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1月22日訊】河北省魏縣一則關於幹部任用的規定引發爭議，該規定是這樣的：要想陞遷首先要有父母德孝證明，無德不孝一律不考慮。實行以來，據說目前魏縣已有3名科級幹部、8名股級幹部由於德孝行為有瑕疵未被重用。另外一個據說是絕大多數的老百姓都支持這個政策。這事兒沒看見數字，反正「絕大多數」這個詞兒聽著挺有意思的，正好跟經常聽見的「一小撮」對應，群眾的眼睛又雪亮了一次。
要說這個德孝有瑕疵未被重用也不是起自今日，當年有個叫做「舉孝廉」的制度，是鄉間有德行、有孝道的人專有的進身之路，由此可以當官。後來雖然有了科舉制度，但要是您不夠德孝的話，也是要被彈劾的，有人守尊親之喪不足三年（實際是27個月）就被剝奪了官職。但要是瞭解那段歷史的話就會知道，這基本都是附屬的罪名，實際都是政治鬥爭的藉口。要是真需要某人的話，下個「奪情」之詔，這三年的守喪規定就化為烏有了。
這就是讓人擔心的第一點：權力對於德孝的定義能力。我們知道，從古到今這個德孝的標準經常是變動不居的。「德」咱們就不說了，原來還有男女授受不親的德行呢，現在誰弄這個就屬於散德性了。至於「孝」的標準也古今有所不同，早年間儒家講究即使是舜的父親犯了罪，舜也應該背上老父親放棄帝位而逃走，現在咱這裡都說是要「大義滅親」了。
為甚麼會有這種變化？這就是行政的權力藉著道德之類的玩意兒說事兒，以便於向上可以炫耀政績與自己的道德觀之正確，向下可以利用手裡的權力干涉社會道德。文革的時候宣揚的道德觀是公物高於個人生命，於是就忽悠到某人在洪水裡去追電線桿子，因為那是公物。現在誰要是這麼要求別人，給他一個大嘴巴是輕的。但這些標準就是這麼變來變去的，總是以有權者的標準為標準，然後隨著他們高興而發生轉變。
道德與孝道都是一個社會自發形成的東西，提煉昇華而成為法律，進而成為約束全社會的最低線。但德孝本身只能用公眾輿論來約束某些行為，行政力量本身不但不該定義，甚至也不該以此來作為標準衡量一個人的陞遷與否。這就等於是行政的力量定義了德孝之後，在法律之外居然還有了某種形式的處罰權，而這個又不是「公罪」，直接侵入私人的領域當中了。
另一點就是這種關於德孝的規定所走之路，又是那種以身作則的路子。這個路子按說理論上是可行的，但咱這裡往往弄著弄著就成了「以身作賊」，官員的形象如何相信我們就不用探討了，加上這個德孝的考語與界限，有多少人相信他們真的德藝雙馨還真是個未知數，這也是上文說絕大多數老百姓都支持算是「據說」的原因。
其實官員們的個人私德如何雖然對於社會管理有所影響，但實際上如果有所約束也不會敗壞甚麼社會風氣。主要是在監管不利的同時，我們這裡還致力於把很多沒有出事的官員塑造成道德楷模，一旦出事之後，馬上就成了道德墮落的典範，兩者的落差之大，足夠讓人懷疑這個官場是個盛產偽君子的地方，連帶著大家也就不相信官方所標榜的道德之類的玩意兒了。要說這些年我們這裡世風日下、人心不古，這也算是原因之一。
所以，這就是這樣的德孝政治讓人擔心的地方。萬一將來這個貧困縣再抓出幾個貪官來，德孝治縣就會再次成為笑柄，情何以堪嘛。順便說一句，據說現在當官有雞犬昇天之說，要是某人對於家人確實有著很好的私德——比如弄點兒工程承包甚麼的——這大概也不會有家人給他一個差評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