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9年03月07日訊】（大紀元記者方平洛杉磯報導）今年虛歲高齡94的牟自儉老先生，在他10萬字巨著《動盪時代餘生記——從山東到臺灣93年回憶前半》的前言中寫道：「當自己獨處和午夜夢魂醒後，會閉上眼睛，將一些痛苦之事重新走一遍……童年我有美夢，青年我有理想，到頭來，不管是美夢或理想均已破滅。」多年前，當牟老初讀《大紀元時報》2004年發表的《九評共產黨》時，就感嘆地說：「這裡說的都是真的啊！」當時，在兒孫的請求下，牟老已經動念要把他親身經歷的共產黨假、惡、鬥所見所聞寫出來，作為歷史見證。
2018年10月底，在蒙特利公園市（Monterey Park）的家宅中，牟老先生慎重地交給筆者一本不起眼的黑封皮筆記本，翻開一看竟是他已經手寫完成、字跡工整的165頁前半生回憶錄。當時他說：「我大概是最後一兩個能說出對日抗戰時期中國東北真相的人了！」牟老先生回憶錄行文典雅優美，字裡行間充滿人性的同情和溫暖；他觀察力好且記憶清晰，故事中人名、時、地詳盡；而他感受力特強，能深刻描繪童年與青壯年時的情緒與體悟；更可貴的是，受盡苦難的他文字裡沒有一絲尖銳的憤怒與仇恨。本週起洛杉磯大紀元將在週六「南加隨筆」版面全文連載牟自儉93年回憶錄的前半，此處僅摘錄部分內容以饗讀者。
時代動盪 讀書美夢成泡影
祖籍山東省棲霞縣的牟老先生七歲初上村裡私塾小學時就想著一路讀書了，然而在動盪時代中誰都不由自主。先後三次入伍的他，在這本回憶錄的最後一句話是：「當軍人不是我的選項。」
他記得讀書的美夢幾乎實現，1936年秋，他小學四年級時由他在杭州航校擔任教官的三叔帶著，經煙臺搭輪船、過青島抵上海去到了「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杭州，準備讀書。但同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了。「有一天三叔回家顯得非常嚴肅說：蔣委員長赴西安視察被張學良扣留，可能很快就要打仗了……聽後我感到非常緊張！」不久，他就踏上歸程，「此行回家後，心裡有一種難過的失落感，那就是讀書的美夢已成泡影。」
哥哥被騙去參加八路軍
1937年7月7日（七七盧溝橋事變），中國開始全面抗戰。牟老寫道，剛開始很多農村出現了練武功組織。之後，山東省政府組織鄉農學校訓練新兵，抽調富戶兵。但很快就都解散了。到1938年上半年，「各地民眾風起雲湧組織抗日游擊隊，發展非常快如雨後春筍。它們分別各有自己的司令部，一般是一個縣就有一個司令部，較大的縣會有兩個司令部，各霸一方劃地為界互不侵犯，各自向地方徵收糧草。他們的武器及軍服均由國民政府補給，彼此相處良好。」
回憶錄寫道：「此期間有另外的一部游擊隊，他們人數不多，是在山區發展。他們最先的發展是在膠東半島最東的文登縣的艾山，再到我們縣的牙山。初到我們的地方時都說的一種口音方言，如我們說『做什麼』他們說『奏麼』。來時人數不多有男有女，男的穿軍服是雜穿（不是整套的），女孩是一套藍色仁丹士林布做的長褲及短褂。他們的工作主要是做一些抗日宣傳活動。我問他們是哪個司令部的？回答是：『我們哪個司令部的？我們是聯三軍。』這種說法就沒有聽過。」
1939年春，牟老才只16歲的哥哥被騙參加了八路軍，「他棄家參軍是被我村一位謝毓賓鼓動去的。謝員可以領五元的獎金。……哥哥離家後，父母對此悶悶不語始終不談，而我爺爺對我哥哥非常關心，老人家知道八路軍住在哪個村時就去打聽察看，每次都是抱希望去，失望而回。爺爺說都是些年輕的孩子們穿一樣的衣服，遇到行軍時我在路邊一個一個注意看，就是看不到……。爺爺曾去找過數次未果，以後就放棄了。」
1939下半年八路軍一度不見了，翌年春天回來後，八路軍開始攻打各地的游擊隊。「我在村外看，連槍聲都沒有聽見，那麼多的游擊隊戰士，其游擊司令也有二十餘人，大約在半年的時間，八路軍將山東半島（膠東半島）的游擊隊幾乎全部消滅，只剩下萊陽縣的趙保元司令所部，退守在該縣灣底一隅，但還是被八路軍圍住無法突圍。直到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除夕夜，至年初一天亮時，趙部全部被消滅。……自此膠東半島的所有一切均為八路軍所控制。」
回憶錄寫到八路軍對日抗戰時的表現：「家鄉地處煙台市32公里處，煙台日軍每年下鄉兩次，分別於春耕時及秋收後出動。我村前的煙台至青島的公路均由百姓沿途挖斷破壞，但日軍還是到鄉下燒殺擄掠，見人就開槍射殺。我們周圍幾個村聽說日軍要出動掃盪時，均攜幼扶老向北逃入山區躲藏，受盡了苦難。」
「而八路軍的主力野戰軍，每次在日軍來之前就不知道他們到哪裡去了，當日軍回到煙台後，號稱英勇抗日的八路也就回來了。其間只有一次與日軍發生戰鬥（日軍和偽軍也就是200人左右），這次戰鬥還產生了一位戰鬥英雄叫任常倫，共軍為他寫了一首歌叫人民唱來紀念這位英雄。他們不抗日，是貫徹毛澤東的『七、二、一』政策。」
牟老寫道：「毛澤東在抗戰中密令其共產黨幹部是：七分發展、兩分應付、一分抗日，因此長期抗戰期間擴軍的力度一年比一年加大。」
期間，各村則自發地成立了民兵組織。「目的是保鄉衛國。組織成員是自由參加，在日軍下鄉掃盪時能事先將訊息告訴村民們早點外逃的時間。每人發給步搶一枝、子彈若干發、手榴彈四個。每人均可帶回家保管。在每年秋收後，作些戰鬥的基本訓練，有打靶的比賽、手榴彈擲遠賽、地雷埋設技術比賽（每村都有地雷多箱，地雷和彈信分放）。當地雷埋設使用時規定，誰埋的地雷必須由誰來解除，以策安全。」牟老也成為民兵組織的一分子。
中共掌控膠東廣大面積後
中共掌握膠東廣大面積後，開始控制人民的行動，只要離開村莊到別的地方去，都要到村長處拿通行證。每年秋收後第二年的春耕前會動員參軍，並且開始集會和宣傳「反蔣介石不抗日、勾結美帝國主義賣國」。牟老說：「原先村裡幹部都是村內的人擔任，後來有參軍者的家屬、外來的退伍軍人及在村內長年做雇工的外來人參與，情況復雜得多，且態度傲慢。因他們是『無產階級工人及愛國者』。參與村內活動，自此在個人言語上就要謹慎了！」
牟老詳述了中共虛偽的「坦白運動」：「坦白會是由幹部主持，態度是溫和而和氣的，說：『你認為做了對不起人的事情時，你可以詳細說出來。人非聖賢誰都會有錯，說出來誰都會原諒你……』」如果感覺有人言詞含糊，說不清時，幹部會客氣地要他再說詳細些；如仍說不清楚時，還會利用會外勸說及誘導。但若再達不到目的時，問題就嚴重了，將此人單獨關在一個方間裡，除了用餐外，由幾個幹部輪流24小時審問 。
牟老寫道：「到這一步，即是坦白出來了也是死路一條，不說也是亡命一途。中共的手段多麼殘酷！」（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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