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12月28日訊】從「響應黨的號召歸國建設」的愛國華僑到洛杉磯著名的反共鬥士，馮國蔣的一生之曲折驚險可以拍成一部好萊塢電影。
1928年生於荷屬東印度群島蘇門答臘島首府棉蘭市（Medan），馮國蔣今年（2018年）4月8日過了90大壽。「主要器官正常，但腳與腰部，不能多走路了，寫字時手顫抖了。總之，來日不多了，最多還能活10年吧。」他這樣寫給朋友。
實際上，馮老先生年事雖高但精力過人、筆耕不輟，常年以「韌鋒」的筆名向南加各大中文報刊投稿，揭露共產黨的邪惡本質。2017年他還遠赴臺灣演講，提醒臺灣政治人物：與中共打交道應有警戒，不要輕信其甜言蜜語。
這位曾經是被共產黨刻意培養的左翼青年華僑，以自己一生的經歷告誡人們：誤把「中共當中國」的災難太深重──這是一個誤信中共宣傳而燈蛾撲火的中國人的心聲，也是一個洞悉中共狡詐的海外華人由衷之言。
馮家祖籍廣東普寧，是世代居住印尼的華僑。馮國蔣之父馮成貴經商有道，成為當地最富裕的華人之一。全家人包括父母和兄妹都不會中文，只有馮國蔣上過英、中、荷三種學校，不僅看印尼文報紙，也關心中國事務。
1940年代國共內戰期間，馮國蔣受中共鋪天蓋地的宣傳所鼓動，反蔣捧毛，並主張印尼獨立，在新加坡加入中共在當地成立的「新民主義青年團」，成為激進的共產主義青年。
1949年，20歲的馮國蔣去香港求學，進入了由周恩來和董必武指導創辦的達德學院，又和一批東南亞左翼青年被保送去北京，進入「華僑青年訓練班」學習。
在北京期間，中國的政治運動此起彼伏，清算鬥爭、公審、抄家、關人、殺人，無日無之。馮目睹中共殘民，感到不妥，因此決定高中畢業前夕離開大陸回印尼，但中共不讓他回去。他只好考入清華大學，攻讀建築系本科（六年制），沒想到最終也被政治運動波及。在「肅反」期間，當局勒令他退學，1956年才平反了對他的退學。
1957年他碰上反右運動，對於被迫「向黨交心」（實為交代）有意見，批評了校方，結果被評為「極右分子」，在萬人大會上遭批鬥。
1959年3月14日，馮國蔣被強送去勞動教養。1960年6月6日凌晨，他冒生命危險鑽電網逃亡。後來在北京被捕，改判無期徒刑，後減刑至5年，刑滿釋放不准返回社會，被留在農場就業。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馮國蔣又被批鬥後送去新疆勞改開荒，當時他體力不支，染上肺結核。他怕死在沙漠中，又再逃亡，成功游過鴨綠江，逃到北朝鮮。但那仍然是共產黨的天下，馮國蔣於是被送回大陸，又被判了10年徒刑。1970年，在「一打三反」運動下，他又被鬥，最後判處死刑。只因他是海外歸僑，被刀下留情送去勞改。經歷了長達20年的迫害，九死一生的馮國蔣說，在1958年5月建立的勞教農場分場（編號585），和他同命運的受害者中，只有三人倖存，他是其中之一。
直到1979年，毛斃命、四人幫被抓，馮國蔣的右派身分才被「改正」，宣判無罪。同年3月，他被批准到香港，但遭印尼當局拒收，只好以「國際難民」身分請求美國收容。抵達美國後，馮國蔣定居洛杉磯，靠政府救濟金維生。
來到自由世界，馮國蔣不論在美國還是世界各地演講撰文，都在提醒人們，不要上共產黨的當，因為它兇殘詭詐，無惡不作、無所不為，是中國5千年歷史上最邪惡的政權。
以下是從馮國蔣回憶錄中截取的片段。
（十九章）鑽出毛澤東的電網
1960年6月6日凌晨，夜晚巡邏的打梆聲剛過，我隨即起身，背起背包，溜出牢房，直奔電網。本來，我是北京市清河勞改農場屬下的勞動教養農場585分場的，那是後期建立起來、唯一沒有圍牆的，因而後來專收容老殘病弱者。但每天他們仍被驅趕到農田裡強迫勞動。那是1959年到1962年「大躍進」造成「大饑荒」的年代。最困難時，農場只給我們吃稗子草草籽蒸的餑餑。由於份量很少，很多人都相繼死亡，悲慘而恐怖。最嚴重的是，據絕對可靠的消息說，（我們）解除勞教後，也絕對不准回社會，而必須永遠留在農場就業，當「二勞改」。
「不自由，毋寧死」，為了生存和自由，有個和我同牢房的弱智東北人逃跑了，但當天就被抓了回來。我沒退卻，決定開春與胡某逃亡緬甸。中國的北方水稻田不多，6月初是插秧的季節。于家嶺分場有水稻田，急需勞力，於是把我們都押送到那裡。暫時改變勞動的工種叫「變工」，須知，無論「勞動教養分子」或「勞改犯人」，都不是固定關押在一個地方，而是根據各地的勞動需要，像牲口一樣，隨時驅趕押走。
于家嶺，顧名思義：「于家的山嶺」，實際上它位於中國最大的華北平原上，一望無際，一個土坵都沒有，何來山嶺？于家嶺分場，和其它標準的分場一樣，牢房的四周有壕溝、圍牆、電網、探照燈、崗樓和哨兵，那是標準的集中營，插翼難飛！不知何時，有一小段牆倒塌了，當局把牆頂的電網拉到地面上，架在缺口的地方，我一到于家嶺，就注意到它了，但沒有想到要鑽過去爭取自由，太危險了！果然，後來一頭烏克蘭大母豬遭電傷了。
沒想到，胡某竟然背信棄義，暗中和張某先逃跑，被捕後把我出賣了。那天，批鬥後把他倆都關禁閉室（小牢房），會上隊長宣告說：「這裡還有一個要逃跑的，明天再算帳！」還說：「不怕你鬧的歡，舊帳新帳一起算，吃不了，兜著走。」(看前文〈逃亡的計畫〉)無疑，明天必定輪到我遭批鬥。關入禁閉室後我想：將判多長刑期？會淪為正式的勞改犯人？不堪設想，時到如今，「不自由，毋寧死」，我橫下一條心，決定冒生命危險，鑽過電網。
有一塊木板，搭在壕溝上，顯然是修電網時沒撤回，當局萬萬沒想到有人膽敢以身試電網吧？我越過木板，爬上岸，顯然為了省電，電網不密，我身體緊貼地面，小心翼翼，匍匐前進。我的小背包裡只有些曬乾的青蛙。終於勝利鑽過去了！擺脫電網後，唯恐有追兵，我沒敢走馬路而走田埂，走著走著在朦朧中陷入了蘆葦蕩，越陷越深，水沒齊腰，四顧茫茫，不分東西南北，我竟走不出來了。
幸好，我在印尼梅蘭上中學時，參加過「青年軍」（高齡童子軍的稱謂），擔任教練之下最高的頭頭中隊長，架帳篷、打旗語等都行，舉目仰望，一眼認得指明方向的星座，終於擺脫困境。我以天津市為目標，記得似乎在西北方向，好在天津市的上空發亮，而且有一條高壓電線自唐山市直通天津市，那天，恰好6月6日，那是二戰期間，1944年盟軍登入諾曼第的紀念日，我以盟軍的勇氣與毅力直奔目的地。
走著走著，果然遇上了金鐘河。這是人們常提到的河流，我們在農田裡強迫勞動中，常看到遠處地平線上露出的船帆；當時感覺，無論如何，他們比我們自由，多羨慕啊！那河寬幾十米，水色棕黃，流速緩慢，不難泅渡。胡某兩人因不會游泳，就在河畔被抓回來（中國的學生，多文弱書生，書呆子最易統治）。我過去在棉蘭常到河裡游泳，1951年北京市首屆游泳比賽，我獲50米自由泳第四名，1952年我上清華大學，曾加入游泳代表隊。當時，我把衣服鞋子裝入背包，就輕易渡過金鐘河了。
上岸後不久，發現前方有端槍的軍人，我不知是否有追兵，立即鑽入灌木叢，幸好有驚無險。
我沒有水壺，沒喝水。只有十幾隻曬乾的田雞，我就連骨頭一起嚼碎下肚。這些田雞都是我拔秧勞動期間偷偷抓捕，偷偷曬乾累積起來的。目的就是作為逃亡備用的乾糧，須知，拔秧勞動也有定額，以育秧田的面積計算，每人每天三厘八，而且有專人負責，每天用喇叭表揚最高紀錄者，批評低產者，進行所謂勞動競賽。胡某，每天拔二厘多，我每天拔四厘二，絕對冠軍。
由於整天拔個不停，手背都腫了，我這般拼命勞動，並不是相信當局的話：「好好勞動，可以提前解除教養。」而是要取信於「隊長」，掩人耳目，由於我勞動出色，抓捕田雞的事，隊長也就睜眼閉眼不制止，我憑田雞乾熱量，支撐我急行軍約十六小時的路程，於傍晚時分終於勝利抵達天津市。◇
責任編輯：孟文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