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11月23日訊】當下中國經濟正在蓬勃發展（不過是畸形的、代價慘重的發展）引起了世界對中國的關注，於是國外湧現出了一批所謂的「中國通」。他們大都是不遠萬里來去匆匆地到中國跑了幾圈甚至數十圈，採訪了他們所到之處一些允許他們去的地方、或允許他們見的人，以及聽取陪同他們的人和各級政府官員向他們介紹的情況，掌握了一些他們這樣耳聞目見的一些情況之後，再到圖書館、資料室研究一番有關中國的各種情況介紹和中國官方公佈的統計數據等資料之後，他們便自以為對中國已十分瞭解，於是便對有關中國的各種問題大發議論，他們便以「中國通」自居，對中國毫無認知的外國一般民眾，見他們侃侃而談、頭頭是道，也就尊他們為「中國通」。
筆者看了這些洋「中國通」發表的有關中國問題的談話和文章之後，深感這些洋「中國通」實際上對中國的現狀和存在的各種問題幾乎可以說是一竅不通，頂多可以說是一知半解。例如：北京市一向以歧視外地人、歧視農民工、高校歧視外地考生……而著稱；北京人一向以享有許多外地人所沒有的特權而著稱，這樣一個到處都充滿不平等的城市，在2008年10月22日居然被聯合國人權署的「中國通」們稱之為「世界上最平等的城市」；畸形發展且後患無窮的中國經濟，居然被一些外國的「中國通」們認為是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引擎和火車頭；更有甚者，一些外國的「中國通」或發表演說，或著書立說宣稱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世紀」、二十年後中國將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超級大國、中國的發展模式「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將成為二十一世紀人類社會發展的新方向……諸如此類的胡說八道，無不顯示這些洋「中國通」對中國社會的無知和認識的淺薄、荒誕。
仔細想來也不能怪這些作為政治家、外交家、學者、記者的洋「中國通」們智力有問題或是方法不對頭。按照這些洋「中國通」們所採用的研究瞭解中國問題的方法，及他們所花費的精力、時間去研究瞭解世界上除中國（還包括北朝鮮、古巴這兩個共產極權國家）之外的任何一個國家，他們都有可能成為「該國通」，唯獨在中國不行，為甚麼？以筆者分析大致有以下四個方面的主要原因：
一、中國實在太大、太複雜；各地區之間、多達五十六個的各民族之間在歷史、文化、傳統、習慣、倫理道德、經濟發展水平、生活水平、政治思想觀念……等諸多方面的差別實在太大，筆者可以斷言，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存在中國這樣複雜、這樣巨大的差別。這些差別之大即使是一個一輩子生活在中國，並長年在中國走南闖北、遊東走西，並且能在各個地方生活時間足夠長的人，都無法完全瞭解清楚的。你說，一個外國人他能具備這樣的條件嗎？顯然他不可能具備這樣的條件，就是國人在行動相對於過去已經方便、自由多了的今天亦難以做到這一點，在過去就更不必說了。
筆者對此有深切的親身體驗，筆者早年求學時期是為數不多的從中共極權政權和獨裁「偉人」對國家和民族所帶來的深重災難之中覺醒過來的青年學生之一。面對當年慘不忍睹的無情現實，作為一個熱血青年，一種肩負改變這一悲慘現狀的使命感油然而生。當時深感要拯救這個國家和民族的命運、要尋求一條救國救民的道路，首先必須瞭解這個國家的現狀、發現存在的問題、探尋產生這些問題的根源，然後才能找到解決這些社會、政治、經濟、民生問題的辦法。
為此，筆者費盡苦心、歷盡艱苦終於找到了一種在當時那種嚴格限制、禁止人員，特別是農民隨意遷徙、流動的時代（筆者當時是農民），可以到全國除軍事禁區和邊境特區之外的任何地方去，並且居留時間的長短基本不受限制的行業，當時那種行業每年東西南北要跑十幾個省，每個地方要停留在那裡勞作、生活十幾天至兩、三個月不等，而且這個工作一幹就是將近十年。為筆者瞭解中國的現狀和存在的問題提供了極大的便利，經多年在全國各地的潛心觀察、瞭解、研究，至今我仍只能說我對中國的現狀和存在的各種問題比一般沒有我這種經歷的人有多一點、深一點的瞭解。我尚且不敢自稱為「中國通」，一個外國人他能具備筆者的條件嗎？顯然是不可能的。這就是一個外國人不可能成為一個名符其實的「中國通」的第一個原因。
在這裡為說明中國各地差異之大、情況之複雜，要真正弄清楚中國的一個社會問題對一個中國人來說有多麼難（外國人就更不必說了）。筆者自幼生長在城市，在校讀書時除在中學時代寒、暑假或春、秋假期間偶爾到家住在農村的同學家裡去玩過兩、三次（每次也就兩、三天）之外，對解放後農村的困苦是沒有甚麼瞭解的。後因不滿當局的獨裁專制和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當局給國家和民族所造成的無以窮盡的深重災難，而立志尋求救國救民之道，不料竟因此而被當局扣上「思想反動」的大帽，被強制遣送某國營農場勞動改造「反動思想」。
平生第一次正式走進農村生活，我見當地的農場職工每月只有二十多元工資（剛招進的每月工資二十元、一級農工二十二元、二級農工二十五元、三級農工二十八元、四級農工三十二元，農場生產隊職工大多為一、二級。三級很少，四級基本沒有）再加上老婆、小孩在農場生產隊做一點臨時工每月另有十來元收入（農忙時可達十幾元）要維持一家五、六口，甚至七、八口人的生活（當時由於毛澤東對馬寅初先生關於要控制人口的數量，提高人口的質量的遠見卓識進行了無情的批判，拒絕推行計劃生育造成家庭人口過多）按照我從小在城市生活的經驗和標準看，農場職工的生活實在是已經到了窮得不能再窮的地步，比這再窮就簡直就無法生活下去了。
到1969年初，我又被當局把我跟隨「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一起下放到南方某縣丘陵地區的一個生產隊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繼續勞動改造思想。我在那裡看到的情景不禁令我耳目一新，我原以為已經窮得不能再窮的農場職工的生活，與當地公社社員的生活比起來，農場簡直成了「天堂」。農場職工收入雖少，但能吃飽飯有自留地，菜不需花錢買，衣著雖破舊，但因每月都有點工資除支付油、米錢之外，一年到頭每人尚可添置件把衣裳；大約一半以上的小孩還能上得起學；口糧也全是大米沒有雜糧；地裡的棉花杆、稻草和溝渠邊的野草作燃料，也可滿足做飯燒火的需要。
而當地生產隊的社員們一年只能吃到兩、三個月的大米，其餘時間只能吃紅薯、紅薯乾、紅薯渣（紅薯搗碎洗去澱粉後的殘渣，其主要成分為不能消化吸收的木質纖維，除了能塞塞肚子之外，已經沒有甚麼營養成份了）。由於山上的森林植被均在大煉鋼鐵和大辦食堂時幾乎砍伐殆盡，殘存的小樹枝椏早已被劈下作柴火燒，燃料只有稻草，不夠燒到了往往連飯都無法煮熟的地步，社員們為節省燃料，只得把白菜、蘿蔔切碎後分別放在兩個瓦罐內加點鹽、放點水蓋上瓦蓋，分別放在灶堂的兩邊以便在煮紅薯、紅薯乾或紅薯渣時順便也就把白菜、蘿蔔煮熟了。
由於一年一人只能分到3～4兩油，所以一年的絕大部份時間菜裡面是沒有油放的，當地人稱之為「吃紅鍋菜」（農場職工包括家屬在內每人每月有半斤油），社員們一個工日只能分到一角多到二角錢，許多社員家庭辛辛苦苦一年起早摸黑辛勤勞動，到頭來還要倒欠生產隊數十元到一百多元（這個數字對於一個工只有1～2角錢社員家庭來說，已經是一個不堪承受的巨大數目）。社員家裡一年能餵上一、兩頭豬，由於出產紅薯通常的做法是從縣城買回30～40斤大小的豬崽子餵上五、六個月，長到一百五十多斤（達到國家收購的二級標準）或一百入十多斤（到三級標準）送去收購，大約能賣得90～110元左右，除去買豬崽的錢，大約還能餘下50～60元左右（所謂的紅薯、瓜菜、野菜及人工均未計入成本，把這些除掉，社員家餵一頭豬實際上賺不到一、二十塊錢），往往不夠還生產隊的欠支，偶爾有點節餘，也只能用來更換那些已經破舊到已不能再縫補的衣裳。我當時便認為這裡的社員們已經窮到了極點，再窮就真的無法生活下去了，我自以為我已經在那裡看到了中國最窮困的現象。
可是後來到1980年夏天，我浪跡到了寧夏固原縣六盤山麓的一個回民小山村。我們在一個姓穆的回民老漢家公路對面的小河邊上搭了一個帳蓬暫往，穆大爺六十多歲、高個、皮膚黝黑、瘦骨嶙峋（瘦得好像就是一層黑皮包著的一付骷髏骨架）、雖然是盛夏仍穿著一身又黑又破的舊棉衣褲。若不是從他那深陷的眼窩裡鑲嵌的一對大眼裡射出的炯炯有神的目光還顯示出一點生氣，你便會以為站在你面前的穆大爺不是一個活人，而是一具殭屍。此後，穆老漢幾乎每天都要到我們的帳蓬裡來坐一坐，除了拉一拉家常之外，主要是為我們每天泡給他的一、兩杯茶和拿給他抽的幾支一角三分錢一包的香煙而來。據穆大爺稱：他們這裡在解放前和「農業合作化」以前也是經常喝茶的，煙也常抽，「統購統銷」和「農業合作化」以後便很少有茶喝、煙也抽得少了，到1958年之後，直到你們現在來這裡之前就基本上沒有喝過茶，煙也難得抽上一支。
大約在七月中旬，有一次我發現每日必到我們帳蓬裡來喝喝茶、抽抽煙的穆大爺已連續三天沒有到我們的帳篷裡來了，我們好奇怪，他是不是病了？我和住在一起的吉林的小顧、小李便跑過馬路到對面穆大爺家的泥坯房子裡去想看個究竟。一進門便看見穆大爺捲曲著身子躺在泥坯炕上，我連忙問他：「穆大爺！您不舒服？」穆大爺沒有吱聲，而是艱難地伸出他那隻不斷抖動的瘦得皮包骨的黑手，先用食指指了指自己的肚子，然後伸出三個指頭表示他已經餓了三天了，他已經餓得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見此情景，我的眼淚忍不住一下子便湧了出來，舉目四顧，屋內穆大爺仍然穿著那身又黑又破的舊棉衣褲曲身躺在一床用高梁桿皮編的、已經發黑的破炕蓆上、炕上有一床又黑又破的舊棉絮，還有一個破舊不堪的小木箱，穆大爺一家三口（還有穆大娘也是六十多歲，和一個十一、二歲的孫女）一年四季的衣服全在其中、炕旁的土灶上有一口缺了一塊的鐵鍋，因長期沒有油已呈現銹跡、門左側的牆上掛著一隻用肥皂箱改成的碗櫃，裡面有三、四個都缺了一兩塊的破菜碗和幾雙筷子、門右側的牆上掛著一隻裝雜物的篾絲籮筐，因年代久遠和炊煙的燻陶已呈醬黑色（據穆大爺後來講這還是解放前，他在當地開馬店時，一個國民黨的四川藉的逃兵住在他開的馬店，沒有錢、沒有吃的穆大爺見他可憐便給了他一些吃的和一點路費，那個逃兵臨走時送給他的，已有好幾十年了）。看到穆老漢的家我這才感到甚麼叫真正的貧困，我才知道甚麼叫真正的「一貧如洗」，我不得不由衷地驚嘆我們那位創造「一貧如洗」這一成語的先人，這個「洗」字用來形容極度的貧困是何等的精準，穆大爺的家不就像大水沖洗過一樣一無所有嗎？
據穆大爺後來告訴我們，他們這裡平均每人每年只有一百二十來斤毛糧（即沒有去皮、去殼的原糧）主要是楊（洋？）麥（一種產量低、磨出的粉呈灰白色口感很差的粗糧）和玉米，沒有油，由於氣候、土質關係蔬菜也很少，一年所分口糧即使省著吃不到四個月就吃光了，餘下的時間就只能靠吃政府的返銷糧，勞動力每人每月二十六斤玉米，像穆大爺這樣的老人、婦女和小孩只有二十斤，都要自己拿錢去買（每市斤八分錢）政府只提供玉米指標。由於沒有油、沒有任何其他副食品，蔬菜也很少，所以往往不到月底就吃光了。因家裡的玉米早已吃光，穆大娘被迫回娘家要飯去了、大孫女因沒有飯吃也已回穆大爺兒子家去了，所以只留下奄奄一息的穆大爺一人在家。我們見此狀況，連忙跑回帳篷拿來半鍋中午吃剩下的玉米碴子（玉米磨成的綠豆大小的小顆粒）粥給穆大爺，他也顧不得客氣便一口氣把它吃光了。考慮到距穆大爺領下月的返銷玉米指標還有一段時間，我和小顧、小李一商量決定再拿十幾斤玉米碴子給穆大爺，以防他餓死。
第二天中午，我看見遠處山邊的小路上，一個衣衫襤褸的老大娘提著一個小口袋邁著艱難的步履一搖一歪地走過來，走近一看，原來是穆大娘提著從五、六十里路外的娘家討來的七、八斤玉米趕回來送給穆大爺吃，因為怕穆大爺在家餓死，穆大娘把那討來的七、八斤玉米送回家後，怕穆大爺不夠吃，只喝了一大碗水，飯也沒有捨得吃，就又空著肚子艱難地邁著她那雙纏過的小腳，沿著來時的山路一搖一晃地走回娘家要飯去了，我站在帳篷前的一塊大石頭上遙望著穆大娘那瘦弱的身影逐漸消失在遠處的山路上，一種欽敬之情油然而生，我深為穆大娘的堅強和她對穆大爺那種無言而深沉的愛所感動。
大約又過了八、九天，穆大娘又帶著從娘家討來的十來斤玉米回來了，我們見穆大娘去娘家要飯，她那雙纏過的小腳每次往返要走一百一、二十里山路實在太辛苦，那時離秋收的日子已經不遠了，就對穆大爺和穆大娘說：我們再給你們二十來斤玉米碴子，估計你們可以吃到秋收，穆大娘就別再去娘家要飯了，他們老倆口很高興地接受了我們的意見。此後我們與穆大爺一家關係大為改善，穆大爺也對我們剛到時我想借他家泥坯房旁邊一口空著窯洞住一下遭到穆大爺惋拒一事表示歉意，並誠心邀請我住到他家的窯洞去。我當然十分樂意接受，一是住在夏季烈日照射下的帳篷裡實在令人難受；二是好奇心特強的我從來沒有住過窯洞，真想住進窯洞親身體味一下它那冬暖夏涼的滋味。
後來我看到穆大爺、穆大娘在夏天都一直穿著那套胸前和袖口已經黑得發亮了的破舊棉衣褲，皮膚上也好像有一層黑殼，看得出他們已經有很長時間沒有洗過澡、洗過衣服了（那身已破舊到那個程度的棉衣褲確實已經不堪一洗了），其實回民是一個十分講究清潔的民族。我便對他們說：「我們這裡洗衣粉也有、肥皂也有，現在天氣又好，你們何不洗洗澡，順便也把衣服洗一下，這樣，人也精神、衣服穿起來也舒服一些」。他們連忙點頭稱：好。
次日早飯後，穆老太提了一桶水進屋去燒熱讓穆老漢洗澡，不久穆老太把穆老漢脫下來的那一套發黑的破舊棉衣褲拿到我們帳篷外的小河邊來洗，我們把洗衣粉和肥皂拿給她，讓她洗穆老漢的衣裳，結果洗了好多盆黑水出來，又在小河裡清洗了好多遍髒水還是沒有完全洗清，穆老太害怕再洗下去就不能穿了，只得小心翼翼地擰乾水，掛在我們涼衣服的繩子上涼曬，我這時才發現穆老漢的那套「黑色」棉衣原來竟是深藍色的。這一天就沒有見穆老漢出過門，原來那套發黑的破舊棉衣褲竟是穆老漢一年四季唯一的一套衣裳，由於沒有一件可供替換的衣裳，洗完澡後的穆老漢，只能赤身裸體地躺在炕上用那床發黑的破爛棉絮遮羞。幸虧那個地方空氣乾燥，當時又時值盛夏白天氣溫又高，穆老漢那身洗過的破舊棉衣褲到下午三、四點鐘就乾了。當洗淨了身上的陳年污垢後的穆老漢穿上這套洗乾淨了的深藍色衣裳出現在我們面前時，我頓時感到他已經是煥然一新，不僅衣服乾淨而且皮膚也顯得白淨了許多，我們和他開玩笑說：「穆大爺，您今天真精神啊！」他笑著說：「見笑！見笑」。第二天輪到穆老太洗澡，穆老漢替他洗衣服，由於同樣沒有一件替換的衣裳，穆老太洗完澡之後，也只好躺在炕上用那床破舊棉絮遮羞，直到下午衣裳乾了才拿進去穿上才能出門。
好不容易穆大爺一家總算熬到了秋收，正當我為穆大爺一家終於可以暫時擺脫饑饉的困擾而高興時，更加令人心酸的一幕又無情地展現在我的面前：一天，我從穆大爺家的門口經過，忽然聽到穆大爺在坑上呻吟，並喘著粗氣，我以為他病了，走進門一看只見穆大爺躺在炕上，便問他：「穆大爺，您病啦？」穆大爺擺擺手，然後指著自己的肚子說：「哎呀！撐得難受」，一邊說一邊還往嘴裡塞炒熟的蠶豆。我說：「撐得難受，您不會不吃呀！」他說：「肚子是撐得難受，但嘴裡、心裡還想吃，控制不住呀！」我怕他撐死，便一把搶過他手邊盛滿炒蠶豆的大破碗交給穆大娘，並告訴她別讓他再吃了，再吃會撐死人的。此時，一種前所未有的難以名狀的複雜心情湧上我的心頭，其中有憐憫、有悲涼、有痛苦、有沉重、有憤怒……。
我為長期的飢餓和對食物的強烈渴望所造成的人們對食物近乎貪婪的、不可遏制的強烈精神需求，與人們對食物的生理需求之間竟存在如此巨大的差異深感震驚和悲哀。正是這種巨大的差異往往使一個長時間處於極度飢餓狀態的人，一旦獲得充足的食物時不顧自己生理、身體的需要和承受能力不停地進食而被脹死。
看到穆大爺家的狀況，與原來我認為窮得不能再窮，再窮就沒法活下去了的我所下放的那個生產隊的狀況相比，我下放的那個生產隊也幾乎可以算得上是個「天堂」。在我下放的那個生產隊雖然只能吃上三、四個月的大米，但紅薯、紅薯乾、紅薯渣總還是能填飽肚子不致挨餓、油雖然很少但一年四季蔬菜還是有吃的、社員的衣衫雖然破舊但換洗的也還有幾件、社員家裡桌椅板凳、鍋盆碗筷多多少少也都有一點。我想如果讓穆老漢一家突然搬到我下放的那個生產隊去生活、勞動，穆老漢多少會有點進了「天堂」的感覺。
正當我自以為在寧夏固原六盤山麓的這個小山村、在穆老漢家看到了中國（也許是世界上）最貧窮的狀況，自以為對中國的貧困狀況有了很深切的瞭解時，後來讀到一篇報導不禁讓我感到有些羞愧，那篇報導是說，在「改革開放」剛開始時，前國務院副總理、時任安徽省委書記的萬里一次和秘書一起去安徽某貧困地區視察，因口渴想到小路旁邊的一所破茅房裡去討水喝，萬里和那位陪同他的秘書一走進門，見一老漢和兩個女孩圍坐在灶台旁取暖，萬里叫了幾聲：「老大爺」，那三人沒有甚麼反應，秘書見狀忙對那老漢說：「這是省裡的萬書記在叫你呢！你怎麼不吱聲？」那老漢聽說是省委書記來了，不得不勉強站起來，要去倒水給他們喝。這時萬里和他的秘書才發現，原來那個老漢和他的兩個女兒都沒有褲子穿，所以不好意思站起來，萬里和他的秘書一看這個破草房裡幾乎甚麼都沒有。
看到這裡我才知道，萬里和他的秘書在安徽某貧困地區那個小路旁的破茅房子裡看到的才是中國乃至世界上最貧窮的狀況。穆老漢一家雖然一年四季都是穿一套破舊不堪的棉衣褲，沒有可替換的衣服，但穆老漢一家三人還各有一條雖然破舊但尚可免強遮羞的褲子，而安徽的那個老漢一家三口不僅和穆老漢家一樣，一貧如洗、家徒四壁、備受飢餓的煎熬，而且竟連一條可以遮羞的褲子都沒有。
從筆者本人以上對中國貧困狀況的認識逐漸不斷加深的過程，就可以明白以中國地域之廣大、各地區在政治、經濟、文化、傳統方面存在的差異之巨大、各地區情況之複雜，使一個有心研究中國問題的中國人要弄清楚中國的一個問題有多麼艱難，更何況一個外國人。
二、中共極權政權一貫的嚴密的保密制度和愚民政策。中國是世界上當之無愧的保密制度最嚴密的國家，事無鉅細當局對民眾一概嚴加保密。國人只能看到當局讓你看到的事物、只能聽到當局向你灌輸的東西。這種保密制度、思想灌輸手法和愚民政策，使國人根本無法及時、準確、真實地瞭解到中國過去和現在發生的事請，更無從判斷和預見將要發生的事情，作為一個外國人就更不消說了。
舉一個例子：在1959～1960的三年期間，由於1958年毛澤東及其中共幫伙的好大喜功、狂妄無知、獨斷專行、不尊重現實、不尊重科學、壓制不同意見而發動的近乎瘋狂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當局稱之為「三面紅旗」）和大煉鋼鐵運動，從而導致工農業生產幾近完全崩潰，造成人民生存必需品（特別是糧食）極度匱乏，使數千萬人因飢餓而死亡的史無前例的嚴重後果。
面對這一無情的千真萬確的事實，毛及其中共幫伙不是冷靜地坐下來深刻檢討自己的錯誤和罪行，以防止今後再發生類似事情（如果能這樣，那毛也就不是毛、中共也就不是中共了；如果能這樣，那五年之後也就不會發生更加瘋狂的、為害更加深遠、後果更為惡劣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了。令人遺憾的是，毛及中共的本性已經決定了不存在這樣的可能性）。而是通過他們掌控的新聞媒介和宣傳機器，把這一切完全由毛及其中共幫伙人為造成的空前巨大的慘重災難完全歸咎於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和「蘇修逼債」這兩個憑空捏造出來的原因頭上，絕大多數國人都被毛及其中共幫伙對真實情況的保密、隱瞞和捏造的「事實」所欺騙、所愚弄，對此都信以為真。因為中國這麼大，民眾明明知道本地這幾年氣候條件很好，雖然沒有甚麼自然災害，在當局嚴格保密的情況之下，又沒有其他信息來源，只能聽到當局反覆宣揚的「嚴重自然災害」，便信以為別的地方大概是遭受了嚴重的自然災害。以致每個地方都以為別的地方遭受了嚴重自然災害。而「蘇修逼債」這類當局嚴加保密的外交問題，普通民眾就更摸不著頭腦，只能聽由當局胡編亂造，一概信以為真。而事實的真相直至四十多年之後才被揭露出來。
據前幾年有氣象專家對「解放」以來數十年的氣象資料進行統計分析，其結果出乎絕大多數國人的意料：被毛及其中共幫伙稱之為「遭受嚴重自然災害」的1959、1960和1961這三年卻是「解放」以來全國氣候條件最好的三年。而所謂「蘇修逼債」更是當局顛倒黑白扭曲事實的無恥謊言，據近年揭露出的資料顯示：原來在1959～1961年中國大量餓死人時，被毛其中共幫伙罵為世界「修正主義」總頭子的赫魯曉夫曾主動向中共當局提出：中國所欠蘇聯債務（十億盧布用農付產品和礦物原料償還的債務），蘇聯考慮到中國目前的困境，可以延緩五年償還，而且這五年不另計利息。對於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聯出於人道主義的這一建議，竟遭置數以千萬計中國饑民（主要是農民）的生死於不顧，硬要在國際上打腫臉充胖子的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當局的「嚴詞」拒絕。
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聯又提出願以貸款的形式，向中國提供100萬噸糧食和50萬噸古巴糖，也遭以毛為首的中共當局拒絕，僅同意接受50萬噸古巴糖（毛同意接受50萬噸古巴糖並不是考慮國內饑民的需要，而是出於拉攏古巴支持毛充當世界共產革命領袖的目的）；不僅如此，毛在已餓死1～2千萬人、還有數千萬人瀕臨餓死的情況之下，為了顯示其所謂「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和富足、為了向全世界表明中國不存在饑荒和餓死人的情況，竟然毫無人性、毫無憐憫心地提出要提前償還所欠蘇聯的債務，硬是從城鄉饑民的口中強行奪走他們本已少得可憐的糧食和農副產品（由於除了饑民口裡極少的、賴以活命的糧食和農副產品之外，瀕臨崩潰的國民經濟已實在拿不出別的甚麼東西去還債）提前三年還清了所欠蘇聯的債務。這一愚不可及的毫無人性的行為不知為中華大地又增添了幾百萬餓殍？儘管如此，在中國東北飢餓最嚴重的時候，當時的蘇聯仍在其遠東地區就近向我國東北提供了二十多萬噸糧食（這至少可以使那一年內少餓死二百萬人左右）。
不過對於一個長期生活在這種嚴格保密氛圍內的、又密切關注國家前途命運的中國人，還可依據多年觀察、思考總結出來的規律、經驗，從當局的報紙雜誌、廣播電視等新聞媒介的字裡行間，和前後對某事某人的宣傳，在用詞上的微小差異、出現頻率的變化之中判斷出一些當局秘而不宣的已經發生的或將要發生的事。例如：如果報紙上、廣播、電視上反覆強調「安定團結」，那麼國人可以據此推斷：要麼是當局上層各幫派之間狗咬狗式的內鬥愈演愈烈；要麼是甚麼地方民眾或少數民族不堪當地官僚集團、黑幫勢力的欺壓起而鬧事（實為反抗）；如果某頭面人物在新聞媒體上的曝光率突然下降甚至消失，那麼國人則可據此推斷出：此公已經或將要成為中共內部一場殘酷的權力鬥爭的犧牲品，他的政治生命甚至生命均可能就此終結……，如此等等。要「修煉」出這種工夫，沒有連續多年生活在這種環境之中，並不斷地仔細觀察、分析和研究是不可能的。請問一個外國人，哪怕是一個精明的政治家，或學富五車的專家學者他能做到這一點嗎？答案是明擺著的。
中國這種嚴格的保密制度和甚麼都不讓民眾知道的愚民政策，實為一個外國人，甚至一個中國人要成為一個「中國通」的一大障礙，而且幾乎是不可逾越的障礙。儘管現在由於科學技術，特別是通訊技術的發展，這種保密制度已有所鬆動，國人已能從媒體中看到一些諸如自然災害、礦難，和一些有關貪污腐敗……等方面的報導，較以前更多地瞭解到中國所發生的事情，但許多重大的關係國計民生，特別是政治、軍事、經濟現狀、社會現狀、民族矛盾……等重大問題仍處於嚴格的保密狀態之中。我們離一個公開、公正、透明的社會還有一段漫長而艱難的路要走。這是一個外國人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中國通」的第二個原因。
三、中國所公佈的有關政治、經濟、社會、民生……等所有的的統計數據，幾乎可以說無一例外地含有數量不等的「水份」，有的統計數據甚至完全是憑空捏造的（詳情可參考拙文《我國GDP增長數據完全沒有注水嗎？》及《茅塞頓開》兩文）。
有志研究中國問題的外國政治家、專家、學者面對中國所公佈的統計數據，他們只有兩種選擇，一種是他們完全相信這些統計數據是真實的、可靠的、可以作為研究中國問題的依據的。僅憑這一點就可以斷定，這些人對中國的現實是一竅不通。他們依靠這些充滿各種水份的虛假數據來研究瞭解中國社會的現狀和中國的過去（指「解放」以來）會得出甚麼樣與實際情況大相逕庭的結論是不言而喻的。這些人怎麼能成為「中國通」？另一種是他們對這些統計數據完全不相信或半信半疑，僅憑這一點便可以斷定這些老外對中國還算得上有一點起碼的瞭解，那麼，這些老外在沒有可靠的統計數據可作依據的情況下，他如何能對中國的問題進行研究、並使自已成為一個名符其實的「中國通」呢？顯然是不可能的。這就是一個外國人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的「中國通」的第三個原因。
四、中國這樣一個長期處於封建極權專制的統治之下，並擁有長期在這種極權專制統治之下形成的思想、文化、傳統、觀念的社會，與西方在希臘文化的民主傳統，和基督教平等、自由、博愛精神共同孕育出的民主與法制社會之間的差異實在太大，以致於一個長期生活在西方民主法制社會裡的人，無論他有多麼高的智商、無論他具有多麼豐富的知識、閱歷，也不論他有多麼豐富的想像力和邏輯推理能力，他都不可能正確認識和理解在中國所發生的一切。
舉個例子：前幾年中央電視台報導，廣東揭陽市市委、市政府為騙取國家出口退稅款項，不惜由市委市政府出面牽頭組織工商、稅務、銀行、質檢、技監、海關、外貿、交通運輸、海運……等所有與外貿和出口退稅有關的部門串通一氣，偽造數百家實際上完全不存在的出口創匯工廠、企業；偽造出每年產值數以億計的數百上千種出口產品（實際上一種出口產品也沒有，一分錢也沒有出口）。每年從國家騙取數千萬元出口退稅款，以維持揭陽市委市政府及其下屬機構的運轉。
如此駭人聽聞的怪事，連我們這種對國內各式各樣弄虛作假早已司空見慣、見怪不怪的人都看得目瞪口呆，感到無法想像，這一新聞若不是由中央電視台報導出來，簡直就令人難以置信。因為按照常理，這種事情無論如何都不可能發生，就算哪個市的「一把手」頭腦發昏想出這一怪招，按常識和常理也完全不可能成功。然而一個涉及的部門如此之多、涉及的人員如此之廣、涉及的範圍如此之大、涉及的金額如此之巨、涉及的時間如此之長（長達數年之久）的由揭陽市黨政領導牽頭製造的這一場彌天大騙局，不僅「成功」地在揭陽上演，而且取得每年從國家騙取數千萬出口退稅款項、時間長達數年之久的驚人「業績」。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這場驚天大騙局，涉及的黨政職能部門數以十計，涉及的大小官員和一般工作人員達數千乃至上萬個，按當局一貫的說法是：這些官員和幹部中95%以上都是好的和比較好的，然而在揭陽市這95%以上的成千上萬的「好的和比較好的」官員幹部之中，在長達幾年的時間內，居然沒有一個站出來對這場驚天大騙局進行揭發或抵制，而要做到這一點，只需要這位國家工作人員具備一點國家工作人員必備的、最起碼的職業道德，即「忠於職守」，或「忠誠老實、實事求是」，就會毫不猶豫地站出來揭穿這一荒唐的大騙局。只要有一個部門對這場騙局進行抵制或不予配合、只要有一個官員幹部出來揭發，這場騙局就玩不下去而中途破局。令人遺憾的是，揭陽市居然沒有一個部門、沒有一個官員幹部這樣做。相反，這些部門和官員幹部都不同程度地參與製造了這場驚天大騙局，才得以使這場驚天大騙局能延續數年之久，並造成每年騙取國家數千萬元出口退稅款的嚴重後果。揭陽市黨政官員幹部們的表現給了當局關於國內幹部素質的「英明」論斷：「我們的幹部95%以上都是好的和比較好的」一記無情而響亮的耳光。
揭陽市發生的這件事令長期生活在中國的中國人都無法想像、難以置信，作為一個在西方社會受教育並長期生活在其中的外國人，他哪裡想像得到會發生這種事情？若不是中央電視台報導，你私下講給他聽，他準會認為這是完全不可能的「天方夜譚」，並會認為這是對中國抱有成見或敵意的人惡意編造出來對中國進行醜化、污衊的無稽之談。然而在中國這卻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寫到這裡我不由得想起了四十八年前的一件往事：正是當局所謂「三年嚴重自然災害」和「蘇修逼債」造成的「過苦日子」，全國大量餓死人的1960年前後，英國的「二戰」英雄蒙哥馬利元帥應毛澤東的邀請到中國訪問過兩、三次，儘管當時中共對外一直否認中國大陸發生饑荒和餓死人的事，不過因發生饑荒的地域太大（幾乎遍及全國）、餓死的人也太多，國外對此也略有傳聞。在蒙哥馬利與毛澤東、周恩來的會談中，蒙問及有關大饑荒及餓死人的事時，毛、周遮遮掩掩告知蒙：雖因「嚴重自然災害」和「蘇修逼債」造成糧食產量有所減少，但在黨和政府採取強有力的救災措施和合理安排之下，並未對人民的生活造成重大困難（連重大困難都沒有造成，更不用說餓死人了）。
辦事認真、老於世故的蒙聽後並沒有輕易相信毛、周的說辭，蒙自作聰明地提出要到北京普通的澡堂子去洗一次澡，以親身體會一下在北京普通澡堂子洗澡的滋味。周是何等精明老道的角色，一眼便看穿蒙要到北京普通澡堂子去洗澡的目的，無非是想從澡堂子裡赤身裸體的北京普通市民身上觀察他們是否骨瘦如柴或出現浮腫，以判斷是否存在飢餓和營養不良的狀況，以核實外間所傳中國發生大饑荒和餓死大量人的事是否屬實。經周及其手下的一番精心安排之後，蒙如願以償終於在蒙自己隨機選定的時間、自己隨機選定的一家澡堂子去洗了一次澡，結果蒙在北京澡堂子裡看到的赤身裸體的北京「市民」一個個龐大腰圓、紅光滿面。於是蒙回到英國後，在四處發表訪問中國的觀感中稱：他在中國沒有發現營養不良的現象（連營養不良的現象都沒有，哪裡還有甚麼饑荒和餓死人的現象？有關中國出現大饑荒和大量餓死人的報導豈不是謠傳？蒙不自覺地成了中共當局花錢都請不到的頗具影響力的辯護士）。
蒙在中國訪問之後，得出「在中國沒有發現營養不良的現象」的這種與事實大相經庭的結論是由於他輕信嗎？不是，他聽了當局「沒有發生饑荒、沒有餓死人」以及「形勢一遍大好」的一番「宏論」之後還能想到要到北京的普通澡堂子去洗澡，以便從在澡堂子裡洗澡的赤身裸體的北京普通市民身上觀察核實中國是否存在饑荒和餓死人的現象。蒙不在他所住的國賓館的澡堂去核實可以看出他的精明老道，蒙知道能住進國賓館或能在國賓館工作的人，飢餓是輪不到他們頭上的，而且國賓館也便於當局製造騙局來欺騙他；是蒙缺乏想像力、缺乏邏輯思維能力和判斷力嗎？更不是，僅憑他在二戰中統率英軍第八軍團，大敗不可一世的德國名將號稱「沙漠之狐」的隆美爾於北非並將德意聯軍逐出非洲、與艾森豪威爾指揮盟軍登陸意大義、登陸諾曼底、率領盟軍與蘇聯紅軍一起徹底擊敗法西斯德國的卓著戰功便可知道，蒙是一個有著高超智慧、邏輯思維能力和判斷力的軍人。他不僅擅長製造各種騙局以迷惑敵人，而且也擅長識破對手的種種騙局。
那麼像蒙這樣精明過人的人，何以輕易便被中共當局騙得暈頭轉向，帶著滿腦子錯覺離開中國呢？蒙能想出要到北京普通的澡堂子去洗澡以核實在中國是否存在饑荒、餓死人和營養不良的現象，不僅說明了蒙的精明，而且蒙的這一招到任何其他國家確實可以看出這個國家普通民眾是否存在饑荒和營養不良的狀況，唯獨在中國不行。因為從蒙從小所受的教育，從他從小到大成長的社會、家庭環境、他的人生經驗，都使他無論如何也想像不到以瞞和騙起家的中共當局，可以在蒙所指定的任何一天、蒙隨機指定的任何一家北京普通澡堂子去洗澡時，他所見到的赤身裸體的洗澡人，根本就不是普通的北京市民，而是中共當局精心安排的由運動員和解放軍戰士（這是當時為數不多的糧食和副食品得到充足供應的部門之中的兩個）扮演的偽「北京普通市民」。蒙從這些進進出出澡堂子的「偽普通市民」身上看到的當然是一個個龐大腰圓、紅光滿面，哪裡還存在營養不良的現象？在蒙看來時間是蒙自己隨機選定的、澡堂子也是自己隨機選定的，中共當局事先是不可能知道的。按蒙的慣性思維，這樣中共當局便不可能事先設局騙他，那麼他在澡堂子裡看到的必定是真實情況。蒙哪裡想得到，就在蒙提出希望到北京的普通澡堂子去洗一次澡的願望時起，中共當局便已為蒙設好騙局。
根據中共當局矇騙外國領導人和記者的一貫伎倆，我們不難推斷出這一騙局的整個程序：當毛、周得知蒙提出希望到北京一個普通洗澡堂子去洗一次澡的願望之後，立即爽塊地答應了蒙的要求，並且一眼就看穿了蒙的真實目的，告訴蒙：他可以在他選定的任何時間、北京的任何一家洗澡堂子去洗澡。接著老謀深算、事必親躬、擅長弄虛作假的周恩來立即召集北京市、駐京部隊、國家體委、公安……等有關部門負責人會議：要求駐京部隊和國家體委選出一批龐大腰圓、紅光滿面的解放軍戰士和運動員，並配備好北京市民日常穿戴的衣、帽、鞋、襪，隨時作好準備，以便隨時裝扮成普通市民去北京各洗澡堂子洗澡；同時要求北京市委市政府回去召集各機關、廠礦、學校、各級政府，直至居委會開會通知所有北京市民在接到通知的某月某日一律不得去洗澡堂子洗澡；同時通知所有的澡堂子老弱體瘦的員工在近期內一律回家休息工資照發，他們的崗位臨時從服務行業內抽調身強身壯的人員（各飯店的炊事員是最佳人選）作短期突擊培訓後頂替。
一旦蒙哥馬利元帥確定了哪一天去澡堂子洗澡，由周導演的這一場大騙局的程序便緊急啟動。從上直到最基層的機關、單位、工廠、學校、居委會都得到電話通知：今天立即通知所屬人員及其家屬任何人不准前往澡堂子洗澡。各洗澡堂子也得到通知：一律換上剛洗淨的或新的床單、浴巾、員工，及臨時頂替人員一律穿戴整齊；通過駐京部隊和國家體委領導緊急通知事先安排的解放軍戰士和運動員穿戴好早已準備好的北京市民日常穿載的各式衣帽鞋襪，裝成普通市民，依次按各自預定的時間進入預定的澡堂子澆澡。這樣，在蒙隨機選定的那一天，在北京的所有澡堂子從早上開門直到晚上關門都陸陸續續不斷有裝扮成北京普通市民的解放軍戰士和運動員進進出出在那裡洗澡，以致蒙哥馬利先生在他所隨機選擇的那一天的任何時間，進入北京的任何一家澡堂子去洗澡時，他在澡堂子裡所看到的都只可能是裝扮成北京普通市民的、一個個龐大腰圓、紅光滿面的解放軍戰士和運動員。所以蒙從這些「假北京普通市民」身上當然沒有發現營養不良的現象（當然更不可能從這些人的身上發現饑荒和餓死人的跡象）。
像蒙這樣精明幹練、見多識廣的人之所以這麼輕易地就被中共當局所騙，究其根本是由於蒙所成長生活的社會環境與中國相差太大，一個像蒙那樣長期生活在他們那個社會裡的人根本無法想像到、也無法理解我們中國這種共產極權社會裡所發生的事情。一個沒有在中共極權獨裁社會裡長期生活過的人，他無論如何也想像不到像中共這樣的極權獨裁社會，當局為了欺騙一個他們認為有影響、有價值的人，可以在多麼大的範圍內、多麼長的時間內、可以不惜成本地製造出多麼大的騙局。以上便是一個外國人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的「中國通」的第四個原因。
在這裡我要真誠地提醒國人，由於上述四個主要原因，目前在外國根本就沒有一個人可以稱得上真正的「中國通」；更不可輕易相信他們有關中國的胡說八道，他們對中國各種問題的知識很可能連你都下如。
不過在公開、公正、透明、民主、自由、法制、消滅獨裁專制、縮小貧富差距、縮小地區差距、縮小民族發展差距和信息技術飛速發展的浪潮，已呈不可遏制的趨勢席捲全球的今天，我深信我們離世界產生真正的「中國通」的時代已經為期不遠了。
2008年8月30日一真濺雪於彌勒江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