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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20日訊】中國近期不少報刊相繼被令停刊，激起一點私下議論也就風平浪靜了。“民主論壇”刊出傅國涌的文章《沉默的恥辱》，尖銳地列出歷史事實作為對比：
1947年5月，上海《文匯報》、《新民報》晚刊、《聯合晚報》三報被封，儲安平在《觀察》公開發表文章抗議。1948年7月，南京《新民報》被封，王芸生立即在上海《大公報》發表社論抗議，緊接著，毛健吾、曹聚仁等24位新聞界、文化界、法學界人士站出來，發表了《反對政府違憲摧殘新聞自由，并為南京〈新民報〉被停刊抗議》，全國輿論一片嘩然。
猶憶兩年半前、深受廣大讀者喜愛的《方法》月刊橫遭腰斬時，僅僅名列顧問及編委會名單的學界名流就多達50位。這些平時動輒洋洋万言、名高望重，到處發言、挂名，“一言而為天下法”的袞袞諸公，卻沒有哪怕一個人站出來說一句話、提出一點質疑。《方法》就這樣消失在一個鴉雀無聲的春天。
今年春、夏之交，噩耗頻傳：繼《南方周末》等報刊遭到整頓后，又傳來了《書屋》的不幸消息。周實、王平兩位辦刊人雙雙被調离編輯部。曾經讓千百万國人激動、亢奮過的《南方周末》，如今是好一派萬紫嫣紅、鶯歌燕舞。這是靈魂的閹割–雖然沒有停刊，卻比停刊更可怕。在黑暗無邊的年代里，人們心中的一盞盞燈就這樣熄滅了。
這些日子以來，我一直期待著听到一种聲音–正義的聲音–期待著那些常常在遭遇厄運的報刊發表宏篇大作的名流學者們，能站出來說几句心里話–几句真話。盡管我也清楚說了也沒用，但重要的乃是說的本身，重要的是公開表達自己的立場。對此，愛因斯坦留下了一句千古不滅的名言:
“在長時期內，我對社會上那些我認為是非常惡劣和不幸的情況公開發表意見，對它們沉默就會使我覺得是在犯同謀罪。”
我不無天真地認為，如果標榜自由主義的知識份子都能對這种卑劣行徑發出自己的聲音，直接說出自己的良心判斷，不僅對出局和受到各种形式處置的編輯、記者們是一种精神的安慰与鼓舞，也是對言論自由原則的捍衛。在本質的意義上說，它將使我們從巨大的恐懼、外在的恐懼、以及內在的自我恐懼与卑怯中解放出來。對自由主義而言，重要的不是那些停留在紙上的蒼白理論，而是守護最基本的做人准則，并在生活中躬身踐行。如果在生活中選擇犬儒主義的態度，甚至以种种似乎無懈可擊的理由為自己可恥的沉默辯護，那么還有什么面目自稱自由主義者、用什么來支撐所謂的自由主義信念呢？
20世紀東、西方的人類都曾經歷過極權主義的漫漫長夜。哈維爾一語洞穿了它得以繼續運行下去的奧秘–
“我們大家都多多少少對這部極權机器之得以運行負有責任。我們當中沒有一個人僅僅是這部机器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運行，我們每個人都曾出了一份力。”
當那些“非常惡劣和不幸的情況”發生時，正是我們一次又一次的默不作聲，助長了這种惡劣的气焰，使惡行得以在人間肆無忌憚。在這一意義上，我們都不僅僅是受害者。
轉載時略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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