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6年12月30日訊】（大紀元記者梁博舊金山報導）八十載風霜，凝結成八十歲的沉靜與雍容。
民國湖北官宦人家的女公子許家玫，一生際遇隨國運沉浮。她在位高權重、卻清廉簡樸的中國傳統家庭裡度過豆蔻年華，可是後來歲月中，卻因陷於中共的欺騙、打壓而常多魔難。
在歷經「反革命子女」、「右派」、甚至暮年兩度繫獄的屈辱中，她仍保有純真本性和尊嚴。
耄耋之年，許家玫終於逃離中國大陸，來到美國。追憶前塵往事，不勝唏噓。
摘了帽子還是右派
1957年，共產黨又開始「反右運動」，當年我才二十一歲，在武漢市中學任教。幾乎是一夜之間，校園裡就貼滿了我的大字報，說我「到監獄裡去看反革命父親」、「為反革命父親鳴冤叫屈」、「配合裴多菲俱樂部、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每一條都能致我於死地。
我實在受不了這種打擊，想到自殺。可是又想，我死了，奶奶、媽媽、妹妹們怎麼辦呢？我活著，至少還能幫母親分擔一些家庭重擔。於是我深夜回到家，這才知道，可憐母親也被打成右派，罪名也是因為去監獄探視了父親。
聽到這個消息，我反倒清醒明白了不少，決定和母親一起撐起家庭這片天，要讓妹妹們活下去，繼續讀書、長大成人。此後幾十年裡，對於我們全家來說，是莫大的精神壓力、折磨和恥辱。母親被降職降薪兩級，在工作單位裡掃地、刷廁所、挑開水、拖板車，我被降了兩級工資，下放農村勞動。
我正當含苞待放的青春年華，被「右派」一棍打毀了前程。我為了不牽連男友，斷然與那位北京某大學的高材生結束了戀情。
母親則被迫與父親離婚。父親在冤獄八、九年之後又失去家庭，內心痛苦可想而知。我有時會想，不知道父親在獄中的最後歲月裡，對自己選擇留在大陸該做何感想？
不過，我自己當時還是天真地相信「黨的話」，以為只要「脫胎換骨改造」，就能「摘掉右派帽子回到人民隊伍中」。夜晚睡在鋪著稻草的地鋪上，我告誡自己這是改造「資產階級的享受思想」；攝氏零度以下，我和男人們一樣挽起褲腿打著赤腳站在結了薄冰的水溝裡挖水渠﹔在烈日下鋤草，我的衣褲被汗水浸濕貼在身上、臉上汗珠「汗滴禾下土」時，我愉快地應農民們要求，給他們唱歌；我還創造了連續勞動27小時不休息的紀錄。
同時，我也看到了「大躍進」時期中國農村吹牛皮說謊話的驚人現實。老百姓是最可憐的，農民連飯都吃不飽，連買鹽和日用品的錢都沒有，還說什麼「畝產萬斤糧」、「人民公社好」，可是，誰要是說了實話，輕者挨批鬥，重者坐大牢，從中央到地方都在欺上瞞下，這些使我困惑，也漸漸反感。
1959年10月，我被宣布第一批摘掉右派帽子，就是所謂的「摘帽右派」，但結果是被調到國營農場，和「摘帽的」、「沒摘帽的」右派一起，還要繼續「勞動改造」。隊長在會上說，不要以為摘掉帽子了，我隨時都可以給你戴上。「聽黨的話」讓我又一次受到了欺騙。
第二年，我被調回學校教初中數學，很快又考上了華中師範學院夜大學數學系，以後從事中學及師範數學教學四十多年。
有些好心人要給我介紹男朋友。什麼工程師、大學講師等等我都一概拒絕了，我不願意在自己的家庭裡也被人歧視。後來，我嫁給了一個老同學，是我的同事。雖然我們因為家庭背景不同，生活習慣上有很多不同，但是他了解我的人品德才，能理解我，這是我最看重的。（待續）
責任編輯：王洪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