候決不會長，因爲他們根本不知道如何管理國家。這位“資產階級先生”的天真之處在於他認爲一個國家就和一個銀行一樣，搶劫犯可以趁別人疏忽之機占住櫃檯搶錢，但他們不可能去運作這個銀行，因爲他們毫無這方面的知識。不懂規則的人或許可以奪權，但保持不了政權。但他並沒有想到布林什維克就是不信這個邪，他們把機關槍手派去接管銀行，讓全世界看得目瞪口呆。
對自己黨內規矩的破壞
如果一個政黨以破壞人類文明的準則作爲自己取得和維持政權的前提，那麽或遲或早這個黨內部的規矩也會被破壞。這是一個被國際共産主義史證明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列寧雖然獨裁，但在他的有生之年尚未把用來清除反對黨的暴力手段用於黨內鬥爭，黨內意見分歧基本上能和平解決，頂多是組織處份。這可以看作是一個黨內規則。也正因爲如此，史達林的黨內對手開始時怎麽也想象不到自己竟然會落到連當初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都不如的下場。十月革命後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在被取締後，很多領導人和活動家都被驅逐出國。但史達林三十年代的大清洗卻以大規模肉體消滅來收場。所謂“踐踏黨內民主”，也就是說連黨內的規矩都被破壞殆盡。
當史達林審判反對派時，很多人在撲朔迷離的“真相”面前不是沒有懷疑，他們之所以最終相信布哈林，季諾維也夫和李可夫等人的所謂“罪名”，是出於這樣一種想法：如果這些罪名是虛構的，那麽虛構這些罪名給黨帶來的名譽損失早就超過了誣陷這些人是外國間諜所能換來的警惕性的提高。這又何苦呢？另一種想法是：除非史達林瘋了，或者是具有惡魔一般的性格，他才會給這些老革命家按上這些駭人聽聞的罪名。德國著名作家菲希特萬格當時旁聽了了大審判，他寫了《莫斯科1938年》一書，得出結論說如果這場大審判是假的，那麽世界上沒有什麽是真的了。
所有這些想法的背後，是這麽一個假設：黨內權力鬥爭再激烈，總還是一個陣營內部的矛盾。這種鬥爭的失敗者下場再慘，也總不至於慘過那些“反革命”。換句話說，黨內鬥爭總有個約束，有一定的界限或者規則。可以說，這不但是旁觀者的想法，也是受害人的心理。布哈林臨死以前寫了一紙便條給史達林，上面寫著“科巴，你非要我死嗎？”這充份表達出了當一旦證實了對手將什麽規則都不顧及時，失敗者的恐懼和絕望。
列寧史達林之後的毛澤東是公開說“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又有“虎氣”又有“猴氣”的。其結果不但是整個人類文明起碼的準則被破壞得一乾二淨，例如所謂破“四舊”，而且共產黨自己的規矩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沖的稀裏嘩啦，連共産黨自己都承認這是“十年浩劫”。當文化大革命開始時，以劉少奇爲首的黨內高層在深淺莫測，喜怒無常的毛面前戰戰兢兢，手足無措。他們不但沒有任何“規矩”來束縛毛，甚至沒有任何固定的渠道來得到可靠的資訊：毛心中究竟在想什麽。劉少奇說文革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從這個角度去解讀，實際上是說不知道毛這一次要大鬧天宮到何種地步。
毛澤東死後，共產黨信誓旦旦地說要把被四人幫破壞的都恢復過來。這說明它也意識到那種無法無天的局面不利於自己的統治。雖然隨著改革開放，隨著民間社會的復蘇和對外交往的恢復，過去被共產黨所破壞的很多規則和慣例逐漸回到民間，但在一些事關一黨專政死活的問題上共產黨仍然拒絕接受國際社會公認的準則，在人權，選舉，結社，罷工，言論和出版自由方面始終拒絕“照規矩辦事”。
歷史一再證明：如果一個政黨不允許在社會上形成這樣一套規矩和準則，那麽在黨內也不可能有相應的制度。共產黨信誓旦旦地把維護和發展黨內民主說了十年，但到了一九八九年，鄧小平和諸元老發動政變，把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抛在一邊，擅自廢立党的總書記。這是繼毛澤東的文革之後對黨內規矩的又一次大破壞 。
此後發生的“六四”，動用坦克機槍鎮壓市民和學生，則是又一次對人類文明準則的史無前例的踐踏。很多善良的人們不要說在開槍之前，就是在聽到槍聲之後也仍然不相信會是實彈，因爲照他們想來這太不可能了：這樣的政權今後怎麽能維持下去呢？然而也就是這一次真正令全世界震驚的屠殺産生了寒蟬效應，從而延緩了極權主義制度的壽命。近年來有一種現象：對十年前預言中共政權已經自毀合法性，維持不了多久的議論冷嘲熱諷。然而，正是當時那種樂觀的看法，說明在中國和世界，還有許許多多人沒有接受犬儒主義哲學，他們或許過於樂觀，甚至天真，但始終相信踐踏和蹂躪人類文明準則的政權沒有存在的理由。這種信念恰恰是今天精神蒼白靈魂空虛犬儒盛行的中國人特別需要的。
從先後透露的“六四”文件中可以看到，在鎮壓時，中共想方設法爲暴力行動尋找理由，爲自己光天化日之下殺戮平民尋找藉口，鄧小平還特意指出不要管外國輿論怎麽說。當局勢被平定後，人民被震懾住後，他們果然發現輿論的力量，道義的力量根本不能拿他們怎麽樣。他們因而得出一個教訓：就是應該開槍，老子開了槍你們能拿我怎麽樣？後來甚至還殺氣騰騰地說要把任何“不穩定的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這個教訓被新的“核心”牢牢記在心裏。最近對法輪功的鎮壓中，中共甚至根本不顧及最起碼的面子，在世界注目的天安門廣場對信奉法輪功的老人和婦女拳打腳踢拖上汽車，完全不在乎這種場面被拍攝下來，傳到全世界。完全是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誰”的嘴臉。
歷史證明，對人類文明準則和慣例的破壞是極權主義獨裁統治最邪惡，但也往往最有效的方法。這種蠻橫霸道和肆無忌憚是一種遺傳特徵，在極權主義機體中根深蒂固。在它所到之處，無一不留下人類文明準則和慣例的廢墟。在這個意義上，當它面臨危機或被推翻後，人們都會面臨一個比政權轉移遠爲艱難的問題：如何把被極權主義長期統治所破壞和摧毀的制度，準則，慣例和心理重新建立起來。
——轉自《北京之春》(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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