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8月20日訊】1966年8月18日，中共前黨魁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首次接見紅衛兵。當年19歲的北外學生王容芬在廣場上百萬瘋狂的紅衛兵當中，意識到中國如此發展下去必將大亂。王容芬之後上書毛澤東：您將把中國引向何處？震驚了北京，也給她的人生帶來徹底轉變。近日，旅德社會學家王容芬女士接受了德國之聲的採訪，回憶起這段慘痛的歷史。
德國之聲報導，王容芬表示，我先想說，最近倫敦發生的持續騷亂，讓我想起了45年前的「8.18」。葉劍英的女兒葉向真在鳳凰衛視作客訪談節目時候，回憶那天說，當天廣場上有人撿著不少金條。廣場上沒有資本家的子女，那些金條都是紅衛兵從資本家那搶來的。他們歡呼跳躍的時候，金條從衣服兜裡掉到地上了。由此可見，紅衛兵不僅是暴力分子，還是刑事犯罪份子。
王容芬：1966年8月18日那天……
王容芬說，45年前的「8.18」，是一場反人類的示威。執政黨中央軍委兩個主席接見在北京的100萬紅衛兵暴力分子和刑事犯罪份子。這場「暴力秀」裡有三個角色：毛澤東、林彪和紅衛兵。我雖然不是紅衛兵，但我也在廣場上。
這次活動的中心內容是林彪講話。講話一開頭，他就代表毛澤東和黨中央宣佈支持紅八月暴力。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對此作了現場直播。所以廣場上好多大喇叭。林彪聲嘶力竭的講話，他也是個病人，好像服了興奮劑似的，就從多個大喇叭一起放出來，聽著就像好多流氓打群架一樣，那天的氣氛就很不對頭的。
毛澤東那天言行不多，但他是總策劃，所以非常重要。第一是，他那天突然穿上了軍裝。軍裝是臨時找的，他那麼胖，沒有合適他身材的，找來最大號的，還綁到身上似的。他穿軍裝是突出了他是軍委主席的身份。毛澤東那天是國家暴力的代表。紅衛兵代表宋彬彬給他獻上紅衛兵袖標，他戴上後說了三個字「要武嘛」。在百萬人齊呼「萬歲」的浪潮裡，毛澤東抬起帶著袖標的那隻手臂，說「紅衛兵萬歲」。這一天，他把國家暴力和人民暴力就接到一起，向8億中國人宣了戰！
再說紅衛兵的角色。那天主席台上、廣場上幾乎都穿軍裝。紅衛兵的武器是帶釘頭的皮帶。給毛澤東獻袖標的宋彬彬當時是北京師大女附中革命造反委員會的三個頭目之一，他們學校的紅衛兵在「8.18」之前，8月5日，用釘頭皮帶活活打死了副校長卞仲耘。「8.18」之後，宋彬彬本人改名宋要武，66年8月20日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都刊登了署名「宋要武」的文章，叫「我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袖章」。宋彬彬在文革中的角色是紅衛兵代表，恐怖份子頭目。宋彬彬們「奉旨」「要武」後，一場殺人遊戲就開始了。
那時候公檢法還沒被砸爛。據北京市公安局統計：從8月20日到9月底40天裡，被打死的有名有姓的北京市民和教師有1,772人，就是每天44個人（哽咽）……死在紅衛兵皮帶下。最殘酷的暴力集中在7所高幹子女所在的中學，包括宋彬彬、劉婷婷、鄧榕所在的師大女附中，以及清華附中、北大附中，薄熙來所在的北京四中，美國紅衛兵卡瑪所在的101中。還有我的母校北外附中，本來是憑分錄取，後來淪為外交部子弟學校，在紅八月裡，有3名教過我的老師被紅衛兵活活打死。 （哽咽）
王女士：我被打成反動學生
德國之聲記者問：王女士，我能感覺到您今天說起當年的事還很激動。不過我還是想再回到「8.18」那天，我想知道，您不是紅衛兵，怎麼也到了廣場？
王容芬：這個事情很複雜，我倒霉是倒霉在劉少奇手裡。他派工作組下來整人來了，我才知道上當了。我們響應號召，給黨委提意見，結果被打成反動學生。我的名字被打上三個紅叉貼在路上，我去食堂吃飯要踩著自己的名字進入，就這麼整我們。文革不是整學生，但就因為我們說了幾句不滿教育改革的話，就成了反動學生。結果呢，毛澤東給反動學生平了反，我就被派到天安門去了。
德國之聲：據說，您是因為看到當天的情景，讓您想到大學期間看的反映德國納粹時候的電影，所以才讓您做出了之後上書毛澤東的決定？
王容芬：從廣場回來後我就感到，一丘之貉，全不是好東西！劉少奇也壞，毛澤東也壞。當時社會上的整人、打砸搶現象，人都像瘋了一樣。「8.18」之後，我知道暴力的根源在哪了，就是軍委兩個主席，所以我給毛澤東寫信說：「文化大革命不是群眾運動，是一個人在用槍桿子運動群眾。文化大革命要把中國引到哪裏去？」
王容芬宣佈退團 服毒自殺
德國之聲：您當時才19歲，就敢給毛澤東寫信，還宣佈退團，哪來這麼大勇氣？
王容芬：甚麼勇氣不勇氣啊，本來那些政治家們該出來說話，但沒有一個人出來說話，我當時就是犯傻唄。
德國之聲：您還選擇了服毒自殺？
王容芬：我知道自己活不成了，何必受他們那份恥辱去。我當時還不知道有自焚，不然我就到天安門廣場燒了。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麼走的了，我就是往蘇聯大使館走，我想可能是門衛報了警。我醒來的時候就在公安醫院，當時就有外語學院的人來看我。外語學院當時是外交部直接領導。我出事以後，先是外交部派人來看我。他們當時也是幾派鬥得很凶，生怕給自己找麻煩。他們覺得外語學院出了我這麼一個死反革命，當時他們都害怕極了。
德國之聲：那個瘋狂的年代，有些人犯了所謂的一些不尊重毛澤東的錯誤，現在看來可能都是十分荒唐可笑的小事，但這些人卻為此付出了生命代價。請原諒我的好奇，我想問，您當年的所作所為，怎麼逃過了被判死刑這一劫呢？
王容芬：就是因為我的話說的太絕了，他們就非要知道我幕後的「黑手」是誰？每次審訊都問這個問題，48小時審訊輪班轉，不許我睡覺。審問我就是要知道是誰影響了我？就這麼折騰了我多少年，讓我從幼兒園到大學，教過我的老師，都寫出來，說誰影響我？我的精神最後實在受不了了，就寫了個拉赫美托夫。他們問這個人怎麼影響我了？我說，他還影響列寧了呢。這一下，他們給我手銬腳鐐都戴上了，說我戲弄他們。後來進監獄裡來的人越來越多，後來把我轉到山西，再後來就顧不上我了，沒人管我了。
革命根本建立在錯誤理論指導
德國之聲：您在監獄裡呆了13年，您怎麼度過的這段日子？您能讀書看報，有機會獲得點信息麼？
王容芬：看報都是以前的，獄卒子看剩下的報紙，一個牢房一個牢房輪，輪到你這可能是一個月前的報紙。我媽不知道怎麼給我送進一本《資本論第二卷》，那本書我是看爛了。我是被上的背銬，所以吃東西都沒法吃，扔一個高粱面的窩頭，我就在地上啃，跟狗似的。就算是狗還有四個爪，人沒有手怎麼辦呀，而且我是手背在後面，麻木的感覺難受極了。我也是傻，就當作是鍛練意志，用舌頭舔著翻書看。看來看去，我明白了，這簡直是筆「糊塗賬」，怎麼剩餘價值就是剝削了？所以我知道他們這個革命根本就建立在錯誤的理論指導上了。
德國之聲：後來給您平反了，您還進了社科院成了研究員。
王容芬：還是高級研究員呢。平反也沒徹底平反。因為「反毛澤東」這條不能平反，留了個很大的尾巴。不過社會上誰都明白。當時社科院招人，我就拿了一篇批判資本論的論文去應招，費孝通領導的社會學所就要了我了。
德國之聲：您怎麼接受的這個從監獄到出獄平反開始新生活這個過渡？
王容芬：我覺得我比外面的人的坎坷還要少一點。我在監獄裡，就一份《人民日報》可以看，我每天是把報紙所有的內容都用德語翻譯一遍，每天如此，所以我的德語水平沒有問題。監獄裡沒有自由，但是時間是你的，思想是自由的。在外面不行，你不鬥別人，別人鬥你。
國恥日8.18——暴力恐怖的日子
德國之聲：「8.18」過去45年了，每年這一天對您來說是個特殊的日子麼？
王容芬：我覺得對中國人來說是個特殊的日子，這是個暴力恐怖的日子。德國有個「水晶之夜」，是紀念納粹砸猶太人店舖之後開始種族屠殺的日子。中國如果能把8月18日定為「國恥日」，我就知足了。
德國之聲：您覺得有這個可能麼？
王容芬認為：有這個可能。不知道是甚麼時候。中國現在成為經濟大國了，但在人權上還很落後，至今拒絕簽署《羅馬公約》，太落後了，柬埔寨都簽字了。柬埔寨那時候紅色高棉是「毛主席的好學生」，學生都接受了，學生都被押上法庭了，你這個老師怎麼就不能接受呢？
王容芬是旅德社會學家，從事馬克斯‧韋伯研究及譯介。1966年，文革初期的血雨腥風以及個人崇拜令當時正在北京讀大學的王容芬深惡痛絕。於是她致函正處在權力巔峰的毛澤東，要求毛澤東「以中國人民的名義想一想：您將把中國引向何處去？」。為此，王容芬遭受了10餘年牢獄之苦。
（責任編輯：孫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