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7月11日訊】（大紀元記者曾去執編譯報導）北京自由主義獨立學者劉軍寧近期在《華爾街日報》撰文「自由主義在中國並非舶來品」(The Ancient Roots of Chinese Liberalism)。他認為，外國學者與記者所認定的「北京模式」或「北京共識」適合取代「華盛頓模式」的說法是不正確的。
所謂「華盛頓共識」，依賴的是自由貿易、資金自由流通、撤銷管制、依循法規，以及私人企業的卓越表現來促進成展。
劉氏認為，他們這種看法基本上是誤解了中共。中共確實自1978年的「改革開放」以來有長足的進步，它減輕了貧窮，向世界開放並且緩步司法改革。但是仔細檢視，促進繁榮的主要改變，應該是對人民管控的放鬆，而不是依靠馬列共產主義的掌控。
中共經濟的成效，從它行事是否依循「北京共識」，便可明顯看出。根據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者黃亞生的說詞：「如果直接從一般中國人民的生活水準來評量，中共在追求自由化、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溫和的政治改革與揚棄中央集權的情況下，表現最佳。」
也就是說，「華盛頓共識」之所以能成為共識，是因為它行之有效而逐漸影響中共。它對政府職責與私人企業精神的促進，是有效成長的動力。或許北京當局做出正確的事情時，「北京共識」才顯出效果，但是如果北京犯錯，從歷史經驗來看，就會發生文化大革命或大躍進等慘事。
劉氏認為，中共近來有許多事證顯示重提「北京共識」的危險。過去幾年我們可以看出北京高層有背離自由化的趨勢。例如，北京限制珍貴的稀土出口，引起貿易紛爭；它十年前從事金融改革，如今在全球金融危機時又走回頭路，強迫銀行接受政府的指導貸款；再者它的鎮壓異議份子，也讓法治惡化。或許不是巧合，這段期間中共的成長減緩、通膨高漲，更引起大家對經濟與社會穩定的憂慮。
對付這些不管是好是壞的論調，北京當局的最後辯詞是：西方的經濟政治模式根本不適合中國或亞洲任何地方。因為亞洲人認為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關係與西方人不同；對中國人而言，和諧與秩序比個人權利更為重要。
劉氏認為，上述這種辯詞與當前的實際情況頗有隔閡。我們只要跟那些被強制剝奪土地的農夫交談就可知道，不管任何種族，大家都珍惜自己的財產，儘管北京當局鎮壓如故，法界與人權運動者持續追求的仍是西方的人權價值。
但是西方價值何嘗不也是中國人傳統所主張的價值？劉氏列舉中國傳統的政治思想作為說明。他表示，事實上我們所謂的西方自由主義，中國千年來也視為是自己的文化。根據道家老子「道德經」的無為政治哲學，他主張「多禁則民窮」、「治大國若烹小鮮」，政局猶如煎魚，不應輕易攪動。
其次，根據儒家孟子的政治哲學，梁惠王詢問孟子統一天下之道時，孟子答覆應做到「衛民」。孟子並表示：「如果一國之君能夠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 」必可抵禦外侮。
孟子之後，明朝的黃宗羲有「中國思想啟蒙之父」的稱譽，對暴君與君權神授批評甚力，認為上蒼豈可在天下百姓間，獨厚君王一家？他所著的「明夷待訪錄」比西方洛克的兩篇「政府論」還早了五十年。
上述只是列舉中國思想家中少數的幾位，因此如果認為自由與權利的觀念只存在西方世界，勿寧是無知的看法。紙與火藥均為中國人所發明，而個人權利的追求卻非西方所獨有。須知各種思想產生之後，會擴及全世界，它們或遭採用改進，或遭摒棄不用，但至今限制政治權力，維護人權仍是全人類共通的想法。
如今可悲的是，中國人缺少充分的管道來保護自己。倡議「北京共識」的人只會讓中國落後，而不是引領中國向前。中國二十一世紀的真正成功，不是依賴中國共產黨，而是取決於司法的建立、憲政的政府、更多的經濟自由化，讓中國市場向世界開放。
最後，劉氏認為言論自由是達成上述理想的基礎，中國只有等到像艾未未等支持改革的愛國者身家性命獲得安全，中國才會真正的繁榮，屆時大家不會再害怕政府的安全人員半夜前來敲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