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7月04日訊】在當今中國大陸，分成了富人和窮人兩個群體。兩者分化速度之快，對比之強烈，的確令人吃驚。人們普遍迷惘：改革這麼多年了，為什麼貧富卻越來越懸殊？這種極端的對立是否就是中國人想要的好日子？
不久前，北京西城的大小住戶們主動出份子錢，安裝了可以自己控制的若干監視器，專門錄像住戶停在街區邊的小車狀況。「就是要抓那個可氣的人。」5月從美國回北京西城探望母親的顧先生向記者講述狀況：「真的很難說要抓的是什麼人，說他是賊，他也不偷東西，說不是吧，比偷東西還可恨。這人就是扎你的車胎、用漆亂噴你的車，還有用刀劃的，隨機破壞，也不是一次兩次，常常來，沒辦法了，大夥就出錢裝監控器，非抓到這傢伙不可，真不知道這人到底想幹什麼？」
或許在美國生活久了，顧先生已經想不出一個合適的名詞來描述，而在中國社會這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了，學者們告之這是「仇富心結」，而在小區裡搞破壞，已經成為最方便的「讓你們也過不好日子」的洩憤途徑，這在網路上早已是典型事例。
不可否認，在當今中國大陸，分成了富人和窮人兩個群體。其分化速度之快，貧富對比之強烈，確實令人吃驚。人們普遍迷惘，這是不是所謂改革的必然結果，如果不是，那麼改革這麼多年了，為什麼貧富卻越來越懸殊，「仇富心結」越演越烈？如果說這就是改革的結果，那這種極端分化的對立是否就是中國人想要的好日子？
去年4月11日鳳凰衛視董事局主席兼行政總裁劉長樂在博鰲亞洲論壇說：「要摒棄仇富心理」，稱媒體人在文化和輿論導向上應該摒棄仇富心態，至少讓心態平衡一下，不能整天仇富。當天鳳凰網友就有3,176人在其發言實錄的心情排行榜中表態，其中投憤怒票者占61.30%；投搞笑票者占20.16%；投無聊+難過票者占14.51%；感動+高興+同情者僅佔4.03%。
「藥家鑫殺人案」的激情與失落
有網民認為：「中國社會無法摒棄仇富心理，人們只能不斷增加仇富，這是因為中國富人不僅越來越富，而且為富不仁，依仗權勢欺壓百姓，藐視百姓，侮辱百姓，要摒棄仇富心理，必須先叫富人摒棄藐視、侮辱窮人、農民的卑劣思想與行為。」這種認識在中國社會有相當的代表性。
轟動中國的「激情殺人案」主角藥家鑫或許就死於這樣的輿論刀口之上。2011年6月7日，藥家鑫在西安被以注射方式執行死刑。藥家鑫案是2010年10月20日深夜發生在陝西省西安市大學城學府大道上的一起交通肇事引發的故意殺人案，肇事者藥家鑫駕車撞到被害人張妙，下車後發現張妙在記自己的車牌號，藥家鑫拿出刀子，連捅張妙8刀，致其死亡。
案件本身應是一起普通的交通刑事案件，但案件的轉折點是有網民將此案與「李剛門」相提並論，有網路消息透露藥家鑫是富二代。「李剛門」是此前在河北發生的官二代駕車，於大學校園撞飛兩名學生，並口出狂言「我爸是李剛」。而藥家鑫本人「害怕撞到農村的，特別難纏」的說法，也被認為是對農村人「仇窮」歧視的突出表現。於是，藥家鑫案引發了網民一邊倒的喊殺聲。
但據最終調查，藥家鑫父母並非富豪，他們之前都是西安北方華山機械有限公司職工。藥被處決後，媒介開始一定層次的反思，社會輿論普遍有種失落感，畢竟該案並沒有給大眾帶來期望中的斬殺不仁富二代出口惡氣的快感。
口出狂言遭扔鞋
2010年5月7日，被稱為地產「富霸」的任志強應邀在大連富麗華酒店參加住宅與房地產高峰論壇，上台之前，現場大屏幕播放了關於《蝸居》的短片，然後是任志強的簡介。任志強上台表示：「我沒看過蝸居，但是我發現裡頭那個人（宋思明）開的車相當好，如果他能開得起這樣的車，那我想他的蝸居也是相當大的。」
話音未落，會場下有男子從身上背的包中拿出兩隻運動鞋，朝著任志強扔過去，全場大嘩。而在扔完鞋後，小伙子自己給自己鼓掌，並在大家還沒有回過味來時快速離開。據目擊者介紹，扔鞋小伙好像有備而來。小伙先在後排找到位置坐下，待任志強開講之時，快步走到距離講台10米開外的地方，掏出事先準備好的鞋便朝著任志強飛去，隨後快速離開。
任志強，自1993年起改組成立了北京市華遠房地產股份有限公司，並擔任董事長兼總經理，創建了「華遠」品牌，在房地產界具有極高的知名度。其最為引人注目的論調是「窮人不該買房子」，「異地務工人員應該滾回、弄出去」。
「仇富」話題成焦點
2007年著名經濟學家茅於軾先生寫了一篇「替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文章引起軒然大波。爭說四起、罵聲不絕。茅老先生說：「罵不能解決問題，應該講道理。」茅先生痛感「許多人為富人做事，為窮人說話；很少人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於是「反其道而行之」。
有評論認為，茅先生是看對了病開錯了藥，茅先生完全可以通過批判剩餘價值學說和主張財產權保護，更明確地表達自己的觀點，沒有必要自己跑到有中國特色的貧富之爭的語言陷阱裡去。
也有人撰文為茅先生抱委屈，中國的現實，一方面是窮人的利益總是受到漠視和侵犯，另一方面是勞工被憲法和教科書供在神壇上。社會上瀰漫著強烈的仇富情緒，這種仇富情緒又被政府及其官員巧妙地利用，一方面加強行政壟斷和增加稅收，一方面收拾那些不聽政府話或對官員不恭敬的企業家。這樣的現實，既要求知識分子在意識形態領域為企業家的價值辯護，也要求知識分子在法律和政策領域為勞工或窮人的利益遊說。茅先生提出「替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正是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對這一複雜而殘酷現實的反應。但沒有人有心細品茅先生的言論，一個惹眼的「替富人說話」的標題，足以讓其陷入漩渦，在「挨罵」後茅先生覺得十分委屈。
2009年旅美學者著書《仇富——當下中國的貧富之爭》，主談民生與社會如何公平發展等重大問題，被評為是對從前統治中國思想界的「主流話語」的一次總清算，也是對原先流行的「市場拜物教」的一次總聲討。薛湧被擁為「為窮人說話」的代表人物。
一時間， 「為富人說話」和「為窮人說話」的代表，雙方各有擁躉，迅速形成對壘之勢，使得「仇富」話題的探討幾乎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焦點，「仇富」一時間躍升為使用頻率很高的一個詞兒。
社會不公引發「仇富」
中國問題專家石藏山認為：「仇富」是中共特權階層對資源和經營兩頭徹底壟斷而造成的社會不公所引發的現實表現。在當代中國社會結構急遽變遷，道德價值急遽下滑，「為富不仁者」大有人在。他們權錢交易、偷稅漏稅、欺行霸市、恃強凌弱、坑矇拐騙、偷盜搶劫、敲詐勒索等等，不一而足。人們「仇」之，理所當然。所謂的「仇富」，事實上蘊含著人們對於已經先富起來的人，其致富「正當性」的質疑。如今很多人一想到「殺富濟貧」，就會萌生一種衝動、一種快感——「仇富情結」之深厚、之強烈，可見一斑。
縱觀中國幾千年歷史，「仇富」、「崇富」、和「媚富」都不是中國的主流思想。中國傳統的主流思想是「仁愛」。人們對富而仁者是尊敬的；對富而不仁者是鄙視的。
石藏山認為，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是「仇富」的集中表現。「草苗論」是絕對平均主義思想的病態表現，是「烏托邦」式的極左思潮，其本質不是仇富，是階級仇恨。事實上並不是公眾跟財富有什麼深仇大恨，而是一些靠鑽空子或利用官商勾結一夜暴富的財富路徑丟掉了起碼的公平。在一個合理的制度中，對於依靠自己的本事賺大錢的人，中國的老百姓只會羨慕，並不「仇恨」。
「仇富情結」會不會演變成為「仇富風暴」，還不得而知。但不管怎樣，「仇富」正加速中國社會的大裂變，面對這樣的現實，確實有人期待，有人心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