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閣:富可敵國的乞丐精神——武訓的大忍大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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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3年12月07日訊】武訓興辦義學的精神,30年如一日厲行的人格力量,隨著歲月的流逝,逐漸進入社會的核心層。傳至民國時,當時蔣介石有感武訓精神,題記「武訓先生傳讚」,由衷讚歎武訓:「以行乞之力,而創成德達才之業。以不學之身,而遺淑人壽世之澤。於戲先生!獨行空前,仁孚義協,允無愧於堅苦卓絕,世之履厚席豐,而頑鄙自利者,寧不聞風而有立。」後來,張學良讚譽武訓「行兼孔墨」,這樣一個最底層的草根之人,30年來做著孔子、墨子的興學事業。

為一介乞丐的精神題詞題記,寫撰文,散記隨筆的各界名流,除了蔣介石,還有梁啟超,馮玉祥,蔡元培,張學良,何應欽,張自忠,張伯芬,段祺瑞等人,儘管這些人所處的時代,社會地位不同,題詞的角度也各有側重,但他們對武訓精神的讚譽和肯定,卻是驚人的一致。

武訓身為乞丐,一生居無定所,食不果腹,當他的事跡聲名遠揚後,引起海內外名家名流的震撼,在世人眼中「懿行千古」,「義聞千秋」,「苦節宏願」的武訓,以一個人的屈辱下跪,幫助更多人挺起做人的尊嚴;以一個人的隱忍卑賤,托起一方貧苦,乃至社會的風尚。他似乎有不同的稱號,也有不同的化身,名家名流毫不吝惜的以「聖人」「金剛」「義士」「行者」等稱號,來比喻武訓的義行。

以致,有人萬分感歎的說:「這個乞丐決非一個吃了上頓愁下頓、心為物役的小民,而是發下金剛心有著非凡智慧的行者、聖者、明哲。」這句話一點也不為過。有人算過,武訓30年來省吃儉用,乞討所得,經營所得,獻給義學的經費,就高達28,880兩,相當於清政府年財政收入的八千分之一,相當於當今的八百萬至一千萬元,他完全可以成為一名大地主,衣食無憂的安度晚年,但他並沒有那樣做,而是苛嚴的自律,不為自己動用分文用於義學的經費。他仍到處流浪乞討,住破廟、碾棚、磨棚、瓜棚,從不肯為自己花乞討來的一文錢。這樣的隱忍氣度和寬仁心胸,並不是誰都可以做得到的。

武七沒有念過一天書,卻能在行乞中,往往出口成章,吟唱之詞猶如天賜一般,不僅簡單通俗易懂,卻又寓意深刻,更似有化緣勸善之味,可謂稱奇:「我積錢、我買田,修個義學為貧寒。誰養家、誰肥己,準備上天雷神擊。」,「你行善大家修個義學院。不嫌多、不嫌少,捨些金錢修義學。又有名、又行好,文昌帝君知道了,準叫你子子孫孫坐八抬大轎」。當他的親戚族人找他所要錢物土地時,武訓唱到:「眾人錢不養家,養家天打霹靂火龍抓」。

武訓不僅攢錢辦義學,對窮苦有難的人也慷慨救助。他的兄嫂病死,留下了一子無人照料,武訓便把侄子收養起來。1875年魯西大旱,鄉民餓死甚多,武訓拿出紅高粱40餘石委託一紳士為其發放。1885年,他聽說有位孝兒媳竟割股養親,便找上門去奉送十畝土地。他出租的土地,凡真正窮困有難的,就不收地租,也不讓外人知道。武訓的內境,善之至大,完全超出了一介蠅蠅村野小民,所要做的事。

武訓的忍辱苦行,開啟的璀璨星空,任憑我們現代的人,盡情仰望他的高度,而難以超越。他是肯為利他之事習慣下跪的人,但也是一個跪的最低,卻站的最高最遠的人。他的仁愛天性,慈善之心,行乞中的歌唱,不僅像苦度中的行者,又像是和善之聖的苦口勸說。當我們仰望武訓開啟的那片奇異的天空時,引人震撼驚嘆之時,內心又在久久的沉默中,不停的澎湃翻湧。

當世俗沉浸在名利的追求當中時,武訓卻以放下個人的一切,成為了最自由的人,因為他堅韌的守護興辦義學的信念,又使他擁有了最自由的心靈。這顆無比自由的心,用忍辱的身軀支撐世人站的更加挺拔與高貴。

據說,有個在軍閥混戰中,打仗多年的將軍段承澤,曾在孫傳芳手下擔任師長、副軍長等要職。1927年,當他駐軍泰安時,聽到友人講武訓的故事,震動中幡然醒悟,當時立定「退贓贖罪」的志願,並拋棄軍中要職,將自己的財產捐獻。1933年,段將軍開辦了武訓小學,實施生活教育,以期建立新文化。段承澤去世後被人稱為「榮軍之父」。這一例子,也在作證武訓精神不僅超越時代,也超越了他想要拯救的階層。

或許,有人不同意,把「聖者」的稱號賦予一個身份卑微的乞丐。但想想,一個人的精神,可以引來清朝文武百官的震驚,也使民國時期無論軍政大員,還是文界精英,都極力推崇武訓,可見武訓精神的感召之力,不僅廣泛,而且深刻。他以苦行締結的偉大,在於他挽救的對象,不是自己,而是他人,是普天之下遭受矇蔽的人。武訓悲天憫人的情懷,使他以極度卑微,極度屈辱的草根形象,演繹了千古以來的高貴,他在無比的艱辛和屈辱中,在完全放下自我中,磊磊落落灑脫四方,而他為興學行乞的大忍大義,更像是耀眼的明珠,照亮世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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