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04月17日訊】剛剛在明慧網上看到這樣一則消息：一位法輪功修煉者在給朋友講真相並告訴他中共如何造謠時，朋友表示自己早就知道。原來，他曾聽某直轄市一名教授說，1999年迫害剛開始，江澤民就下令從北京、天津、上海等全國名牌大學中找了12個教授集中到北京，閉門七天，按照上頭指示，專門寫誣蔑法輪功的文章。這些教授或是政治系的主任、教授，或是社會知名人士。懾於江的權勢，這12人閉門造車，炮製了若干詆譭法輪功的文章。每人最終還拿了1萬元的報酬。
不知這12個教授在拿到燙手的1萬元後，心裏是何種滋味。愧疚？窩囊？無所謂？……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至少在他們完成並上交文章、向權貴低頭的那一刻，他們違背了做人的起碼道德準則。因為強權之外，還有學者的良知和良心。
這12個教授的選擇不僅讓自己的人生蒙塵，而且對於中共的造假宣傳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毒害了十幾億人，甚至間接參與了對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的迫害，這樣的污點如果不及早洗刷，後果令人堪憂！
這些教授們的所為不由得讓筆者想起了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紅極一時的「梁效」批判組。「梁效」即「兩校」的諧音，指的是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化名。其與以「羅思鼎」等筆名的上海市委寫作組在當時影響最大。
「梁效」成立於1973年，次年，中共中央以一號文件的形式發出了該組整理的《林彪與孔孟之道》，由此啟動了席捲全國的「批林批孔運動」，其活動結束於1976年10月。
「梁效」班子由駐兩校的軍宣隊負責人遲群、謝靜宜主持，另有8341部隊一名軍人任書記，清華、北大各一人任副書記。其駐地在北大朗潤園湖畔一處幽雅小樓中。據說，門禁森嚴，除老教授外都集中住宿，不得隨便請假，不得向外面（包括自己家人）透露工作內容。班子成員最多時有30到40人，清華10人、北大20多人，還有個別人是從中國人民大學抽調的。
「梁效」班子的指示和要求一是來自毛澤東，一是根據江青等人的授意，或揣測他們的意圖進行寫作。前後共發表了181篇為他們政治需要服務的文章（撰寫219篇），其中30多篇成為當時圈定的學習文件。其文章多數以顯赫位置，首發於《紅旗》雜誌、《人民日報》、《北京日報》、《光明日報》，《北京大學學報》、《歷史研究》等。文章一經發表，全國各地大小報刊必先後轉載，被視為中央高層意圖的反映。時有「小報抄大報，大報抄梁效」的說法，足見其顯赫。
「梁效」班子成員曾經享受很高的政治待遇，但文革結束後，他們都受到了範圍不同、程度不一、長短各異的批判、審查，一部份人受到了開除黨籍、警告等處分。對於「梁效」班子成員的境遇，一種看法認為是他們跟錯了人，所以才倒了霉，似乎只要跟對了人就可以避免這樣的下場；但事實上，造成他們人生悲劇的根本原因正是他們喪失了知識份子的獨立性和良知，或者說他們在強權面前選擇了屈從，而讓他們彎腰的正是中共一次次摧殘知識份子的殘酷運動。
與參加「梁效」班子的這些知識份子一樣，前述12個教授的選擇同樣令人扼腕。或許，這些人會辯解說，一個有良知的人面對強權時，也會心生畏懼，也會感到害怕，但是一個有良知的人可以選擇沉默，而不是助紂為虐。你可以選擇不寫，結果無非是可能失去名利，但卻守住了良知，守住了站在講台上面對學生時的那份坦蕩，守住了那個大寫的「人」字。
只是今天還有多少知識份子可以做到這樣的堅守或者沉默呢？無疑，始作俑者中共不除，知識份子被壓斷脊樑的現象就不會停止。在這場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中，知識份子同樣是受害者。為法輪功說話，其實也是在為他們的做人權利說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