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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3月30日訊】進化論的科學性，需要運用科學的方法來證實，這樣才有說服力。但是，由于進化論的支持者們急于證實自己的理論，在使用科學方法時，只求結果符合預期設想，而往往忽略了這些科學方法使用時的界定范圍，這實際上是不科學的。更有甚者，為了達到目的，有意選用能推出預想結果的方法，這种做法就更不科學了。
不當選用的科學方法
1、用C14進行斷代
19世紀80年代，在意大利的Castenedolo，地質學家G. Ragazzoni在三、四百万年前的上新世岩層中發現了几個現代人的骨化石。對此，評論家們典型的論調就是：這些骨頭一定是現代人出喪時埋在了上新世的岩層帶。Ragazzoni也曾特別考慮過這种可能性，因此，他仔細檢查了這些層層疊在一起的地層。他發現，這些層之間層次分明，未被動過，也絲毫沒有埋葬的跡象。
現代科學家們使用放射性元素及化學方法，對Castenedolo骨骼以及其它年代异常的骨骼進行斷代實驗，結果給它們都安上了一個近期的年齡。但是，這些實驗是不可靠的。對于已在博物館里擺放了多年的骨骼，如Castenedolo骨骼，C14實驗的測定結果尤其不可靠。因為在博物館里，骨骼暴露在空气污染物中，往往會造成C14實驗的骨骼鑒定結果异常年輕。所以，鑒定時首先需要用嚴格的純化技術除去這些污染。而1969年，科學家在給Castenedolo骨骼進行C14鑒定時，并沒有使用這种技術，最終的鑒定結論是：年齡不超過一千年。
盡管對Castenedolo 骨骼的C14斷代結果是令人怀疑的，它仍然被當作了相關的證据。實際上，在這個例子中，地層學證据顯然更具決斷權，但是，地質學家Ragazzoni的原始地層觀察報告并未被提及。
在理論界，反對上新世存在人類的現象并不是什么新鮮事。1884年，在談到Castenedolo發現和其他類似古代遺物時，意大利科學家G. Sergi寫道：「由于某种專制的科學偏見，不管你稱之為什么，每一個有關人類在上新世存在的發現都無法獲得認同。」
2、鉀－氬法斷代
讓我們再看看由G. H. R. von Koenigswald和其他研究者寫的有關發現爪哇直立人的情況。几乎所有的爪哇直立人都是在表層發現的，人們不知道它們的真實年齡。然而，科學家們采用鉀－氬方法，認為它們屬于更新世的中期或早期。這种鉀－氬方法通常被用于測定火山岩的年齡，而不是用來測定骨骼年齡。由于爪哇直立人的化石是在表層獲得的，并不是在火山岩層的下面，所以，用這种方法來推斷爪哇人化石的年齡是不合适的。
3、主觀的形態學方法：根据擬定的進化順序來确定年代
在中國，除了著名的北京人以外，還發現了許多類人類。据中國的研究者說，這其中包括更新紀靈長動物、不同階段的直立人、類尼安德特人、早期現代人以及具有現代解剖結构的智人。我們注意到：為了确定這些類人類遺跡的年代，科學家們習慣性的使用了形態學方法（所謂形態學是生物學一個分支，以有机體的形式和結构為研究對象，而不考慮其功能）。
舉例說明一下：在中國南方的Tongzi，現代人的化石是和哺乳類動物化石同時被發現的。這些動物群暗示著一個中上期更新世的脈絡，但是考古學證据顯示，這些現代人化石屬于早更新世。這時，研究者就運用形態學的邏輯，确定這些人類化石屬于早更新世。但是，實際上中期更新世的結論更為合适。因為，對Tongzi動物群遺址的檢查顯示：那些哺乳動物是在更新世中期結束時滅絕的。
這种用形態學确定年代的方法，實質上打亂了類人類的化石記錄。實際上，科學家們是在根据一個有利的進化體系來安排類人類的化石記錄的，盡管附加的動物群化石證据無法體現這种安排。仔細看看中國類人類真實的年代排列，就會發現，各個時期的直立人以及各种早期現代人（包括類尼安德特人）是和具有現代解剖結构的人實際上是共存于中期更新世的，也就是周口店直立人活動的時期。
我們已經清楚的看到，形態學方法在這里的運用是不合适的，實際上體現出很強的主觀傾向。
4.建立在錯誤統計結果上的結論
1983年，吳汝康和林圣龍（音譯）在科學美國人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說：在直立人占据周口店山洞的23万年中，其大腦尺寸在逐步的隨著演化而增長。但實際上，他們得出的結論，是建立在對頭蓋骨測量的錯誤的統計結果上的。（《考古學禁區》一書對此做了詳細的說明）。
5.蠻橫的巴尼斯理論
20世紀早期，英國皇家人類學院院士、（兼）東英格蘭史前學會主席莫爾（J. Reid Moir），在英格蘭紅峭壁地帶，發現了一些原石器以及更先進的石器，這些工具已有200万年－250万年的歷史了。一還有部分莫爾工具是在紅峭壁下面的砂礫層中發現的，這些工具的年齡在250万年－5500万年之間。1923年，一個國際科學家小組去了英格蘭，對莫爾的主要發現進行了調查，隨后宣布這些發現是真實可信的。
但是，1939年，巴尼斯（A. S. Barnes）發表了一份有影響的報告，他提出了一种分析原石器的方法：通過觀察刃片的角度，來辨別這些原石器是人造的，還是自然力量造就的。用這一方法，他把自己研究所涉及的所有原石器（包括莫爾的）都歸為自然力量的產物。從那時起，科學家們就開始運用巴尼斯的理論，來否定其它一些關于人造石制工具的發現。
值得注意的是，從非洲發現的石器，如那些從Olduvai大峽谷較低層發現的石器，看上去与那些被拋棄的歐洲原石器一樣，卻得到了科學界普遍的接受。這大概是因為這些發現符合、甚至有力的支持了傳統的關于人類進化的時空模式。
近年來，巴尼斯的理論及其蠻橫的應用遭到許多石制工具權威的質疑，如George F.Carter, Leland W. Patterson以及A. L. Bryan等。的确，一個相當主觀的方法被當作科學方法來否定另類證据，恐怕有病急亂投醫之嫌。
進化論的「科學性」到此已經一覽無余了，我們看到他的許多衛士們，為求證据，几乎不擇手段。實際上，進化論的許多證据就是在這种「科學精神」下獲得的。
（明慧网 2001年1月24日 發稿時間：2001年1月31日
http://minghui.ca/mh/articles/2001/1/31/71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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