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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8月20日讯】中国近期不少报刊相继被令停刊，激起一点私下议论也就风平浪静了。“民主论坛”刊出傅国涌的文章《沉默的耻辱》，尖锐地列出历史事实作为对比：
1947年5月，上海《文汇报》、《新民报》晚刊、《联合晚报》三报被封，储安平在《观察》公开发表文章抗议。1948年7月，南京《新民报》被封，王芸生立即在上海《大公报》发表社论抗议，紧接着，毛健吾、曹聚仁等24位新闻界、文化界、法学界人士站出来，发表了《反对政府违宪摧残新闻自由，并为南京〈新民报〉被停刊抗议》，全国舆论一片哗然。
犹忆两年半前、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方法》月刊横遭腰斩时，仅仅名列顾问及编委会名单的学界名流就多达50位。这些平时动辄洋洋万言、名高望重，到处发言、挂名，“一言而为天下法”的衮衮诸公，却没有哪怕一个人站出来说一句话、提出一点质疑。《方法》就这样消失在一个鸦雀无声的春天。
今年春、夏之交，噩耗频传：继《南方周末》等报刊遭到整顿后，又传来了《书屋》的不幸消息。周实、王平两位办刊人双双被调离编辑部。曾经让千百万国人激动、亢奋过的《南方周末》，如今是好一派万紫嫣红、莺歌燕舞。这是灵魂的阉割–虽然没有停刊，却比停刊更可怕。在黑暗无边的年代里，人们心中的一盏盏灯就这样熄灭了。
这些日子以来，我一直期待着听到一种声音–正义的声音–期待着那些常常在遭遇厄运的报刊发表宏篇大作的名流学者们，能站出来说几句心里话–几句真话。尽管我也清楚说了也没用，但重要的乃是说的本身，重要的是公开表达自己的立场。对此，爱因斯坦留下了一句千古不灭的名言:
“在长时期内，我对社会上那些我认为是非常恶劣和不幸的情况公开发表意见，对它们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
我不无天真地认为，如果标榜自由主义的知识份子都能对这种卑劣行径发出自己的声音，直接说出自己的良心判断，不仅对出局和受到各种形式处置的编辑、记者们是一种精神的安慰与鼓舞，也是对言论自由原则的捍卫。在本质的意义上说，它将使我们从巨大的恐惧、外在的恐惧、以及内在的自我恐惧与卑怯中解放出来。对自由主义而言，重要的不是那些停留在纸上的苍白理论，而是守护最基本的做人准则，并在生活中躬身践行。如果在生活中选择犬儒主义的态度，甚至以种种似乎无懈可击的理由为自己可耻的沉默辩护，那么还有什么面目自称自由主义者、用什么来支撑所谓的自由主义信念呢？
20世纪东、西方的人类都曾经历过极权主义的漫漫长夜。哈维尔一语洞穿了它得以继续运行下去的奥秘–
“我们大家都多多少少对这部极权机器之得以运行负有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仅仅是这部机器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运行，我们每个人都曾出了一份力。”
当那些“非常恶劣和不幸的情况”发生时，正是我们一次又一次的默不作声，助长了这种恶劣的气焰，使恶行得以在人间肆无忌惮。在这一意义上，我们都不仅仅是受害者。
转载时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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