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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月1日訊】在中國﹐戶口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遠不是一個紅色小本子那麼簡單。在它的背後﹐有著與之相連的千絲萬縷的社會權利和利益。比如﹐沒有北京戶口﹐你沒有權利在北京享受義務教育﹐沒有權利享受超低大學錄取分數線﹐沒有權利註冊公司﹑辦信用卡﹑辦護照﹑辦簽証﹑上社會保險﹑購買經濟適用房﹐甚至沒有權利辦理手機入網。即使你做著比大多數北京人體面的工作拿著比大多數北京人多的薪水﹐你仍然只是一個“外地人”﹑“侵入者”﹐甚至“盲流”。
所以﹐就有了人們為追逐戶口的奮鬥。戶口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遠非一個紅色小本子那麼簡單。它不啻于一個標籤﹐每個人只能在它規定的範圍內描繪自己的人生。那一頁不超過20個字的紙張﹐那一枚腥紅的印章﹐竟然可以導演一生的悲歡離合。
戶口﹐作為一種人口管理方式﹐原本並沒有什麼特殊的內涵。只是由於現行的戶籍制度是計劃經濟的產物﹐帶有明顯的“二元社會”特徵﹐才賦予它很多本身之外的功能﹐與之相連的各種社會福利和權益﹐造成種種權利差異和社會不公。
如果說對人的壟斷是一切壟斷之源。那麼﹐最大的壟斷﹐就是戶口的壟斷。
荒誕經歷沉澱戶口“剛性面目”
10年前﹐云南人黃慶因為抨擊戶籍制度弊端﹐被定為“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管制兩年。10年後的今天﹐他的那些“反動言論”﹐卻正在逐步成為戶籍改革的目標───一個普通公民的遭遇﹐從側面描繪出戶口昔日的輝煌﹐給戶口“剛性面目”下出最好的註解。
1991年12月5日被公安部門逮捕之前﹐黃慶在云南省人民檢察院政治部工作﹐因工作努力﹐經常被評為先進和受到表彰。那一年的秋天﹐黃慶的兒子上學讀書。當時﹐黃慶一家住在昆明五華區永昌小區省檢察院宿舍﹐兒子就近在永昌小學借讀。按規定﹐就讀屬於五華區的永昌小學必須有城區居民戶口。但是﹐按照當時的戶籍制度裡的明文規定﹐孩子的戶口只能隨母親。黃慶妻子的戶口在昆明市郊區西山區﹐兒子的戶口自然也是郊區居民戶口。
一天﹐老師把黃慶叫到學校﹐告訴他如果孩子的戶口還轉不進市區﹐只能要麼轉走﹐要麼多交錢﹐每個學期比有戶口的孩子多交四五百元。當時﹐黃慶的月工資只有300多元﹐在昆明搪瓷廠工作的妻子的工資更低﹐實在無力交納這筆昂貴的“借讀費”。
若是沒有特殊關係﹐要將郊區戶口轉為城區簡直比上天還難。對於“沒有本事”的黃慶來說﹐兒子的郊區戶口是不可能轉為城區戶口的。最後﹐他決定給當地有關部門寫信﹐希望引起有關領導的重視﹐改革不合理的戶籍制度。1991年9月的一天﹐黃慶寫下了四五千字的一封“匿名信”﹐複印數份以後﹐分別寄給省委﹑省政府﹑省人大﹑市委﹑市政府﹑市人大等黨政機關。同時﹐黃慶還把這封信寄給兩家地處官渡區﹑西山區的大型國有企業黨委。他認為這些企業地處郊區﹐同樣會遇到“戶口歧視”的問題﹐希望他們為自己的職工著想﹐也向省市黨政領導反映問題。如果沒有效果﹐就向政府“請願”。沒想到﹐這成為導致他被定為“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的“重大根據”。
在“匿名信”裡﹐黃慶主要表述的觀點是﹐把同樣的城市居民劃分為城區居民和郊區居民﹐並在就業就學等方面加以區別對待﹐公然歧視後者﹐這是一種不公正的歧視性制度﹔在昆明市的城鎮人口中區分“市區居民”和“郊區居民”﹐不適應經濟建設發展的要求﹐有弊端﹐應當改革﹔不應該人為地把人劃分出高低貴賤。
1991年12月5日下午﹐黃慶下班剛進家門就被誘捕。隨後﹐他被昆明市檢察院批准逮捕﹐單位除名﹐分配給他的住房也被收回。
血淚辛酸彫刻“黑人”現代版本
在深圳市蓮花山的一間棚屋裡﹐67歲的深圳人陳木利拿出他的身份證﹐證明自己是正兒八經的深圳人。只不過﹐他已經當了20多年的深圳盲流。陳木利年輕時參加過東江縱隊﹑當過抗美援朝志願軍戰士﹑做過國家幹部﹐本該一帆風順的生活﹐在1968年8月徹底破滅。陳木利正在路上騎車﹐腦袋突然被人罩住。清醒過來後﹐卻進了當地派出所。幾經提審上訴﹐陳木利以“強姦幼女”罪被判15年有期徒刑。管教幹部告訴他﹐“安安心心服刑吧﹐‘四人幫’倒臺﹐你自然就會出去了”。1979年10月﹐老老實實在監獄呆了11年的陳木利帶著釋放證﹑邊防證和路費﹐重新回到寶安縣﹐也就是現在的深圳。
按規定﹐刑滿釋放人員回到原地後﹐拿釋放證到所在公安局重新辦理戶口﹐並回原單位安排工作。陳木利回寶安後﹐先到縣公安局交了釋放證﹐公安局的人讓他明天再來﹐沒想到第二天再去公安局時﹐公安說沒收到他的釋放證﹐一個星期後再去﹐公安對這個勞改犯也沒有什麼好臉色。再加上回來這一個星期的遭遇﹐陳木利放棄了這個重新走向社會的機會。就這樣﹐他一直過著沒有戶口﹑沒有身份的“黑人”生活。對戶口的渴望﹐緣于陳木利新的婚姻的開始。
1993年1月﹐陳木利與客家姑娘小何把兩個人的東西搬到同一間鐵皮屋裡。由於老陳沒有戶口﹐他們連結婚證也辦不了。1994年﹐陳木利的女兒在農場出世了﹐陳木利把兩個人的“盲流”生活﹐導演成了三人。陳木利知道﹐在深圳郊區蓮花山的許多山頭﹐都住著沒有身份的盲流。於是﹐抱著女兒﹐扛著行李﹐夫妻倆在山上的一片荔枝林旁搭起了窩棚。隨著派出所查的次數增多﹐再加上女兒一天天長大﹐沒有身份沒辦法接受教育﹐曾經擱下來的辦戶口的事﹐又重新提起來。
1998年﹐隔了20年重新走進深圳市公安局戶籍科的陳木利得到禮貌的接待﹐經過提點後﹐老陳東拼西湊了1000元錢﹐重新回到韶關第二監獄辦理釋放證﹐拿到釋放證後﹐重新申請辦理戶口。1999年4月﹐當陳木利終於拿到深圳市公安局簽發的長期身份證後﹐當了20年“黑人”的他哭得很傷心。這一天﹐陳木利兩口子花280元買了張上下兩層的木床當是慶賀﹐陳木利只說了一句“睡床真舒服”。
最大壟斷寫就最大的不公
也許兩個普通人的經歷﹐並不能構成對戶口的徹底顛覆。戶口在幾代人腦海浬﹐都留下過抹不去的烙印。在短缺經濟時代﹐戶口意味著生存﹐能帶來食品﹑衣物﹔可以出行﹐能帶來安全﹑尊重與認同。人們尊重戶口﹐實際是尊重戶口背後的勞動用工﹑住房﹑醫療﹑教育﹑就業等種種利益﹑尊重“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這道紅線背後的社會角色分工───對人的壟斷﹐成為一切社會元素的控制中樞﹐無時無刻不在發生作用﹐製造著關於平等﹑機會的不公。如今﹐隨著城鄉經濟的相互包融﹑城鄉人員的大流動﹐現行戶籍制度的弊端日益顯現﹕實行戶口二元管理結構﹐人為分割城市人口和農業人口既不合理也不科學﹔此外﹐戶口遷移限制太死﹐影響了公民的正常合法遷移。去年以來﹐北京﹑安徽﹑新疆以及深圳等地都相繼出臺了戶籍改革方案﹐存封了半個世紀的“城門”﹐正在被打開。
遺憾的是﹐“猶抱琵琶半遮面”的戶口改革﹐依然留下許多“賺錢”的機會﹐製造新的不公。在小城鎮建設中﹐城鄉戶口的差別雖然不像原來的幾千上萬元﹐但各地不一﹐仍有幾百上千的區別﹐雖然三令五申不許亂收費﹐但土政策仍然體現著當地人的優勢﹔教育部門特別是一些名校也借“戶口”大肆斂財﹐提前演繹高級教育的童話故事。
要打破壟斷﹐要看相關制度﹑相關部門是否能配套改革。只有就業﹑教育﹑住房﹑社會保障等各方面真的一視同仁﹐不分地區﹑不分戶口性質﹐才能真正打破城鄉二元經濟格局。
如果各部門仍然按居住地區區別對待﹐“統稱居民戶口”的改革就成了一句笑話﹑一場游戲。不從背後的這些制度逐個改起﹐卻希望通過戶口遷移制度一次﹑幾次改革來解決所有問題﹐是一個無法變成現實的美麗錯誤。
既然開了一條縫﹐就無法再關上﹐不妨把這個“城門”再開大一些﹐甚至拆除這個禁錮了人們半個多世紀的“城牆”﹐讓現實﹑讓認識﹑讓歷史來淡化這條界限﹐徹底消除這條界限﹐給公民帶來多一點平等和自由的空間。
現行戶籍四大弊端
政治﹕大中小城市﹑城市與鄉村等級森嚴﹑相互隔絕﹐不符合工農聯盟的國家體制﹐不符合逐步縮小工農差別﹑城鄉差別的基本方向。更重要的是﹐因為主要採用“政策當家”的行政審批方式﹐實際上為產生腐敗提供了溫床。
經濟﹕這種制度雖然促成並保護了城鄉分隔的二元經濟格局﹐從實質上說﹐卻犧牲了發展速度與效益。既違背了個人意願﹑阻礙了社會進步﹐也在根本上影響了個人的發展與社會的穩定﹑經濟的發展。
社會﹕上世紀90年代以後﹐城市社會治安狀況日益嚴重﹐犯罪案件逐年上昇﹐流動人口犯罪已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心理﹕由於社會利益分配的嚴重不公﹐導致社會心理的失衡﹐以利益為軸心的市民文化形成城市文化的主流﹐城市與鄉村的鴻溝﹐已經遠遠超越地域劃分的界限。
(原載《工人日報》網站“天訊在線”)(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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