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不應被歷史埋沒—訪齊家貞女士

《自由神的眼淚—父女兩代囚徒的故事》作者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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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紀元11月6日訊】2002年9月9日,澳洲大紀元時報記者采訪了《自由神的眼淚——父女兩代囚徒的真實故事》一書的作者齊家貞女士。在齊女士夫婦經營的加油站的便利店里,我見到了這位曾經因想出國讀書而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并坐了十年監獄的不平凡的女性。而她的父親曾經是國民党時期的一位難得的好官,解放后二次被投入監獄。我們的談話圍繞著齊女士寫的這本書展開。

記者:能否先談一下當初寫這本書時的一些個想法?

齊家貞:寫這本書的想法在腦海時已經存放了四十年了,四十年前,當中國公安(五男一女)到我家逮捕我時,我就產生了這一念頭,當時我只是一個二十歲的高中畢業生。隨著歲月的流失和年齡的增長,這個念頭不但沒有死去,反而越來越強烈,并時常跳出來“搔擾”我,使我坐立不安。特別是我的父親,我寫這本書假如不是因為想到我的父親,它也可能不會問世。我父親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中國人,他這一生的葬送是非常非常的冤枉,非常非常的可惜,我對我自己很不看重,在我的心里面,我覺得我的父親和母親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人,所以我一定要把這本書寫出來。

在監獄里的十年,這個念頭也時常出現,一次一個同屋的犯人問我:“你這么年青被判了十年,怎么也不很悲傷,也不消沉,也不頹廢?”我說:“只要你付出了,你總會有收獲的”。其背后的涵義就是:我用我青春的生命在監獄里度過,然后我就會有別人不可能有的經歷和體會。這完全是很下意識的一句話,實際上是寫書這個念頭幫了我,它已經在我的內心深處扎下了根。

七十年代初,我從監獄出來后,一切都是很無望的,我整個一個人好象都被挖空了,沒有理想,沒有追求,沒有夢。就是只有活下去,就是活著。到了七十年代末,高考制度開始恢复,我又看到了一線希望,內心深處的那個念頭開始复活,我也開始自學高等數學、文學寫作等,并上電大,為了我的目標在一點點地學習和積累,就象一個烏龜一樣一點點向我們目標爬行。后來我出國來到澳洲,最初的几年是為生存、居留而奔波,上學、工作、結婚、賣生意,沒有時間去考慮寫這本書,直到1998年3月24日我父親去世,我才意識到人生是很難預測的,你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么,我不想讓這本書爛在我的肚子里,我不愿意像我父親那樣,他在美國拼命地打工掙錢,拼命地想拯救他的五個孩子,過去他是想為國,很少考慮到妻子和孩子,但報國無門,他被剝奪了愛國的權力。現在他想彌補,他以為上帝會讓他活一百歲,可這是不現實的。當我發現自己的體力、精力、記憶力都在變坏時,我感到不能再等下去了。在寫的過程中我得過兩次小的中風,我想如果再得一次中風,就不一定能輕易好起來,所以我告訴我的女儿,如果我不行了,你就把我所有的書稿全都燒了,我不相信能有任何一個人能代替我寫這本書,因為沒有人真正了解我到底經歷了一個怎樣的人生,到底想寫些什么。

記者:你在書中把你的父親寫得很完美很了不起,能談談他的另一面嗎?

齊家貞:他唯一不完美的地方就是把家庭放得太靠后了點,他自己也說:“我對不起我的妻子和我的孩子”,這是他完美中的不完美。我看過一本書,是關于亞克卡的故事,他是美國福特公司唯一的一位不屬于福特家族的副總裁。他妻子得了糖尿病,他每天兩個電話問候他的妻子,從他妻子的聲音中他就能听出他妻子的當時的身體狀況。他每天工作六天,每天從早到晚忙得不亦樂乎,但第七天他屬于他的妻子和孩子。我的父親沒有,他七天都在做事,他把國看得太重,對家的責任似乎就是“上繳工資”,實際上他對我們是非常非常的愛,但是他把國家看作是壓倒一切,他可以為國家獻出他的一切。所以解放前夕當鄧逸光問他走不走時,他連商量都不商量就自作主張留下來。直到很多年以后,他兩次做牢被放出來時,一提到這件事,他還說:我認為我愛國沒有錯,我不愿意离開這塊土地。

記者:他對他當時的選擇有沒有后悔過?

齊家貞:他始終認為他的選擇沒有錯,他說如果他的生命還是像這种情形再來一次的話,他還會這樣選擇。他84年去了法國,85年初到美國。在87年前他自己寫了一個他自己的經歷,當時他在一家旅館里當經理,上夜班,在上班的間隙,他開始寫點東西,大概寫了十万字左右,從他出生寫到49年。我在寫這本書之前要先看他寫的東西,看后我提出了大約200個問題,他買了個錄音机對我提出的問題逐個回答,他在一開始時講到:我這一生,還不能說是壯志未酬身先死,我還沒有死,但是我在事業上可以說是非常失敗的,但是我的心可以說是對得起這個國家對得起這個民族,我是無悔的;但是我對不起我的妻子,對不起我的孩子,這一點我想起來就非常的痛心。

這就是他對他自己過去一生當中的總結,他覺得他一生當中對國家對民族對工作一點沒有后悔的地方,沒有指責的地方,那真是百分之百。那就是為什么在解放以后,當一個軍代表在會上說:國民党中當官的人沒有一個不貪污的。他一下就站起來說:你講的話不是事實,我齊尊周就從來不貪污,一分錢都沒有過。他敢于這樣做,因為他确實是這樣的。后來我們就開玩笑地對他說:你當時要是貪污,要是個坏人就好了,那你早就跑都跑不贏了,害怕共產党清算你;就是因為你認為你太好了,就是把所有的人都整完了也不會整到你頭上。但是他還是說:我沒什么后悔的,我愛國沒有錯。

記者:在你書中的開場白中稱你的四個弟弟為“活著的祭品”?

齊家貞:他們雖然還沒有死,但是他們已經成為專制祭壇上的犧牲品。人們通常是拿一些死的動物來作為祭品。但由于我父親和我的事受到的牽連,他們整個一生也被葬送了,只不過他們還活著。現在大弟弟在美國,其他几個在中國,生活在平均線之下,我最痛心的是他們都沒受過良好的教育,教育權被剝奪了之后,就會影響到他們的一生。我幸好當初進了重慶市最好的高中,在那給我打下了很好的基礎。逮捕我的時候,我的小弟弟剛剛上小學,他們從小就受到歧視,他們的夢還沒長成,就被扼殺了。最可惜的是我的三弟,他學習很好,也很聰明,后來上了公益初中,我曾經就讀過的學校,但是在開學典禮上,他們的主任就說:“在我們新來的學生中,有一個學生的父親和姐姐都是反革命,他姐姐是從咱們學校出去的。”從此以后他就很灰心,沒有興趣讀書。當然我們不能說越是艱難的環境下就越是能鍛煉意志,那是很少很少的人。大多數人的才華都是在這樣的環境里面被扼殺。就在他還沒足夠的知識和能力去支撐他的時候,就被“洪水”給淹沒了,我們四個弟弟都是這樣。政府對夢的責任是呵護而不是扼殺,他們都是被扼殺了,雖然他們還活著,他們實際上已經死了,他們的夢、他們的將來、他們的前程,包括他們的下一代,他們都不知道該怎樣把他們的子女教育的好一點,因為他們自己就缺乏一定的知識。

記者:你當初被關押時是和政治犯關在一起嗎?

齊家貞:剛剛進去時政治犯是一個組,但組長是刑事犯,后來“文革”開始后,就和刑事犯完全分開了,整個政治犯被關在一起,但和刑事犯還屬于同一個中隊。

記者:你寫這本書花了多長時間?
齊家貞:把零散的時間加起來,大約一年的時間。

記者:在你過去的經歷中,那一件事對你的影響比較大?

齊家貞:在書中“猴子變成了人”那一章節中提到的王熙珍的死,因為小時候我們在一起玩,太親蜜了,過去也听到看到這個人死那個人死,但是那些好像都与自己無關,但是王熙珍死了以后,我就想到有一天我也會死,一想到自己會死,就覺得可怕的不得了,晚上無法睡覺,最后就覺得這是沒有辦法的。那么我就要想,我怎么活,所以我整個一下就變過來了。小時候我撒謊,騙媽媽的錢,主要是想去看電影去看越劇。所以后來我就想要做一個德才兼備,對社會有用的人,我不再撒謊,并開始用功了。從此我很節省時間,也很不看重物質享受,就覺得這個人生太短暫了,做事不能再拖拖拉拉的了。所以在我對生死問題思考過后,整個就改變了我,從此以后我基本上就成形了。

記者:你對人的命運怎么看?

齊家貞:我相信性格決定命運。我過去是很不相信的。但后來我發覺人生道路在很多情況下不由你自己決定的。但是在相同條件下你可以一些做你能做到的事。比如說,他們把我抓進去當了犯人,一下子就改變了我的命運,這是沒辦法的事。但進去后,你要怎么做人,這個本質的東西在那里,你又不很察覺,但這你自己是可以來決定的。比如說,在監獄中,在批斗反改造的人時,讓你去打人,我肯定不會去打人,這就是我自己可以決定的。可對于那些打人的人,如果他們不打的話,怎么能說明他們已經接受了改造了呢?但是為什么有的人打有的人不打,這就是個體的差异了。再比如說,檢舉人,我就很痛恨檢舉人,但是我也檢舉過人,在寫這本書的時候,在這一點上我感到很難寫。但是我對自己說:你的道路是你自己走的,你做過的事,你自己就要承擔,你就是得把它寫出來,讓那些讀者來譴責你,你自己都在譴責你自己,為什么不能讓別人來譴責你呢?那有什么關系,沒有人是完美的。但是有些人,他(她)就是不檢舉人,你把他(她)打死或關小監也不檢舉人。這個路是你自己定的。所以我就覺得有些東西是你自己控制不了的,但有些東西是你自己能夠做到的。比起那些打人的人來說,我比他們好,我從來不打人,可比起那些從來不檢舉人的人來說,我就沒他們那么勇敢。

記者:如果你一直在國內的話,這本書會怎樣?

齊家貞:假如我不出來,這本書我還是會寫,但是寫的角度會有很大的不同,因為鷹爪下的夜鷹唱不出好听的歌,在那個環境里面你在動筆的時候,你就會心里想,我會不會再被抓起來,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個面目了。

記者:你書中提到你父親曾是虔誠的佛教徒,他是否一直都保持著這個信仰?

齊家貞:沒有。解放后,他就拋開了他的這一信仰,几十年后,他在回顧中講:我以前皈依了佛教,后來我背叛了自己的信仰,這是我這些年來受懲罰的原因之一。但是我認為這也是一個政治制度的問題,我本人也不信什么教,我是共產党培養出來的無神論者,但我對宗教一直是很尊敬的。后來我的父親到了美國,那時他已經七十二歲了,他的整個時間、精力都用去掙錢了,要給我們寄錢,還要把我弄到國外上學,但是他說他的心又回到了他先前的信仰上來了。

【編后語】專制政權總是喜歡把他的臣民分為兩類——好人与坏人。而這一划分標准總是隨著獨裁者的利益取向而變化。于是多少個人間悲劇的發生都伴隨著謊言和誣陷將真相掩蓋,從中走過來的人們不會辜負歷史的囑托——將真相告訴世人。這种用血与淚寫下的歷史在告誡著人們什么呢?(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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