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12月25日訊】「天街踏盡公卿骨，府庫燒完錦繡衣。」
「窮人的慷慨是假的，富人的吝嗇是真的。」
自少年時代起，我的腦海裏就一直徘徊著這些與財富有關的詩句。我們是一個富有仇富傳統的民族，「劫富濟貧」在民眾心目中歷來是得到肯定的，《水滸》之所以成為經典不是因為張揚了宋江的招安，而恰恰是梁山好漢多有「劫富濟貧」的義舉。但窮人未必就不嚮往財富，甚至更加貪婪。看看重慶開縣井噴事件發生之後，許多人一夜之間得到數額巨大的賠償款，導致了親人反目、殘殺親人等慘劇，更不用說由此帶來的賭博盛行等現象。
我深信財富本身不是罪惡，財富是中性的，它既可以用來造福社會，也可以用來吃黃金宴、喝嬰兒湯，醉生夢死，一擲萬金，關鍵在於掌握財富的人的精神境界，對這個世界的體悟，對人生的認識。現在中國也有富人在宣導「財富與責任」了，昨天我從浙江圖書館經過，看見一條橫幅，過幾天「富布斯億萬富豪榜」的德力西集團老板胡成中要到那裏做報告，題目就是「財富與責任」。掌握財富的人意識到對社會的責任，並不是單純把自己的財富作為個人享樂、傳子傳孫的不世之財，這是財富觀的一種進步。
在西方、乃至在東方許多地方，這都是已經解決的問題，包括比爾蓋次這樣的超級富豪都沒有將巨大的遺產留給子孫的打算。富人處理自己財富時的態度誠然和性格等個人因素有關，但更重要的還是取決於社會環境，特別是制度約束、輿論氛圍等等。在經過二十五年的改革開放以後，資本家不僅摘掉「萬惡不赦」的帽子，重新取得了社會的主導權，而且幾乎已成為全社會的榜樣，各種各樣的富豪榜層出不窮，就連曾以「社會良知」著稱的《南方週末》也來湊熱鬧，加入了評選新富豪的行列。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談論財富觀就不僅是屬於富人的專利了。
近些年來不斷地在報上看到有關個人所得稅問題的消息，有許多感慨。三年前新華社發出一條消息：《個人所得稅主要由工薪階層繳納正常嗎？》，據國家稅務總局統計，2000年全國共徵收個人所得稅660億元，其中工薪階層繳納的就有283億元，占了42.86%，高居各個應稅項目之首。2001年上半年，個人所得稅共收入464億元，工薪階層所占比例依然最大。富人逃稅、漏稅，而普通工薪階層、中低收入者負擔了本來具有調節財富分配功能的個人所得稅，這在中國早已不是什麼秘密。
相隔一年以後，我又在報上看到《朱鎔基質疑富豪不繳個稅——國家將加大對富裕階層個人所得稅的徵收力度》的消息。在美國《亞洲華爾街日報》評出的「中國十大富豪」中不少人還是政協委員，他讓稅務部門一調查，結果發現這些富豪統統沒有交個人所得稅。他對此大為不滿——「為什麼越富的人越不交稅呢？這是不正常的，都不交稅，國家哪裡有錢，怎麼辦事業呢？」「我看個人所得稅還是應該交，我的工資超過800元的都交了，為什麼越富的人越不交稅呢？這是不正常的。」
據統計，在2001年中國的7萬億元人民幣的存款總量中，人數不足20％的富人佔據了80％的存款比例，其所交個人所得稅卻不到總量的10%，個人所得稅的納稅主體仍然是工薪階層。廣東省去年，全省個人所得稅收入總額為84.69億元，其中來自高收入者的個稅款只占2.33%。面對這一現狀，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所長陳東琪曾直言不諱地指出，目前的個人所得稅制度有「劫貧幫富」的嫌疑，影響了社會安定，減少了國家財政收入。他建議，實行結構性調節稅收政策，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大幅提高對高收入者的課稅率。
對此，著名學者肖雪慧女士作這樣的分析，「我國個人所得稅流失嚴重，……流失原因是對大款們的偷漏稅缺乏有效防範措施。……但在防止富者逃稅上十分軟弱無力的稅收機構在徵收中、低收入者的個人所得稅上卻很有力度。如今，我國個人所得稅起徵點非常低，到了低收入者也要繳納的地步。中、低收入者多是工薪階層，只要工資或稿費之類收入達到起徵點，所得稅就被有關部門代扣了（代扣時甚至未考慮對其供養人口的豁免）。」又是兩年過去了，情況到底好了多少呢？
個人所得稅本來是針對社會貧富不均，具有調節收入差別、體現稅負公平等特徵的良稅，自1799英國首創，200多年來在許多文明國家無不行之有效。可是為什麼到了我們這裏，在徵收工薪階層的個人所得稅時十分強有力的稅務部門，在面對富豪、大款逃稅時如此的束手無策？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富人階層作為社會的強勢階層，自然具有很強的避稅、逃稅能力，單純依靠他們自身的道德覺悟、自我約束肯定是不夠的，辦法恐怕還得在制度上想。當然，富人並不因此就能推卸自己的責任了。自古以來，富人的社會責任感缺失，驕奢淫逸、貪得無厭是導致普通民眾產生仇富心理的根本原因之一。
強化個人所得稅調節收入的功能，縮小收入差距，促進社會公平，這是專家的共識。無論是從人類發明這一稅制的初衷出發，還是從我們這個古老的泱泱大國十多年前引進這一稅制的目的來看，我們都絕對無法想像——個人所得稅實施的結果竟然是「劫貧濟富」。毋庸諱言，正如社會學家孫立平等人早已指出的那樣，在「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下，這個社會正面臨著深刻的兩極分化，一方面是一小部分人越來越富，掌握了大部分的財富與社會資源。一方面卻是低收入群體一天天的擴大，城鎮下崗職工和失業人群不斷膨脹，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甚至下降，至少還有幾千萬以上的人口還在為溫飽而努力，據《人民日報》報導，去年貧困人口呈現反而上升的趨勢。
當先富起來的人們不需要為他的黑色收入、灰色收入繳納個人所得稅時（當然不是所有人如此），億萬普通的工薪階層則在工資尚未到手之前就被「代扣」了個人所得稅。本來徵收個人所得稅用意在於調節過高的貧富差距，緩解社會收入分配不公的矛盾，結果卻正好相反——反而進一步擴大了收入差距，加劇了貧富懸殊，使窮者更窮、富者更富，工薪階層納稅辦公共事業，暴富階層反而可以輕而易舉、心安理得地逃稅、漏稅。據新華社報導，國家稅務總局負責人也承認，腐敗和違法現象加劇了中國的收入分配不公。
為此專家們已提出了一些具有可行性的建議，比如修訂稅法，提高現有八百元的起征點，同時有效杜絕一些政府部門對富人的地方保護，防止納稅人和稅務人員上下其手、偷稅逃稅；由健全金融制度入手，通過儲蓄實名制的完善遏止黑色收入、灰色收入，從而建立起良性的個人收入調控體系；加大對高收入偷稅者的法律懲罰力度，等等。早在1919年，「奧地利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奧托•鮑威爾就對這些問題做過十分認真的思考，他在《到社會主義之路》一書中提出以累進財產稅、累進所得稅、高額累進遺產稅等手段「剝奪剝奪者」的設想。他說：
「國家對於以來資本和土地所獲得的不勞而獲的收入，平均徵收約三分之一的累進所得稅，使大資本家付出的稅款多於收入的三分之一，小資本家付出的稅款少於收入的三分之一。」
儘管我們與奧托•鮑威爾生活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民族，但不能一筆否定他在80多年前的思考。他是一個真誠的社會主義者，因為他不人云亦云，不唯唯諾諾，堅持獨立思考，獨立探索和平到達社會主義之路，提出一系列自己的思想、主張，而被以前蘇聯為首的共產世界定為「修正主義者」、「機會主義者」。1978年，三聯書店出版的《鮑威爾的言論》，作為「機會主義、修正主義資料選編」之一，幾年前，一個偶然的機會，這本擺在舊書攤上的「反面教材」以其睿智的思想火花吸引了我，使我有機會領略馬、恩、列、斯之外的社會主義者的探索。他的思考當然不一定都正確，對我們這個社會兩極分化嚴重、公正日益流失的時代卻不是沒有啟迪的。
在中國歷史上，「劫富濟貧」向來被看作是「替天行道」，那是因為缺乏有效的制度性措施解決社會分配不公問題。面對現在徵收個人所得稅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我不由得想起了奧托•鮑威爾當年有關累進所得稅的思考。我不知道專家和國家稅務機關的負責人是否讀過奧托•鮑威爾的書，無論如何，鮑威爾——一個社會主義者的主張中包含了對文明社會良性調節、從而尋求平衡、健康發展的誠意與追求。他的思考本身對不斷調整、解決將與人類相始終的貧、富問題，人類對財富的支配、享有、繼承也只有在健康的軌道上運行才是可靠的、良性的，才有可能最終避免「天街踏盡公卿骨」之類的歷史重演。
（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