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5日訊】大家知道春秋戰國神醫扁鵲的故事：三次拜見蔡桓公，看到桓公患病由表及裡、由淺入深，告訴他要及時治療，桓公不信不理。最後扁鵲見其病已入骨髓， 就逃到秦國去了，桓公不久就病死了。
三國曹操也得了類似的病：醫神華佗見到曹操，說曹操腦袋裡有瘤，要開顱取瘤病才能好。曹操以為華佗要害他，把華佗關起來，後來曹操頭痛， 想起華佗，華佗已死在監獄裏了，最後曹操也因為這個病死了。
扁鵲和華佗沒有能力治好這個病嗎？不是的。其實，這兩位病人還患有同樣的一種「心病」，我們姑且稱之為「諱病」：就是聽不得別人說他有 病。這種「心病」比身體上的病要難治，蔡桓公和曹操實際上是被這「諱病」害死的。一個是「神醫」，一個是「醫神」， 面對這個「心病」，也只能妙手無策。可憐一代名醫華佗還被冤死獄中。扁鵲智慧，華佗命苦。
今天的人迷信醫院勝於古人迷信神醫（其實未必，現在庸醫也是到處都是啊），所以「諱病」的可能不多，可是「諱言」的不少。這「諱言」和 「諱病」患得是同一種心病，不同的是「諱病」有傷「個體人身」，「諱言」則貽害「群體社會」。此番心病我們不得不重視，因為患這種心病的人不少，當它成為 通病的時候，我們的社會會不會也會到藥石難治的危險地步？若認此類比，「以史為鏡可以知興衰」，這也不是甚麼 危言聳聽吧。
德國新教牧師馬丁‧尼莫拉，在晚年懺悔時寫下這樣的名言：「當納粹黨來抓共產黨的時候，我沒有站出來為他們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黨； 當納粹黨來抓猶太人的時候，我沒有站出來為他們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當納粹黨來抓工會的人的時候，我沒有站出來為他們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的人；當納 粹黨來抓天主教徒的時候，我沒有站出來為他們說話，因為我是基督徒，不是天主教徒；當納粹黨來抓我的時候，已經沒有人站出來為我說話，因為他們都被抓走 了。」
這位牧師也曾是納粹獨裁的受害者，可見面對獨裁專制，這種「諱言」心病西方也有，在納粹獨裁時也是一種社會「通病」吧，後來此病導致民族 發狂，點燃世界戰火。戰後，馬丁‧尼莫拉牧師式的由衷懺悔，喚醒了人們，得到社會的共鳴，現代西方經歷戰爭能重建文明，領引世界走上民主自由之路，擁有和 平的福祉，避免納粹重演，和西方社會勇於面對歷史（真相），進行道德良心的反省不無關係。
「以人為鏡」我們反觀自己：專制的悲劇在我們這片土地上一遍又一遍重演，五十年的和平時代，非自然死亡（八千萬人）比戰爭還厲害。提到六 四，很多人的心態還和齊桓公和曹操的心態一樣，不願正視、不敢正視我們是共產專制的受害者。六四過去二十一年了，我們對六四的反省還是非常有限的，不然何 以今天還有人拿「盛世成就」為中共六四鎮壓張目，好像「屠城」是繁榮經濟、穩定社會的必經之路。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所長嚴家祺先生講得好：「「六 四」21年不翻案，中國21年沒有正義……中國就成了不講正義、沒有公正、沒有陽光的國家。今天的中國，就像嶄新的高樓大廈一樣，掩蓋著高樓大廈中人民的 種種苦難。」
「諱病」可以使人失去對病情真相瞭解的機會，耽誤醫治，使人身病亡，「諱 言」則會使眾人失去社會真相的瞭解而導致社會病態。高樓大廈就是國家富強嗎？完整的國家財富 是其物質財富加上精神財富，而且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精神財富遠大於其物質財富的價值。有人只看到漂亮的物質繁榮，卻忽視官場腐敗、社會黑暗、環境污染、 妓女遍地、軍隊走私……種種精神敗壞；只看到漂亮的高樓大廈，對「富士康」十三跳卻視而不見。這明擺的社會病垢卻不願承認，不願面對，這不是「諱病」是甚麼？在這樣一個病態的社會中生活，人可能幸福嗎？
不敢反省、迴避真相、縱容邪惡，造成社會這樣（病態）是必然的！「諱病」也是一種傳染病（讀者自己體會），最糟糕、最可惡的是那些自己患 了「諱病」的庸醫，也就是那些失去良心的所謂的「知識份子」，他們在大力吹捧專制成果，粉飾太平，迴避真相，使人們看不清現實，抹殺社會腐敗的成因，為惡黨開脫責任，專制政權合法化麻 痺人們！這些人是邪惡的同謀！對「六四」的「諱言」無異於對中共暴政的默許，所以今天政府還在用「武力」鎮壓，還在用「暴力」強遷，還在用「勞教」洗腦， 還在用「監獄」轉化，這些不都是六四模式的延續嗎？
鮑彤先生（前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的秘書）講得好：「在社會道德淪喪這樣一個情況下，各種慘無人道的事情，各種無法想像的慘不忍睹的事情都可 能發生。發生了以後還很麻木，領導也麻木，老百姓也麻木。過去外國有一句話就是『世紀末的瘋狂』，就是絕望了的瘋狂。這種東西過去我們是在想像當中、小說 中來看，現在這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一切的惡果，這就是六四鎮壓的惡果。」
正義不舉，邪惡就氾濫，這是社會的必然。揭示真相、瞭解真相對社會則是有利 的。有些真相就是醜惡的，殘暴的，血腥的，人看到了感覺不好，就像我們身體患病一樣：疥瘡流膿、癌症腫瘤，病嘛，就是這樣污穢，正是因為不好我們才需要去 治！對於社會的病垢也是如此，我們揭露它，就是為了避免它。有一位朋友在西方電視台人做記者，被派回北京工作，他不久就發現一個在大陸判斷某事新聞價值的規律：如果他去採訪報導的事件越有價值，他受到當局的限制越多，盯梢他的便衣越多；相反，他不受阻擋去報導的事件就沒有多大價值。真相是有價值的！有意思 的是邪惡之徒反而比正常人更懂得這一點，我們為甚麼不去發揮真相的價值？
真相豈止只有新聞價值呢？其真正的價值，於個體而言能幫助我們判斷是非、區分善惡，決定我們何去何從；對於一個社會止惡揚善，彰顯正義，更離不開真相的昭然。邪惡掩蓋其醜惡，殘暴，血腥，另一方面它也同時扼殺正義和善良。現在越來越多的六四真相被揭露出來，值得一提的是，六四期間64軍 570團政委的抗命，引發全軍上下一直反對軍隊進京，並帶動了其他集團軍的消極抗命，570團政委六四之後立即遭到逮捕整肅，開除軍籍、黨籍，然後以士兵身份接受軍法審判，最後遣送回瀋陽，在一家街道集體工廠從事最艱苦的工人工作，一直被當地公安機關列為危險分子長期監控至今。
邪惡當道，正義和善良卻不見天日，社會需要真相，有如萬物需要陽光。如果說「六四」不翻案是在掩蓋那場充滿血腥暴力的屠城真相，那麼在法 輪功這個最大的禁區，反過來想一想，我們把這裡掩藏的真相彰顯出來，那有會有多大的價值呀！那是在持續的虐殺真善忍的信仰。這些已經不是一個是非曲直問題 （誰是誰非，大家都心知肚明），面對惡黨專制強權，考驗著每一個社會成員的道德、良心、勇氣和社會正義感，就像上面提到的正義之士，堅持正義需要付出代價。大家現在都是社會中的一員，現在誰又能離開誰呢？是大家的社會，是大家的環境，社會的問題就是大家的問題。真相不明，邪惡盛行！六四是我們這個社會的 一道傷痕，有人把它作為「政治」話題來避諱，二十年來，一直是一塊讓中國人「諱言」的「心病」，我不知道在家鄉的那塊土地上還有多少這樣的「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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