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5年11月25日訊】七月初的一個夜晚，四十歲出頭的女律師王宇返回家中。她剛剛與丈夫和十六歲的兒子在機場告別，並不知道他們兩人在登機前已經被警察帶走。凌晨三點左右，她給朋友送短信說：「家裡突然斷電了，接著wifi斷了。然後就有人撬門的聲音。我從貓眼往外看，漆黑一團，什麼也看不到。偶爾有低聲說話的聲音，但聽不清楚。」保安後來說，夜裡來了二十幾個警察，說是來抓吸毒的。那一夜的短信之後，就再也沒有她的訊息了。沒有人知道她在哪裡。
全國一百多位律師簽署了一封公開信，要求官方說明真相。與此同時，警方搜查了王宇隸屬的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帶走了鋒銳所創始人兼所長周世鋒，並在全國各地拘捕與鋒銳相關人士。官方媒體報導說，公安部成功破獲一起案件，一個從2012年起，即捲入擾亂社會治安活動的「重大犯罪集團」。截止七月二十二日，已有超過三百名律師和人權捍衛者被拘留或被警方約談。曾署名要為周世鋒辯護的律師，遭到阻止，無法前往北京。
中國以前還沒有發生過這種事情。無可否認，從八十年代初開啟改革開放迄今，但凡被認作是威脅到政治體制的案例，國家統治者在令其沉默或將其監禁時，從來不曾為之猶豫不決。我們可以列出一個長長的受迫害者名單，而且這名單還在持續加長。不過，典型目標通常是那些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聚眾抗爭的工人農民，或是拒絕馴從的學生。近年一些案例也包括了獨立律師。但在全國範圍內打擊法律界人士，這還是第一次。
法律從業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取消，改革開放初期才重新成為可能，如今已是熱門的職業選擇。全國各地法學院每年送出畢業生，越來越多的青年人參加一年一度的全國司法考試。雖然通過率很低，只有10-25%，但獲得律師資格證書的人數在過去十年裡還是增長了將近十倍，從過去總數少於三萬人增加到2014年底的二十七萬多。對於十四億人口來說，這仍然是非常微小的比例。而且，絕大多數律師都集中在東部沿海大城市裡，內地和農業省份遠遠不及。官方統計指出，截止到2014年年底，全國有6-10%的縣市，或者只有一名律師，或者連一名都沒有。在這些地方，司法基本上由地方法院自行主持。
中國全國法官總數大約將近二十萬人。作為公務員，他們的工作評定依賴於每年年終的結案數字。不過，司法系統方方面面的表層下，總是遊蕩著中國司法思維數千年遺留下來的痕跡。在那個傳統裡，縣官大人既要管理所有行政事務，又要承擔春秋大祭等禮儀重任，而且要充當檢察官和法官的雙重角色，同時還指揮著相當於現代警察的衙役們。對於今天的法院來說，與地方權力合作仍然是很平常的事情，包括公安警察和檢察機關在內的各種官方機構，特別是共產黨的地方權力部門。在偏遠地區，律師要想執業，除非是融入地方貪腐網絡才有可能。至於說那些受到權力部門欺壓的人，他們最後只能走上上訪這條路，希望引起某位高官注意，親自下令為他們伸冤。官方很少發佈相關數據，發佈的也未必可靠，但據估計，全國訪民總數在一千萬到兩千萬之間；每年直接到北京上訪的約有五十萬到一百萬人次。那種將全部生活都投入上訪、固執尋求伸冤的訪民現象——趙亮的紀錄片《上訪》對此有強勁的呈現——其實正是源於這一長遠的文化傳統。
自從天安門抗爭被鎮壓，全國的中共幹部就被告知：「發展是硬道理，穩定壓倒一切。」如今，維穩，即，壓制並消除一切抗議和可能威脅統治的「群體事件」，其預算比國防經費還高（這是官方也承認的）。顯然，這種首要考量導致大幅擴張的國家監控手段——攝像頭、網絡審查、裝備精良的武警，等等等等——以及有系統地使用現金來收買分化抗議事件，同時還力求以庭外和解方式解決衝突。過去幾十年裡，經濟飛速增長，社會生活毫無節制地商品化，削弱或變異了社群紐帶，帶來各個社會層面的法律糾紛，其中尤以具官方背景的商業利益與平民百姓之間的衝突為烈。遭當局鎮壓的所謂「群體事件」，起因通常是農村徵地，城市搬遷，或官員濫權仗勢欺人；不過，因欠薪而起的罷工或抗議也不在少數。地方政府幾乎總是直接間接的對立方。因此，今日法庭所面對的，不但是刑法或民法，而且是公法——即，並非由國家懲治民眾，也非民眾之間的衝突，而是公民和國家之間的衝突。面臨這類衝突時，地方政府也會動用各種法律手段來保護自己的經濟利益。手段之一是法院的「立案庭」，負責決定法院是否接受某一案件。在很多地區，有礙於地方政府的案件都被藉口駁回，難以立案。
目前在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共領導層，意識到過去三十年來黨國大面積腐化對其自身統治正當性帶來的危險，展開了一場史無先例的反腐鬥爭來更新高層權力面貌。反腐導致的高幹倒台改變了黨內高級領導層，但中下層才是腐敗最為普遍，也是訪民最常湧現的關鍵，而中央對其並沒有同樣有效的控制。去年年底，中央再次重提必須要「依法治國」；借此中央得以向省市和基層地方政府施加更多壓力，卻不至於因此而削弱自己的權威。在這個口號下採用的實際措施，包括重新定義立案要求。自今年五月一日起，為了「保護人民群眾的訴訟權利」，除非是程序作業上存在文件材料不完備等情況，立案庭不得隨意拒絕立案。結果，立案總數上升了幾乎三分之一。五月份總共有一百萬件訴訟成功立案，其中牽涉到官員方面瀆職濫權的立案數上升了221%，清楚顯示出此類衝突過去遭到壓制的數量。
與此同時，官方也關注到律師數量不足的問題。司法部報告指出，2014年法庭正式審理的八百萬件訴訟當中，大概只有四分之一的被告人有辯護律師。該報告建議，國家應當幫助各地建立律師事務所；並應動員都市地區志願者為偏遠地區提供法律援助。在立案庭改革生效的兩天之前，人民日報發表一篇評論員文章，標題為《讓律師講話，讓法律更有尊嚴》。該評論批評了通行的錯誤認識，特別是認為警察、檢察官、法官在法庭上是並肩戰鬥的戰友，要反對共同的敵人——被告及其辯護律師。六天之後，現任中國政法系統最高官員的孟建柱發表講話，強調認清辯護律師在法庭上權威的重要性。對於致力於維護公民權利的律師們來說，這些法律新政鼓舞人心。但正是這同一群律師，一個月後遭到警方追捕。為什麼先前的進展會引出後來的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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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日，立案新規定實行第二天，滿洲裡北部黑龍江省慶安火車站的鐵路警察射殺了一位農民徐純合。事發地點離中原較遠，但網絡上很快就傳開了現場照片。驚恐未消地坐在死者身邊地上的，是明顯貧困的四位原本要和他一起出行的家人：他年逾八十的駝背母親和三個未滿七歲的孩子。當地警方稍後才意識到網絡影像可能造成的轟動影響，匆忙中開始連夜追蹤其他旅客（「反恐」措施規定乘車旅客必須實名購票），要求他們刪除所有現場照片和視頻。為反擊「謠傳」，慶安一位副縣長出面表彰涉事警察的「英雄」氣概，官方許諾徐純合母親以二十萬元人民幣現金（約合二萬英鎊），前提是不能將其視為賠償，要看作是來自鐵路員工的自願捐獻。死者的三個孩子被送往孤兒院。這些姿態非但沒有平息事態，反倒更加激怒了輿情。幾乎同時，網絡上已出現那位副縣長貪腐的證據；沒過幾天，不下十起針對慶安縣政府的舉報送到了有關部門。
此時，另有一人來到現場：吳淦，在網絡上提供法律援助的知名人士，北京鋒銳律所的業務助理。他立刻成了公民群起追尋真相的帶頭人，以人民幣數百到一萬元（約合一千英鎊）不等的獎金，徵集射殺現場的視頻或證詞。到五月八日，在警察找到所有證人之前，他已經在網上貼出兩段短小視頻和一份長篇訪談，並聲稱手中還有另外兩份證詞。根據收集到的信息，他還提出，很可能是警察先挑釁，因為他們把徐純合看作是專找麻煩的訪民，哪趟車都不讓他上。這個設想根據不足，但還是引起了更加強烈的輿論反應。有外地訪民來到慶安，他們舉著的牌子上寫著：「我是訪民，向我開槍！」很快，各地都有舉著相同字樣標語的訪民照片傳上網絡。
有六位律師從不同地區趕到慶安。他們說服了徐純合母親退回政府給的那筆錢，改為向當地政府和鐵路公安系統同時提起訴訟。他們首先提出的要求就是查看車站候車室射殺現場的監控錄像。在十天時間裡，慶安槍擊案是中國網絡上最熱門的話題之一；網絡審查如果開始刪貼，很可能會激起更大不滿。北京無法任其發展下去了，先是將慶安那位副縣長以腐敗和作假免職，並由公安部向東北派出調查組。之後，中央電視台播出關於此案的專題報導，從慶安車站五個監控攝像頭原始記錄中剪輯出的影像，旨在說明徐純合並非訪民，而是醉鬼，拒絕聽從要他原地不動的命令，還搶過警察手中的警棍，反打警察，然後才被槍擊致死的。這個節目的用意是為此案做結論，使其失去立案理據。與此同時，地方政府迴避接觸外來者，集中精力做家屬和村民的工作，顯然是以現金利誘說服他們取消了訴訟。
吳淦在網上發了一個聲明，質疑電視報導剪輯記錄時作手腳，也質疑律師還沒有看到的原始錄像怎麼中央電視台已經拿到了。不過，這時他已經離開慶安前往華中地區江西省的省會，南昌市。那裡有四位正在服刑的村民，因為公元兩千年一件雙屍案被控謀殺，但後來省高級人民法院將他們的死刑改為無期。除了剛被捕的時候因為受刑不過屈打成招，他們始終堅持自己無罪。2012年，同村的另一位村民在法庭上坦白說，他才是真兇。那四位村民的親屬全都成了訪民，每年都要去南昌和北京上訪數次。十幾年來，北京、上海和其他省份有將近五十名律師曾先後代理他們的案件，爭取重審，推翻原判，但是判死刑的謀殺案要重審，必須經由省最高法院批准，這個審批一直沒下來。事實上，江西省最高法院一直在阻撓辯護律師要求查閱原始卷宗的要求。從五月11日開始，辯護律師們開始在省最高法門前集體靜坐，要求維護他們查閱原始卷宗的正當權利。
靜坐照片傳上網，並沒有引起多少關注。一星期後吳淦趕到，準備帶來轟動效應。他以省最高法的院長為靶子，做了兩塊大牌子，準備立在法院門前的路邊，一塊上畫了個靈堂，中間是那位院長的照片，兩邊貼有諷刺他的輓聯；另一塊是吳淦自己的「賣身契」，賣身換錢，用來賄賂院長，好讓律師們查閱卷宗。他準備第二天好好擺開架勢，但警察很快就來了。他們一大早就把他帶走，藉口妨礙交通和損害他人名譽，給他行政拘留十天的處分。幾天之後，他轉以刑事犯罪嫌疑遭正式羈押。律師們最終結束靜坐，通過省際律師協會協調，幾個月後爭取到吳淦以自由為代價來聲援的閱卷權。
吳淦所在的鋒銳所派出王宇做他的辯護律師。王宇從業初期專做商務案件，後來改變方向，皆因有一次送客匆忙，進站時遭天津火車站檢票和警衛人員阻止，將她摔倒在地還用腳踢，她事後投訴卻遭反咬一口，說她出手致使一位青年警衛受傷失聰，結果被鐵路公安關押近兩年。最終獲得釋放，並由北京市律協重新核發執業許可，還是因為有影響力的《財新》雜誌專門報導了她這宗撲朔迷離的案子。自那以後，她轉而致力於維權案件。她是曹順利的辯護律師。曹順利準備前往日內瓦參加聯合國人權大會相關活動時，因她此前曾在外交部門外靜坐而在機場被警方帶走。關押期間遭受刑訊，於2014年3月在北京一家軍隊醫院去世。王宇也曾參與為維吾爾族經濟學者伊力哈木・土赫提的辯護，後者因批評新疆政策最終被當局處以無期徒刑。另一起引起關注的案件裡，64歲的蘇州農民范木根不滿低微補償而拒絕徵地，有政府後台的開發商指使十來個打手凌晨闖進他家中。儘管他當即打電話報警，警察卻在45分鐘之後才姍姍來遲。警察到達之前，他已經被拖到戶外毆打。當看到妻子和兒子也遭到毒打時，他抄起一把水果刀反抗，導致兩名打手死亡，結果被控以「故意傷害罪」。王宇接下此案，在自我防衛基礎上為範木根做無罪辯護。檢察官以監控錄像為證據，王宇要求對證據做司法鑑定，卻遭法庭拒絕。她憤而離庭，在法院外路邊舉牌抗議「違法」開庭，支持者當即拍下照片傳上網。此後再次開庭時，王宇被拒絕入內，無法履行辯護職責。五月八日，王宇不在場的情況下，范木根被判八年徒刑。三天後，南昌的律師們將開始他們的靜坐；而就在同一天，吳淦正在網上公佈他蒐集到的慶安槍擊案長篇證言。
對此，人民日報發表一篇嚴辭「銳評」。刊出那篇《讓律師講話》的評論不過是兩週之前的事，現在卻改口說《律師不應熱衷輿論「死磕」》（「死磕派」stickler，時常被誤譯為「死硬派」diehard。那些堅守法律程序細節的律師們自稱為「死磕派」）。「銳評」警告死磕律師不應將自己代理的案件拿到網絡或大街上去爭取輿論支持。次日，中央電視台播出了那個特製版本的慶安槍擊案報導。官方媒體開始點名批判吳淦。到六月初，連續數篇匿名抹黑王宇的文章出現在官方媒體，聲稱她有犯罪前科，曾因傷害青年警衛服刑。在網上的公開答覆中，王宇詳述了當年在天津遭遇的不公，指出北京律師協會已經確信她無罪。在這些惡意貶損和最終被綁架之間的大約一個月裡，王宇繼續有兩三次出庭，為當局取締「邪教」後遭受迫害的法輪功學員辯護。如今，她被指控有「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嫌，不許會見律師。她被抓是當局大規模打壓「死磕派」維權律師的前奏。一個月之後，孟建柱在全國律師大會上講話，指責死磕律師只是「極少數壞分子」，對其採取措施並不是針對律師界，再次要求大力支持律師，推進「依法治國」。九月份司法部據稱為「保護律師執業權利」，公佈了一系列約束律師言行的新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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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顯然互有齟齬的舉措背後，是中共在習近平治下兩項重大目標。一方面，腐敗必須遏制，否則中共將重蹈被自己推翻的國民黨的下場。目前權力僅次於習近平的王岐山在接手主持反腐工作之前，曾向黨內高幹竭力推薦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但很快，他關注的似乎已經僅僅是這本巨著裡的一句話：「對於一個壞的政權來說，最危險的時機就是它開始改革那一刻。」在立案程序改革生效之前一星期，王岐山會見了日裔美國學者佛朗西斯・福山，大談必須清除黨內腐敗，將其解釋為自身淨化的必要步驟。福山問到憲法是否應當保障司法獨立，王岐山回答：「不可能。司法必須在黨的領導之下。這是中國特色。」現代化必須有絕對權威和鐵的紀律，這個經驗教訓從薩繆爾・亨廷頓的著作裡能看得很清楚。中央黨校將其列入2015年春季幹部閱讀推薦書單。但是，中共的兩大目標——政治管控和依法治國——既無法在法庭內，也無法在其他地方同時運作。
為了消除或減少公民與政權之間的矛盾，當局試圖運用維穩手段，諸如調解、賠償、恐嚇等等，將可能激化的衝突消滅在萌芽之前。而死磕派則抓住程序規定不放，對法律文本逐字追究錙銖必較，自然成為政府方面的眼中釘肉中刺。死磕派律師通常在大城市或沿海省份註冊，在全國各地接案，不避路途遙遠或現場偏僻。遠離自己註冊地法院，也便於死磕律師挑戰那些屈從地方權勢的法官。維權律師曾多次挨打，有時是地方打手衝進他們的旅館，有時是法警直接將他們拖出法庭。此類事件發生後，他們會在網上發出緊急呼籲，強調社會正義和律師行業正在同時受到打擊。
全國各地理念相同的律師總是最先響應呼籲的人。隨之而來的是網絡大V評論，他們本來就是在網絡上揭露各級政府缺乏透明度的主力。最終，維權律師和吳淦那樣的法律援助人士就會吸引到很多訪民，特別是那些比較年輕，精力旺盛，熟悉網絡的訪民。多年與官府打交道的經驗，讓他們學會了抓住一切機會來提高自己案子的能見度。這些奔波中的訪民，飽受欺壓，沒有組織起來的可能，很樂於加入死磕律師們的法律抗爭。
官方媒體指控鋒銳律所是」犯罪集團」時，不忘提出這集團有「勞動分工」。一些被指「貪婪」的訪民被迫向警方坦白，承認追隨律師們異地舉牌抗議時有人提供火車票，到外地去一次還可以得到500到600元人民幣（約合50-60英鎊）報酬。這數額遠低於普通城鎮居民生活水平。但重要的是，實際上並不存在官方媒體聲稱的仔細規劃的勞動分工：所謂的「三級犯罪團夥」不過是當局臆想出來的藉口。這些不同群體分別都參與過舉牌或拉橫幅抗議，他們也都各自積極利用網絡上傳照片，不斷發出評論或聲援貼。
官方詆毀死磕律師時，有兩個詞語反覆出現。其中一個是「敏感案件」。案件如何成為敏感？王宇代理過維權人士和法輪功學員，但上文述及各案，並沒有政治上威脅政權的案情。最多不過是各地受害人力圖引起公眾對其冤情的持續關注和同情。在江西四人因被控雙屍謀殺而服刑一案中，所謂「敏感」因素，雖然官方從未公開承認，但很可能在於北京中央政府和省最高法院之間的關係，因為程序上，謀殺案要重啟調查審理，必須經省最高法批准。
而在黑龍江慶安槍擊案中，將照片和相關信息傳上網的並不是受害人或其家屬，而是現場目擊的旅客們。事後匯聚的信息顯示，死去的徐純合曾在外地打工，後因在建築工地受傷致殘返鄉。親屬在他死後對官方解釋版本沒有提出異議，覺得有了賠償早點了結就好。是傾向死磕的律師們，看到新規定提供的立案機會，說服了徐純合的母親改變主意。但老婦人最終放棄法律途徑，律師們失去了這個客戶。
北京一開始反制就毫不手軟。中央級別的宣傳機器——中央電視台，人民日報，新華社，以及所有那些必須使用新華社通稿、否則將遭懲罰的新聞終端——負責提供官方口徑。起初只是貶損受害人——被槍殺時徐純合確實有些酒醉——通過採訪村民和基層幹部，將其描繪成遊手好閒無所事事者。網上輿論對此非常不滿，但反響程度已弱於槍擊當時的震動。官方媒體對此不做回應，既沒有道歉，也沒有解釋或反駁。接著是那份建構好的「完整」事件始末，此後則完全無視律師們因查看原始監控錄像的要求遭拒絕而提出的抗議。重要的是散佈懷疑，公眾也許確實不瞭解真相。
慶安事件裡，成為敏感的不是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而是公眾對官方蠻橫行為的憤怒。任何可能引起公眾熱門反應的事件，都屬於「敏感」——此時必須要有決斷，敢處理，才能重新確立政府對形勢的控制。「敏感」的界限模糊含混，以便能夠隨時應用於某事件激發起公眾同情心等等的突發情況，或是用來針對那些試圖動員民眾支持的人。今年夏天遭拘捕、約談、限行的數百名律師當中，包括李和平等知名人權律師，他們曾經代理異見人士等政治「敏感」案件。這種情況往往更為惡劣，因為當局徑直知法犯法，以便將政治異見者關入牢房。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伊力哈木・土赫提，還有曾參與天安門抗爭、成為律師後又曾為藝術家艾未未和其他人辯護的浦志強，都被加以莫須有罪名，在根本經不起中華人民共和國自身法律檢驗的證據下，關門庭審定罪（［註釋：浦志強已起訴但尚未審判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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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日益頻繁使用的另一個詞語是「尋釁滋事」，即，找藉口製造混亂。由於鋒銳律所代理的案子很少牽涉到「煽動顛覆」或「國家機密」，認定其「尋釁滋事」成為官方指控鋒銳是「重大犯罪團夥」的關鍵。根據中國刑事訴訟法，尋釁滋事造成」嚴重影響社會秩序」後果的，最高可判五年徒刑。這個罪名現在被用來對付呼籲社會支持的活躍人士，但實際上的打擊目標，其實是社會共濟（social solidarity［註釋：在中文語境中與「團結」內涵不盡相同］）。於是，網絡上一出現輿論嘩然，就會受到兩路夾擊的處理：少數積極分子遭到壓制懲罰，而一般民眾的情緒性反應則會竭力引致平息。將前者孤立於後者，是政府「負責」的表現。
今年三月，鋒銳律所主任周世鋒從自己財產中拿出八百萬人民幣設立基金會，專門幫助那些已經失去或可能會失去自由的律師家庭，特別是他們的子女。如今他本人也失去了自由。那些曾表示會在需要時代理他或王宇的律師們，無一例外都受到恐嚇威脅。這一輪官方打壓，在所有受到警方不同騷擾的人士當中，大約十分之一被正式批捕。警方騷擾也波及律師家人。王宇16歲的兒子遭多次審訊，護照被沒收。他在十月份經人幫助通過邊界進入緬甸，但隨即被捕並被帶回國內，目前狀況等同於監視居住。他並得到警告，不得自行為其父母延請律師。其中威懾雖未明言但卻明白無誤：當局決不容忍任何形式的社會共濟。
北京政權瓦解社會共濟的主要手段之一是通過人身攻擊誣陷那些敢於挑戰權力者。從五月底吳淦正式被捕到七月初王宇失蹤，官方媒體帶頭散布惡意攻擊，說他們兩人撒謊，有心機，不正派，甚至有暴力傾向。鋒銳所主任被抓走後，新聞節目報導說，他已向警方承認在運作中有「不可告人」的動機：他主要想提升鋒銳知名度，以便吸引更能進帳的客戶。同樣手段也見於慶安槍擊案時對那位副縣長的處理。宣佈他被解職時，隻字未提他在槍擊後以公共身份露面表態，似乎只是一件因操守污點下台的個案，自然不會影響到北京和地方政府的聲望。
在當局眼裡，不可漠視的兩大要點，乃是公共性和社會共濟；他們亟欲掌控前者，同時壓制後者。而這二者會成為統治中的問題，其實是晚近的新發展。二十六年前抗議者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上的時候，他們的口號仍帶有1949年掌權以前的中共色彩。《國際歌》和國歌是廣場上的主旋律。示威者呼籲警察和士兵要「站在人民一邊」，而政府則指責示威者是「反革命」。雙方都相信他們之間是一場政治衝突。後天安門時代，政治控制收緊，經濟領域開放。到九十年代末期，很多建立並公開註冊獨立政黨的活躍人士都被判以長期徒刑。與此同時，法輪功被迫轉入地下。那之後，當局嚴厲控制政治言論，造成普遍內在化的自我審查。任何情況下都要避免被視為「搞政治」，成為金科玉律。在逾十年時間裡，尋常可見的一個場景是，來自中國的藝術家——畫家，作家，導演，雕塑家——強調他們對政治沒興趣，雖然他們的作品充滿政治符號。
待到互聯網使得政治議論再次活躍時，網上言論大半是當局樂於滋養的國族主義噪音，諸如中國發展模式比美國更優越，要不就是與鄰國開戰的各種前景。經濟上貧富兩極或社會等級化問題已不再理解為階級分化。工農不再是革命的主力軍；貧困階級只不過是社會上的「弱勢群體」，有待慈善組織來救濟。但是總有一些詭異的「敏感」物隱藏在陰影中。敏感時機，敏感詞，敏感姓名，敏感問題：建立網站的青年人不經意中觸碰到，就會在遭遇不加解釋即被關閉的瞬間，一窺中國政治現實的真相。
外部世界事態發展會令中共看到實實在在的敏感。那年的阿拉伯之春曾令中國領導人戒心陡增。更切近的是來自香港和台灣的警訊。2012年，香港中學生號召起十幾萬市民上街遊行，迫使港府收回強行推動的中學「國民教育科」。去年台灣學生衝入立法院，佔領立法院大樓二十多天，抗議與中國大陸通過暗箱作業達成的服貿協議。數月之後，香港學生為爭取2017年特首選舉時能有真普選再掀抗議潮。集體行動，無論以什麼形式出現，都是北京最為忌諱的。當局立即出擊，刪除所有關於香港抗議的網絡內容，並拘捕了所有那些曾轉發或評論相關內容的人士。不過，這類政治熱潮，中共國家機器長於應對。今年春夏期間令當局措手不及的是死磕派律師們在非政治案件中，借助中共正提倡的依法治國轉而挑戰政府。針對公共性和社會共濟兩原則的控制在牽涉到香港和台灣時並無不同，但死磕派影響力的上升更為出乎意料。如今死磕派律師紛紛入獄，北京「依法治國」的法制改革也半途擱淺。地方政府不但沒有提高責任能力，反倒比以前更官僚，而且和以前一樣易於腐化。
曾被律師們暴露於陽光下的問題並沒有消失。自從七月初失蹤，王宇就不被允許接觸家人和律師，據猜測，她最大可能是一直被關押在她以前曾被非法羈押近兩年的天津。這是中國最繁忙的港口之一。這裡，在王宇被抓一個月後，一起巨大的化學品爆炸事故，摧毀了最近才開發起來的濱海新區，造成173人死亡，逾千人受傷，四周17,000戶高層新居受損。夜幕下巨大火球的影像在全球各地第二天的新聞裡都上了頭條。但是偏偏沒在天津。天津只在第二天早間給了大爆炸一分鐘的電視時間，之後，本市全部七個電視頻道都迴避了此事。與此同時，七十英里外北京的中央電視台一直在繼續爆炸事故的後續報導。二十四小時之後，天津市政府開始就爆炸事故舉辦一天兩次的新聞發佈會，但重點仍在洗刷自己的責任，而不是及時向公眾提供信息。市府高級官員一直缺席這些發佈會，遲至災後第五天才露面。原因？在地方官員心目中，爆炸事故必須要向頂頭上司說明，但並沒必要和公眾解釋。此後不到兩個月時間，他們已經將官方能容忍的補償金發放完畢，軟硬兼施迫使受害人接受。中央政府逮捕了肇事化學品公司的負責人，毫無懸念地，他們與海關和其他官員的腐敗有關聯。北京承諾徹查事故責任，但顯然調查不會影響到天津政府的形象，更不必說北京的中央政府了。中共想要實行一種「有中國特色的依法治國」。這個藥方恐怕只會引發更大問題。
（《倫敦書評》第37卷21期，頁13-18，2015年11月5日）
責任編輯：方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