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5月17日訊】
我把手機放在茶几上
《文匯報》的員工分成兩部份，一部份在香港，大約有四五百人，主要是各個編輯部和管理人員，有香港人，也有「表叔」 {中共內派幹部}，我們戲稱他們是「皇軍」；另一部份呢，在國內，主要是駐內地的辦事處和記者站人員，大約100人左右，表面上看，「辦」比「站」大，但實際上兩者沒有太大的區別，由於它以承攬廣告為主，新聞報導為輔，所以，誰的業績好，誰就是老大，我們自稱「偽軍」。我是東北「偽軍」的軍頭。
1994年初，東北辦剛開業的時候，我深知創業的艱難和吸引人才的不易，《文匯報》最初對我能否承擔這付重任似乎有所疑慮，應當講劉永碧是一個看人很準的人，她敢於用我必得經受一點風險，我不是黨員，卻是資深媒體人，寫稿沒問題，但能否拉來廣告，自負盈虧，是一個新的考驗，她頂住壓力大膽地起用我，使我產生一種緊迫感和使命感，我也自知感恩，所以，在頭幾個月裡，我幹得很努力，不僅有幾十萬的廣告收入，還有數十篇的新聞稿發出。我的想法很單純：我得讓信不過自己的人閉嘴，也讓劉副社長臉上有光。
東北辦主任不能總是「光桿司令」，我得有幾個得力助手和同事，我告誡自己，應當像劉永碧對待我那樣無私地選人，於是，《文匯報》在《大連日報》刊登了《招聘啟事》，接到了一百多封應聘信，我重點初選了十幾個人面試，其中不乏品學兼優的年輕人，媒體編采人員居多，但我告訴他們《文匯報》的特點，它是香港的報紙，首先要生存，目前，它需要的不是會寫作的記者，而是會做生意的廣告業務員，立即，很多人都望而卻步，他們認為，做廣告業務是低三下四，求人的事，類似企業的推銷員；而做記者走南闖北，「只唱頌歌，有吃有喝」，受人歡迎，但《文匯報》不需要，他們很失望，所以，一下子我海選的範圍變窄了，最終，我物色了一個中學語文教師出身的年輕人C某，仔細查看了她的應聘信，發現了三個錯別字，心裏很不安，但從經歷看，她曾做過文秘和營銷員，而且最重要的是，她的父母都已退休下崗，家裏的經濟狀況很不好，她急於改變，我想，或許手把手地引導她，說不定會成為一個很好的廣告員呢。問題是，如何能夠吸引更多類似這樣的年輕人？
我和她通了電話，約定了見面的時間，正好，她供職的某公司在大連東方賓館租房辦公，那家國企賓館的老闆是我的老朋友，在見她之前，我通過他初步瞭解了她的情況，我的朋友說，如果你們選記者，她肯定不成，如果找能交際和拉廣告的業務員，她最合適，我很高興，這正和《文匯報》的要求，我想，必得向她顯示出報社的實力，潛力和吸引力，才能打動她，於是，我在賓館的大廳和她第一次見面時，故意把新買的手機放在茶几上。
現在，手機不算甚麼貴重物品，那時可非同尋常，大連第一批拍賣手機時，一個吉利號是8萬多元啊，記得是被一個私企老闆楊某買走的，《文匯報》第一次公款給我報銷的手機費是7千多元，所以，當時持有手機是主管身份和公司財力的象徵，大概就是這個可笑的派頭吧，我找到了第一個同事，她一直努力工作到 2001年底，我被捕後，她被留用了不長時間才離職。
雞蛋裡面挑骨頭
有了一兩個廣告業務員和專職司機之後，我原以為自己的精力，可以全部專注於新聞報導，但實際上並非如此，《文匯報》把我們當成了賺錢的機器，名義上，它是報紙，實際上，它是一家總部設在香港的，跨國的大型廣告公司，而辦事處和記者站，則是它枝杈般的內地分支機構，既然，它給了我很響的招牌和豐厚的物質條件，特別是辦事處「首席代表」和「高級記者」的頭銜，那麼，就等於賣身投靠了中共外宣的營壘，我像一個齒輪和螺絲釘般，身不由己地擰進了共產黨的戰車，白天黑夜，不停地旋轉。我不僅要出席各種名目的新聞發佈會，不斷發出稿件，而且，還必須親自處理廣告事宜，討價還價，簽訂合同，商定版面，催款結賬，忙得不亦樂乎。
報社在大連設立了一個人民幣的賬戶，發票是內部印製的，一切財權都在我的手裡，領導信任我，讓我兼出納，我可不想學習前任關齊雲，出經濟問題，也不想受嫌疑，所以，我推薦大連市委辦公廳的Z某做兼職會計，這對他是第二職業，對報社是個「定心丸」，兩全其美。總之，我挑起了三副擔子：新聞，廣告，財務，而且，我們是白天上班，港館的編輯部人員卻是夜裡九點上班，特別是外聯部的主要領導，也大都在夜裡通過電話，發號施令，所以，我深感壓力。
不過，對我來說，壓力最大的是管人，這是我的弱點，至今我也是喜歡一個人獨往獨來：散步，寫作，思考，不喜歡熱鬧，但那時必得管理辦事處的業務員，司機，臨時工，等等，顯然，他們各有想法，比如，報社給的薪水太低，又不能解決住房問題，司機和送報員都怨聲載道，廣告員因為有提成獎勵，工作比較安心，但沒有社會保險和養老保險，也時有怨言，所以，我必得做好思想工作，我仿照了過去父親的辦法，經常走訪他們的家庭，也盡力滿足他們的要求，幾年下來，我可能是十幾個辦站裡，最深入生活的領導之一，我走訪過所有的員工家庭，熟悉他們每個成員，也無私地幫助他們，以致他們的父母生病，我都到病房探望，但有些事涉及到財務，香港不同意，我不得不違反財會紀律，私下變通地給他們報銷一些費用，包括交通費，書報費等，時間久了，也招來總社財會部的指責，但我把委屈深深地咽在肚子裡，對其不予理睬，這樣一來，辦事處的人心穩定了下來，工作走上了正軌。
然而，90年代後期，《文匯報》從天而降了一位財務部主任王某，據稱是浙江人，由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張浚生推薦的，他與以前的負責人陳潔美不同，陳的先生是《文匯報》副總編王伯遙，他們兩口子都是心胸寬闊的老好人，對我很信任，也很寬容，但王某不同，他像是故意找茬，經常雞蛋裡面挑骨頭，與辦公室的主任林某某，劉某某結成聯盟，以查賬為名搞內鬥，矛頭表面對準我，實際上是攻打劉永碧，而劉永碧又與總編輯劉再明爭吵不休，隔閡很深，社長張雲楓是老滑頭，態度曖昧，兩頭不得罪。所以，我夾在中間，心情很不順。
後來，我索性裁減了員工，取消了發行業務，自己考取了駕照，也減少了司機費用，但辦公室的主任劉偉昌依然排擠我，後來終於抓住了我的把柄：給《前哨》投稿。2000年6月，他是奉命趕到大連辭退我的主管領導之一，從此，《文匯報》在大連的業務一蹶不振。
司機把汽車停在桑拿浴門前
我的助手，辦事處的司機姓Q，是大連市委副書記某秘書推薦的，他父親是著名的外科醫生，外稱「Q一刀」，可見技藝高超，但兒子實在不太爭氣，他喜歡玩，經常光臨酒吧，飯店，桑拿浴，歌房，舞廳等，而我呢，只要沒有工作上的應酬，一般不去休閒娛樂場所，這樣，下班後他就把車開走了。當時，我們的經濟條件有限，租不起車庫，白天就停放在外面，夜裡只有交給他，我想，他應當嚴以自律，但實事上並非如此，有時，晚上有突發事件，我有採訪任務，必須立即出發，我打電話給他，竟沒人接聽，第二天早晨上班，我批評他，也當成耳旁風，屢教不改，我為此很煩惱。
有一次，竟發生這樣一件事，我夜裡接到香港總部電話，急需立即回到辦公室處理公務，但找不到司機了，只好打的士應急，不巧在路過一家桑拿浴時，看到了辦事處的汽車停在那裏，我氣得要死。。。。。。第二天，我把司機辭退了，但行前我和他講明了道理，為了安撫他，給了他一點經濟補償，但《文匯報》財務帳上不便列支，我只好把自己當月的薪水給了他，我記得，那時，我接過汽車鑰匙，把他送到樓梯口，正巧一個女同事從電梯出來，我講了Q師傅離職的事，以前他們相處很好，有說有笑的，但現在，那位女子異常冷淡，我很生氣，說，人之將離，其言亦善，他要離職了，以後不知再何時見面，你為何這樣冷淡？她答，《文匯報》的人，不都是這樣嗎？
是啊，我想到關齊雲失蹤之後，我問過許多領導，同事，他究竟出了甚麼事，他們大都閉口不談；廣告部的經理梁某被辭退了，也是類似；還有一個副經理伍某與我很合得來，她一度離開了《文匯報》，另謀高就，我深感可惜，便向一個同事打聽她的新工作地點，想去拜訪她，但那人說，你別自作多情了。。。。。。而此人，以前是與她合作最好的同事。
於是，司機走後，我悲哀與失落了很久，我想，別看他們現在對我畢恭畢敬的，我如果有一天被上級解僱了，他們也會像對待師傅這樣冷漠吧。。。。。。後來，我入獄了，一切都像複製似的，應驗如此。在長達五年零一個月時間裏，沒有一個《文匯報》的員工去看過我或者我的家人，而我在《大連日報》上，卻看到了《文匯報》領導到訪大連的消息，我想明白了，這是一張共產黨辦得報紙，既然我拿了它的薪水，又批評了中共的官員，他們就認為我是叛徒，是「吃裡扒外」，中共對叛徒向來是不講情面的，另一部份對我略有同情感的人，也必須裝聾作啞，與我劃清界線，因為要保住飯碗啊！
建站之初，我寫的最多的文字，不是報導，而是報告，《文匯報》設立了外聯部，由副總編兼副社長劉永碧擔任負責人，只有兩個部下：蕭選詩和陳桂雄，別看人少，管理卻很嚴，東北辦事處既遠在東北，鞭長莫及，又新近成立，白手起家，所以，領導最不放心。因此，大事小事都要打報告申請，批示，匯報，為此，消耗了我很多時間和精力。
那時，我對上級真是忠心耿耿，正因為愚忠，有時不但沒受到表揚，反倒自找苦吃。記得有一次外出旅順採訪，路上共三人同行，我，司機，業務員C某，只有我一個人沒有駕照，他們都自稱駕齡超過五年，所以，我對他們很羨慕，很信任，途中，C某說她能很熟練地駕駛，經常在高速公路奔波，能否讓她開一會兒，因為是新買的高檔奧迪車，司機不太放心，我說，可以叫她試試嘛，為了顯示我的認真和寬容，我又親自查看了她的駕照，於是，他坐到了方向盤前，一路向前奔馳，但很快發生了交通事故，汽車在右轉彎時，與前面會車的一輛大巴相撞，損失慘重。。。。。。當然，責任在C某，維修費支付了29800元，好在我們參加了全額保險，理賠沒有任何問題。
這件事情只有我們三人知道，我用自己的錢預付了修車費，等理賠結束後，我的錢就如數回來了，按說，我可以向總部隱瞞，但我認為是我犯了錯誤，應主動申報，並接受上級的批評。於是，我給外聯部打了報告，劉永碧看了非常生氣，報社花了33萬元，給東北辦事處買了豪華汽車，時間不出一年，就交通肇事了，她很心疼，專門打來電話，氣沖沖的訓斥了我，當然，我隻字未提自己預先付款的事，只有誠懇地認錯。
另一次，我更是自討沒趣，大約在1995年，也就是司機Q某離職後不久，很多人推薦了新的司機，一個在大連錦繡小區搞房地產的女老闆找到我說，他兒子有多年駕車經驗，但暫時沒有太好的工作，如果能聘用他，既使薪水少也沒關係，我答應試試，他上了幾天班，的確開車很熟練，為人也不錯，但發生了一件事，把我嚇壞了，他媽媽來拜訪我，給了我5000元的大紅包，還說，她搞房地產，以後會考慮給我一套房子，我問，你既然很有錢，為何不把孩子送到機關去工作？她說，《文匯報》這個牌子，你不會利用啊！兒子在這開車，對我最有用。。。。。。我恍然大悟，立即謝絕了她，試用期沒滿，我就把他打發了。
事後，我又自以為是地向劉永碧打了報告，以證明我的公正無私，但上級沒人表揚我，只有外聯部主任陳某對我說，他們不相信你匯報的廉潔情況是真的。你何必弄巧成拙呢？！。。。。。。然而，這事的確是真的啊！我為此傷心極了。後來，我在獄中反省，沒想出我有「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卻念及舊事，幡然猛醒，既然，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文匯報》就變成了引導輿論和製造謊言的機器了，他的領導講假話，大話，空話，已經變成了常態，那麼，它怎麼能相信自己的部下是誠實的呢？難怪劉永碧對我有這樣的評價：姜維平，太書生氣啦！
2011年4月13日於多倫多。
文章轉自《開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