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4月28日訊】第十四章：永恆的紀念碑
一連串的人為錯誤把「泰坦尼克號」葬送到大西洋底。人類有著不斷犯各種錯誤的缺陷，但人類更有在災難面前展示輝煌人性的潛能。這種潛能是我們無論面對多麼令人沮喪、令人悲憤的現狀都不應放棄希望的動力。對人心應該永遠充滿信心！
「泰坦尼克號」沉沒海底的只是那些鐵板、鉚釘和人的肉體，她的靈魂、她所代表的精神，完全沒有被征服。或者說，「泰坦尼克號」和一千五百多條生命沉下去了，但在這個過程中所展示的人性卻放射出璀璨的光芒，而且「永不會沉沒」。
高揚水面的人的精神
八位音樂家在最後的時刻一直沉著平靜地演奏樂曲，那飛翔的音符，體現了至死不向自然界的凶險低頭的人類尊嚴和高貴。正如海明威在《老人與海》中寫到的：人，不是生來要被打敗的。你可以打敗他的肉體，但征服不了他的靈魂。也像《老人與海》中那個老人一樣，那些追逐的鯊魚可以把他船上拖著的那條大魚啃噬得只剩下骨頭，但啃噬不掉這個水手堅韌、頑強的精神；那是人的靈魂和意志熔鑄的火焰，整個大海也無法把它熄滅。
直到百年之後的今天，人們仍然驚嘆，那些「泰坦尼克號」的樂手和船員，在面對即將滅頂的海水、面對洶湧而至的死亡，怎麼能有那樣巨大的勇氣，不奔不逃，堅守職責；怎麼能有那麼高尚的人道情操，把救生艇讓給孩子和婦女，把最後的危難留給自己。事後的統計，船員有76%遇難，這個死亡比例超過了船上頭等艙、二等艙和三等艙所有房艙的乘客死亡比例。而且倖存的船員，除了那些被派到救生艇上監護的之外，幾乎都是最後時刻跳海，自己游到救生艇的。船員比乘客更有條件逃生，但他們卻把機會給了別人，把無望留給了自己。而且不是一個船員、兩個水手這樣做，是幾乎全部近九百名船員、服務員、燒火員以至廚師都這樣選擇，這在今天看來，簡直像是奇跡。
無論在「泰坦尼克號」事件之前，還是之後，都有海難發生，但船員的表現可不都是像「泰坦尼克號」那樣。船長和水手棄船而逃，或者根本不管乘客死活，自己利用職權先霸占救生艇的例子，屢屢不鮮。1965年的客輪「亞莫斯號」行駛到巴拿馬西面35海哩的地方時，船上起火，船長跳進第一條救生艇逃生，跟著他的還有水手長和船員，救生艇沒有裝一個乘客。另一個海上悲劇是，1998年4月4日，在尼日利亞附近海面，一艘客輪遇到風浪翻沉，船上300多名乘客和船員，只有20多人倖存，大多是船員。
跟「亞莫斯號」和尼日利亞客輪相反的是，在「泰坦尼克號」上，據回憶資料，當時只有在二號和六號救生艇上，有船員跳了進去，但立刻被那裡負責的官員發現，把他們叫出來，他們沒說什麼，馬上服從命令回到甲板上。除此之外，沒有任何證詞、任何證據、任何記錄、任何回憶，發現任何其他船員用自己的方式硬上救生艇。四百名船員，是一個相當大的群體，能做到這樣，有這麼強的責任意識，這麼高尚的精神境界，這種高揚水面的人道情懷，實令人驚嘆不已。
責任意識是最有力量的氣質
《永不沉沒》一書的作者丹尼．阿蘭巴特勒對此感嘆道：「這是因為他們生下來就被教育這樣的理想：責任比其它的考慮更重要，責任和紀律性是同義詞，在泰坦尼克號沉沒前的幾小時中，這種責任和紀律的理想，被證明是難以被侵蝕的最有力量的氣質。」
正是這種責任的意識，使消防員法爾曼．卡維爾在感到自己可能離開得早了一點的時候，又回到四號鍋爐室，看看還有沒有其他的鍋爐工困在那裡；使信號員羅恩一直在甲板上發射信號彈，搖動摩斯信號燈，不管它看起來多麼沒有希望；使被分配到救生艇做划槳員的鍋爐工亨明，把這個機會給了別人，自己留在甲板上，到最後的時刻還在放卸帆布小艇；使報務員菲利普斯和布賴德在報務室堅守到最後一分鐘，直到船長史密斯告訴他們可以棄船了，他們仍然不走，繼續敲擊鍵盤，敲擊著生命終結的秒數，發送最後的電訊，呼喚最後的希望；使總工程師貝爾和全部的工程師一直埋頭苦幹在機房，即使知道他們已沒有時間登上甲板，失去任何逃生的機會；使樂隊領班亨利．哈特利和其他的樂手演奏著輕快的爵士樂和莊嚴的宗教聖歌「上帝和我們同在」，直到海水把他們的生命和歌聲一起帶到大西洋底……
這一切，僅僅用一句「勇敢」是無法全部解釋的。西諺也曾說，「英雄在絕境也會變成懦夫。」唯一的結論是，他們有一種責任意識，有一種最根本的「人」的情懷；他們知道，全船的乘客在依靠著他們，必須堅守崗位，哪怕要付出生命。
這一切，僅僅一句「恐懼懲罰」更是說不通的。英國皇家海軍艦艇上有嚴明的紀律，臨陣脫逃和擅離職守，都可能被懲罰，或被送上軍事法庭審判。但「泰坦尼克號」是私人經營的民用客輪，船員的選擇，更多的不是出於對懲罰的恐懼，而是一種生命哲學。
「紳士，體面，男子漢」
當「卡帕西亞」號載著倖存者回到紐約時，大家都在討論誰生還、誰遇難了。由於倖存的女人孩子遠比男人多，人們都認為這是「危難之際，婦孺優先」這一傳統海上準則的勝利。但「白星公司」對媒體表示：沒有所謂的「海上規則」要求男人們做出那麼大的犧牲，他們那麼做了只能說是一種強者對弱者的關照，這不管在陸地還是在海上都是一樣的。
「泰坦尼克號」船員們認為那些孩子、婦女，病弱者、年邁者等，需要幫助，需要關注，需要給予最後的援手。這是他們的個人選擇，不是任何規章制度、航海規矩可以規範達到的。他們相信一個古老但永遠年輕的道德：寧可死，也不做膽小鬼和不光彩的事。
「紳士，尊嚴，男子漢」是那個時代的男人崇尚的標準。當67歲的頭等艙乘客、梅西百貨公司創辦人伊西多．斯特勞斯被人勸說「沒人反對像您這麼大年紀的人上救生艇」時，這位老人毫不猶豫地回答：「在別的男人沒有上救生艇之前，我絕不會上。」
當兜裡揣著二千多美元現金兌換支票的世界首富之一、億萬富翁約翰．雅各布．阿斯德只是向負責救生艇的官員問了一下，他可否上艇關照一下正懷著身孕的妻子，那個船員回了一句「婦孺先上」之後，他就像一個真正的紳士一樣，回到甲板，安靜地坐在那裡，直到船上倒下的大煙囪把他砸進大西洋中。
當知道自己沒有獲救的機會，世界著名的管道大亨本傑明．古根海姆穿上了最華麗的晚禮服，他說：「我要死得有尊嚴，像一個紳士。」他給太太留下的紙條寫著：這條船不會有任何一個婦女因為我搶占了救生艇的位置，而剩在甲板上。我不會死得像一個畜生，會像一個真正的男子漢。
船上第三號最高管理者、造船師安德魯斯，毫無逃生的意念，在最後的時刻，他還痛悔地對一個女服務員說：「孩子，我沒有給你造一條不會沉沒的船。」雖然他並不是設計師，沉船也不是他的責任。但面對那麼多婦女兒童和船員要隨著「泰坦尼克號」沉入海底，作為一個男人，一個具有拯救責任的男子漢，他無法再活下去，他要用生命這樣巨大的代價，表達他的痛悔，他的尊嚴，他的負責到底的精神。
「男人永遠是女人的保護者」
船長史密斯和一副默多克都犯了嚴重的技術錯誤，但面對災難時，都同樣體現了男子漢精神。對「泰坦尼克號」上那麼大的船員群體都能紀律分明，堅守崗位，富於自我犧牲精神，《永不沉沒》的作者丹尼．阿蘭巴特勒分析說，很大的原因是船上的領導者臨危不「逃」，以身作則，這種表率作用產生了號召力，使人們跟從效仿：
在「泰坦尼克號」的最後時刻，船員和水手們有榜樣去跟隨、效仿。我們沒有理由不相信，船員們聽從了船長史密斯向他們的最後喊話：伙計們，做個真正的英國人！我們相信，是船上領導者與船同在的堅定和無懼，在船員的心海裡點亮了燈塔。那些資深工程師們、官員們、事務長們和造船師安德魯斯、大副懷爾德、一副默多克、船長史密斯給人們樹立了榜樣，那是一種人們無法觸摸的真實。並不是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能成為領導者，但追隨者們能夠判斷領導者和普通人的不同。如果說「泰坦尼克號」的船員們給子孫後代留下了什麼永恆的傳奇，那就是他們追隨、效仿了那些做了正確、高貴、美好事情的真正男子漢們，在這樣做的同時，他們自己也成為正確、高貴、美好的一部分。
正如《泰坦尼克號災難的文化歷史》一書的作者史蒂文．比埃爾所評論的，約束「泰坦尼克號」船員的不是法律，而是「基督教義中的俠義精神，是理想主義和高尚行為的準則，這些準則，是由比男女在體力的差別上更深刻的東西引伸出來的。這些大家公認的準則，使那些境界高尚的男子，在海上遇難時，想到應怎樣做：船長為乘客，船員為服務對象，男人為婦女兒童——男子從來都是婦孺天生的保護人。」
那些拒絕接受這種責任、向這些準則挑戰的人，被視為「墮落甚至犯罪」。例如，丹尼．巴克利和其他幾個男人，找空子鑽進了救生艇，後來被船員發現。巴克利靠一條女人的圍巾混了過去，但其他幾個男人被趕了出來。在他們爬出救生艇時，有個男人向阿斯德的妻子馬德琳要了一條圍巾，遮住了自己的臉。
船難之後，第一批出版的書中，有一本叫《膽小鬼》，專門挖掘那些男扮女裝或混進救生艇的男人的傳聞。一個男扮女裝的人被書的作者譴責說：「他做了什麼？他急忙跑回客艙，穿上女人的裙子，戴上女人的帽子和面紗，那時其他勇敢的男人正護衛著女性進入救生艇的欄桿，而他卻偷偷地溜到後面，在救生艇裡找到一個位置，保了他一條狗命。」那個男扮女裝逃生的乘客，被描述成一個人形的狗，是全世界最可鄙的家伙，在上帝的恩惠下，苟且偷生。
混進救生艇獲得逃生，被視為最恥辱的行為。在「卡帕西亞號」載著倖存者歸來時，有個莽撞的記者問一個男乘客，是不是穿著女人的衣服逃出來的，他的鼻子當即被揍了一拳。
獲救的乘客勞倫斯．比斯利一直被傳言困惑，說他是化妝逃生的。在五十年代後期，「泰坦尼克號」沉沒40多年之後，他已是垂垂老翁，但有幸被邀為好萊塢拍攝的電影《冰海沉船》做歷史資料顧問。在拍攝大船沉沒的鏡頭時，他偷偷地混進工作人員中，想體驗一下沉船，但被導演發現，導演不准任何不是演員的人在拍攝現場。隨後作家巴恩斯在報上挖苦說：「在他生命中這已經是第二次了，勞倫斯．比斯利在泰坦尼克號沉沒之前離開了船。」
「泰坦尼克號」上有一個叫細野正文的日本乘客，由於當時跳上了救生艇而倖存。回到日本後，他被整個日本媒體譴責，說他是搶了女性的位置而逃生。雖然80多年後他的後代展示的他獲救後在「卡帕西亞號」上用「泰坦尼克號」上的信紙寫給妻子的信中說，是因為那條小艇還有座位沒滿，他看到另外一個男人跳下去後，才跟著跳下去的（該信被認定是真實的，而且是唯一倖存的用「泰坦尼克號」信紙寫下的文字）。但回到日本後，他沒有申辯，也從此不再談到泰坦尼克，直到二十年後背著「卑劣的倖存者」的罵名離世。
還有四個來自香港的中國人被指責是事先藏身救生艇底部而逃生的，也有說法指他們是男扮女裝而混上救生艇，天亮時才被發現。當年上海《申報》（泰坦尼克號海難那年由著名報人史量才收購）曾刊文對此報導，並抨擊這四個中國人苟且偷生。在《泰坦尼克號》海難24年後的1936年，中國著名文人林語堂創辦的雜誌《西風》上還刊載過題為《泰坦尼克號上的國恥》一文（作者洪鵠），痛斥那「四個中國人鬼鬼祟祟地躲進一隻救生艇的船底去」、搶佔婦孺的位置，「丟盡了中國人面子」，並直言：「中國人不慣遵守秩序的精神，在這裡完全表現無遺。這是我們的奇恥大辱。」
當時商務印書館發行的中國「國文教材」還把泰坦尼克號的這種人性故事編進去，讚美船上男子能「穆然退讓，不違船長之命令」，讓婦孺先上救生艇，「歐人守法，可見一斑」。
「泰坦尼克號」沉沒了，但一個箴言航行到整個世界：「男人永遠是女人的保護者。」人們根據「泰坦尼克號」上船員的表現，確信「這世界是更美好的。」美國詩人查爾斯．漢森．湯恩用詩句抒發了這種情感：
浩瀚無邊的大海，
不要夢想，你擁有了他們——
那些為了孩子和女性的安全，
犧牲了自己生命的勇敢的男人。
他們仍屬於我們，
屬於我們活著的一群。
你嫉妒地把他們緊鎖在海底，
但鎖不住他們飛揚的精神——
他們的靈魂正遨遊在世界，
一直飛進天堂的大門……
「飛進天堂大門」的靈魂
這些「飛進天堂的大門」的靈魂，就有造船師安德魯斯。在最後的時刻，有人看到安德魯斯一直站在房艙的大廳，注視著一幅題字是「通向新世界的門坎」的壁畫，毫不關心腳下的海水正拾級而上。對於他的下落，人們沒有疑義，都認為他是隨著巨輪一起沉到了海底。
安德魯斯死後，他的朋友們和敬仰他這種精神力量的人們，在英國為他修建了一座紀念館，名字為：「托瑪斯．安德魯斯紀念館」。
但對另一個「飛進天堂大門」的靈魂，一副默多克，卻有很多的說法。後來從大西洋海面找到的328具屍體裡，沒有默多克。很多人都說一副默多克自殺了，而且回憶得栩栩如生。服務員托瑪斯．韋德門說：為了阻止那些發瘋似的三等艙乘客要衝進給婦女兒童用的救生艇，默多克「開槍打死了一個衝上來的乘客。我沒有看到這個場面，但是有三個人看到了，然後默多克開槍打死了自己。」乘客喬治．懷德納太太說：「我到甲板正準備上救生艇，那艘小艇正從泰坦尼克號上放下來，我看見一個船上官員開槍打死了自己。」三等艙乘客卡爾．約翰遜說：「我在甲板上時，看到一個官員把一把左輪手槍的槍管插進自己嘴裡，然後開了槍。他的屍體被抬到最高一層甲板上。」很多乘客都回憶船上有官員開槍制止乘客硬闖救生艇。乘客亞伯拉罕．海曼曾這樣描述當時統艙的乘客絕望地想衝上救生艇的情景：
「當統艙的乘客到了甲板的時候，發現有一條繩子從他們頭上吊下來，這使他們認為危險在即。有一兩個女人開始哭泣，驚慌開始蔓延。一個官員站在這個繩子附近，手裡揮舞著一把手槍，要求這些乘客退回去……有一個女人尖叫了起來，然後其他女人也跟著尖叫起來，這時一個男人，我想他是意大利人，向小艇衝過去，那個官員向他開了槍。」
比利時移民朱利葉斯．索伯說，有兩次，船上拿著手槍的官員威脅說，要打死他。第一次是在救生艇甲板上；第二次是他跳進水裡，游向救生艇，那個艇裡的官員說，你要爬上小艇，我就開槍打死你。艇裡的一個美國女人把那個官員手裡的槍扒拉到一邊，哭著勸那個官員說：「我不能看到這個可憐的人被打死，我們應該讓他上來，大家在一起。」
1981年，一個研究「泰坦尼克號」沉船事件的專家發現了一封信，這封信寫於1912年4月19日，即載著倖存者的「卡帕西亞號」抵達紐約的第二天，是「泰坦尼克號」倖存的頭等艙乘客喬治．瑞姆斯寫給妻子的。這位法國乘客是最後幾個逃離大船、游到一號折疊小艇的人之一，他看到了最後的場面。這封信是用法文寫的：
「當最後一個救生艇要離開時，我看到一個船上的官員用一個左輪手槍，打死了一個硬要衝上救生艇的男人。最後那隻救生艇離開之後，這個官員已沒有什麼事可以做了，他對我們說：『先生們，你們保重，再見了。』他給我們行了一個軍禮，就把手槍對準腦袋，開了火。這才是我認為的真正男子漢！！！」
這封信的描述比較可信。有些倖存者，剛抵紐約，面對眾多記者要新聞、挖故事，就忘乎所以地編織或誇張一些場面，嘩眾取寵。但這封信不是寫給記者，而是寫給自己遠方的妻子，完全是一封私人信函，在這種情況下，作者沒有理由去編織故事。而且這封信是事件發生後立即寫的，不是多少年之後，人的幻想的產物。
一副默多克自殺的可能性非常大，很可能他對自己下達「打滿舵後退」的錯誤操作命令造成的嚴重後果深深痛悔、自責，選擇了自殺的方式，以生命去贖償自己的過失。
在找到的全部三百多具屍體中，也沒有船長史密斯。關於船長史密斯的下落，版本更多。有人說看見他在駕駛室開槍自殺了。這種說法有一點點根據，因為史密斯是船上僅有的幾個有槍的人之一。
「卡帕西亞號」上的乘客J．F．肯普在船上曾和一個最後一批離開大船、登上救生艇的「泰坦尼克號」的小孩交談，這個孩子說，他看到「史密斯船長用手槍對準自己的太陽穴，然後就扣動了板機。」但服務員愛德．布朗回憶說，就在船要沉沒之際，他看見史密斯走回駕駛室，手裡只有那個他一直拎著的擴音器，根本就沒有手槍。
船員德雷斯說，他看到「泰坦尼克號」船頭向下劇烈傾斜時，史密斯就從甲板上跌落到海裡，「我看見他又游回到這條沉沒的大船，我一直看著他隨著這條船沉了下去。」水手霍格說：「我看到史密斯在水中的漂筏附近，我高聲喊道：他是船長，快幫他！大家都過來幫忙，但他搖著頭，並對我們喊道：『孩子們，再見，我要跟船走！』這是我們最後見到船長。」
消防隊員約翰．湯普森說，船長有意不上艇，他聽史密斯說過：「我隨船走。」報務員布賴德說，在「泰坦尼克號」沉沒的時刻，史密斯船長對船員們喊道：「小伙子們，做一個真正的英國人！」然後就跳進大海。隨後有人看到史密斯在水中嘗試幫助一個孩子。
「泰坦尼克號」沉沒之後，鍋爐工哈里．西尼爾看見史密斯在水裡掙扎，手裡抱著一個小孩。但機油工赫斯特始終確信，他最後用槳觸到的人就是船長史密斯。這個被赫斯特認為是史密斯的人，沒有上艇，馬上向別的地方游去。
不管怎樣的版本，主題都是一樣的，史密斯選擇了死亡，與船同在。史密斯船長雖然忽視了冰山警告，但他與船同在，堅持職守，指揮船員幫助婦女兒童先上救生艇的職業道德和人道精神，都讓人們敬佩、懷念。在他的家鄉英國利希弗爾德鎮，人們為紀念他，塑造了一座和他真人一樣大小的雕像。
音樂家的「餘聲」
八名音樂家至死演奏的精神感動了全世界，雖然倖存者們對這些樂手最後到底演奏的是什麼曲子有爭議，但一致同意的是，他們在那樣危急的生死關頭，用激昂輕快的爵士音樂，給人們以希望；用超越膚色、國籍和種族的音符，給所有的乘客以慰藉；用深沉悠遠的宗教聖歌帶給人靈魂的安寧。但他們死後的遭遇，更讓人感嘆、痛心——
1912年以前，各種客輪都是直接雇用樂手，每月薪水為10英鎊，他們在船上的地位和其他海員一樣，還會得到十先令的制服補助。但當一個叫「布萊克」的樂手代理機構出現之後，情況急劇發生了變化，這個機構迅速壟斷了輪船樂手的服務業務，他們給輪船提供工資要求更低的樂手，所以多數船主迅速辭退原來的船上樂手，改為雇用「布萊克代理處」推薦的音樂家，「布萊克代理處」迅速成為唯一提供輪船樂手服務的機構。輪船樂手的工資由原來的每月10英鎊，一下子降到了四英鎊。
1912年3月，在「泰坦尼克號」啟航前一個月，「音樂家工會」的幾名代表找到「白星公司」總經理伊斯米，向他提出，在「奧林匹克號」上演奏的五名樂手，工資低於「音樂家工會」成員的平均水平，雖然白星公司給予他們船員的身份，但並沒有給予他們真正船員的待遇，只給了每月一個先令的補助，這樣的待遇實在太差了。
「音樂家工會」的代表想說服伊斯米幫助這些窮音樂家的努力完全是對牛彈琴，伊斯米很不客氣地回答，如果你們不願意他們被當作船員看待，那就把他們當作二等艙的乘客。伊斯米這樣說了，也馬上這樣做了，「奧林匹克號」上的五名樂手，變成了「二等艙乘客」。這些樂手隨船抵達紐約時，還要通過乘客海關，接受移民官的檢查。
在「泰坦尼克號」啟航時，船上從「布萊克代理處」雇來的五名音樂家和船上「巴黎餐廳」的三名樂手，也是按照「奧林匹克號」的方式，按「二等艙乘客」對待。
所以，當這些遇難的樂手家屬要求「白星公司」按照勞工保護條例給予撫恤金時，遭到「白星公司」的拒絕，他們說這些樂手不是輪船公司的雇員，撫恤問題應該找「布萊克代理處」。這些家屬找到「布萊克代理處」，這家輪船樂手代理公司說，應該去找「保險公司」，因為他們推薦給輪船的樂手都由保險公司負責撫恤問題。但保險公司的答復是，「泰坦尼克號」上的樂手，是「布萊克代理處」直接和「白星公司」單獨簽訂的雇用合同，不屬於「保險公司」負責的範圍。三家互相推委，遇難樂手的家屬找了幾個月都毫無結果。絕望的家屬們最後把「布萊克代理處」告到法院，但法官只是對遇難樂手表示同情而已，因為從法律角度，這些樂手當時和白星公司簽訂的合同證明，他們的身份只是「二等艙乘客」，他們不屬於任何公司的雇員。
看到連法律也解決不了這個問題，「音樂家工會」跟「白星公司」打起了「道德官司」，因為遇難的八名樂手中，有三人年齡只在21歲到24歲之間；其中三個家庭失去了他們唯一的兒子。但「白星公司」的答覆，就像當初「音樂家工會」的代表找到伊斯米談判時，伊斯米的回答那樣鐵石心腸，雖然全世界對這幾位遇難音樂家一片同情、悲慟和敬仰。
1913年1月，「泰坦尼克號」船難半年之後，「泰坦尼克號船難救濟基金會」伸出援手，把八名遇難樂手按照遇難船員待遇，發放撫恤金，並繼續援助受難者家屬。當白星公司和「布萊克代理處」以及保險公司三家把遇難的音樂家的家屬推來推去時，普通民眾們則對這幾位音樂家給予了巨大的尊敬。當樂隊領班亨利．哈特利的屍體在大西洋上被發現、運回到英國他的家鄉科爾恩鎮安葬時，這條消息成為報紙的頭條新聞。
1878年出生於英國的哈特利是個保險經紀人的兒子。他在學校裡就成為一名小提琴手，後來在船上找到了穩定的工作，已經在70多條豪華巨輪上演奏過。由於剛剛和住在倫敦北部的一個姑娘訂了婚，哈特利不想離開她，曾想不去船上演奏了。但是想到在世界上最大的輪船「泰坦尼克號」上演奏，或許能建立一些關係，幫助以後找工作。但他絕沒想到，這一去，就永遠再也不需謀職了。
當他的遺體運回到家鄉時，成千上萬的人自願來為他送葬。《那一夜永存》的作者路德這樣描述了這個動人的場面：
六支樂隊在抬著哈特利的放滿鮮花的棺木後邊演奏，來自英國各地的工人、警察、國會議員、救護車員工、學生、老人和音樂家，都跟在這個棺木後面，整個隊伍有兩里地長。幾千人的行列，人們幾乎都穿著黑色或白色的衣服，但也有一些米廠的女工，穿著皺折的圍裙，還有煤礦工人，穿著藍色的工作服。那一天，所有的商店都不營業。在哈特利出生地旁邊小山上的墓地，當哈特利的棺木徐徐放進墓坑時，12個童子軍舉起號角，吹出了「最後的職責」。這淒悲、安魂的號角聲，從小山上飄蕩，飄落在參加葬禮的每個人心中。
後來，人們又在哈特利的家鄉科爾恩鎮的公園，立起了一座哈特利的銅像，座落在一塊大理石上。這座銅像，是用來自全英國的捐款建造的。
心中的紀念碑
「泰坦尼克號」沉下去了，但那永不沉沒的人道情懷感動了全世界無數的人。人們為這些遇難的英雄修建了一座又一座紀念碑。
在「泰坦尼克號」啟航的南安普敦港，人們修建了兩座紀念物，一個是街中心噴水池，象徵那些水手永遠地給予；另一個是壯觀的花崗岩紀念碑，上邊有青銅刻制的輪船工程師群像，座落在南安普敦市的東部公園裡。
英國的另一個城市利物浦，也在市中心噴水池旁豎立了一個石柱，紀念那些遇難的輪船工程師。
在「泰坦尼克號」建成下水的英國貝爾法斯特港，人們修建了一座巨大的雕像紀念那些遇難的船員——兩個美人魚在大海上舉著遇難者。
在英國的戈德明鎮，一座著名的修道院裡，立著一塊石板，上面刻著「泰坦尼克號」遇難的報務長傑克．菲利普斯的英勇故事。
在「泰坦尼克號」遇難一周年時，人們在紐約的「水手教堂研究所」頂部，修建了「泰坦尼克號紀念燈塔」。
當「卡帕西亞號」載著倖存者駛達紐約後，美國總統夫人內莉．塔夫脫提議，每個婦女捐贈一美元，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為那些挽救了婦女和兒童的高尚男子建造一座紀念碑。總統夫人率先捐出了一美元，她說：「我很高興有這樣的機會，感謝那些有著武俠精神的男子。我確信，每一個美國婦女也有能力給予這樣的小小捐贈。」
二萬五千名婦女跟隨總統夫人捐贈了一美元，隨後由著名雕塑家格特魯德．範德比爾特．懷特尼設計制作了「紀念泰坦尼克號遇難船員」的雕像，豎立在首都華盛頓的巴爾地摩公園裡。雕像的底座有九米高，上面是一個六米高的古典雕塑男士，裸露著上半身，雙手形成一個十字架。下面的題詞是：「獻給泰坦尼克號的勇敢男人，他們犧牲了自己，挽救了婦女和兒童。」落款是：全美婦女協會。
當時美國婦女還沒有像男人一樣有選舉權，所以「泰坦尼克號」事件極大地刺激了女權運動。報上為此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到底男人和女人是不是平等，到底男人和女人誰更勇敢。有的女權主義者疾呼：「在泰坦尼克號上的女性乘客失去了她們爭取公平選舉權的機會，她們沒有證明自己和男子一樣勇敢。」
但另一位作家珍妮特．伯瑞在《紐約晚報》上撰文，這樣定義女人的勇敢：「在泰坦尼克號的最後時刻，男人的勇敢是，為救那些他們根本不認識的女性和兒童，而犧牲了自己的生命。對於女人來說，當她們的侍從嚇得連頭都不敢抬起來、驚恐地縮在小艇裡時，她們卻有勇氣看著心愛的人，站在正要沉沒的大船甲板上。對於她們來說，英雄主義是：寧可看到心愛的人有尊嚴地死，也不願看到他們屈辱地逃生。」
但也有人提出，如果男女平等，就不應該是男人都去死，女人都可以獲救。男人也有權利上救生艇，沒有屈辱和高貴之分。由於把救生艇給了女人，很多對這個世界非常有貢獻、並將繼續奉獻社會，推動社會繁榮的男人，卻被留在船上，等待死亡。這些男子中，有億萬富翁約翰．雅各布．阿斯德，銀行世家本傑明．古根海姆，商界巨子伊西多．斯特勞斯，資深報人威廉姆．斯特德，炮兵少校阿奇．巴特，著名工程師華盛頓．羅布爾等，他們都視死如歸，把他們在救生艇裡的位置讓出來，那些位置或許就被來自歐洲的腳穿木鞋、頭戴方巾、目不識丁、身無分文的農家婦女占去了。這些知名的、有創造性的男人和那些沒有接受過教育、對世界極少貢獻的農婦相比，誰更應該上救生艇？誰對這個世界更有價值？
媒體上的大標題曾遭到一些人的抗議，因為沒有任何報紙的大標題是關於那些目不識丁、身無分文的三等艙乘客，而是：「遇難的泰坦尼克號上的名人」，「泰坦尼克號上的富豪們」，「阿斯德上校、巴特少校和其他名人們遇難」，「金融界的名人遇難」，「金融王子，工業巨子，世界名人和泰坦尼克號一起沉沒」，「泰坦尼克號名人錄」……
報紙當然會報導名人的情形，原因不言而喻。這和是否認同「死亡面前人人平等」是兩回事。美國《獨立宣言》闡述得非常清楚，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沒有高低貴賤之分。那些男人們把救生艇讓給了婦女兒童，不是強迫的結果，是他們的人道情懷和高尚的境界促使他們做的自願選擇。正因如此，他們才被讚美，被尊崇；人們才不斷地為他們建一座座紀念碑。
在紐約曼哈頓百老彙街和西106街的交叉口，「梅西百貨公司」的職員們為公司的創辦人、遇難的斯特勞斯夫婦建造了一座紀念碑；在華盛頓，建造了一個大理石噴泉，紀念總統武官巴特少校，美國總統塔夫脫親自為這個紀念物剪彩。
「泰坦尼克號」沉沒距今近百年，在世界各地，人們一座座地修建紀念碑。但這次好萊塢的著名導演卡梅隆修建了更宏大、更豪華、更現代的一座，把它用高科技修在了電影銀幕上：一座有彩色畫面的、噴發著現代立體音響的《泰坦尼克號》巨船，從好萊塢啟航，駛向歐洲，駛向了非洲，駛向了香港、台灣、中國大陸，駛進了千千萬萬觀眾的心裡，它是一座流動的紀念碑，流向永恆和真正的永不沉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