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epochtimes.com)
【新生9月24日訊】鄧的南巡和江朱推進的市場化改革，受益者越來越集中到中心城市和極少數權貴及其精英，與表面的繁華和穩定、發財致富的嘹亮吶喊和中產情調的幸福低吟相平行的是：深重的人權災難，觸目的社會不公，高漲的民間不滿，惡化的社會治安，荒漠化的人文精神，邊緣地區愈發落後，不斷擴大的弱勢群體日益受損，黑社會性質的犯罪組織迅速膨脹，官商匪基於利益的相互勾結已經超出了尋租式腐敗，而演化為走私、販毒、黃賭、搶劫、詐騙、綁架等黑社會犯罪。但是，這一切絲毫沒有動搖政權的穩定、大城市的外在繁榮和權貴們的富貴攀比。壟斷的政治權力和畸形市場化的結合，正在造就著那種最壞的機會主義盛行的資本主義，正所謂：沒落的帝制傳統、腐朽的資本主義和垂死的一黨獨裁相結合，演化為現行的後極權時代的灰色統治方式。
後極權時代的獨裁統治，不同於極權時代的黑白分明，而是一種瀰漫的匿名的暗中膨脹的威懾性統治，威懾的資本不僅是慣用的政治恐怖，更多地採取模糊規則下的實實在在的利益要挾。古代帝制和毛澤東極權時代的義利之辯，甚至極端到“存天理滅人慾”、“以義滅利”的程度。而現在，作為發號施令的政權和執行操控命令的官員個人以及被操控的平民個人，三者的行為方式皆建立在既得利益對人性良知和社會規則的踐踏之上，且完全是機會主義的和不負責任的。
首先，是政府行為在普世道義和法治約束之外運行，政府對人權的任何外力踐踏，可以用“鎮壓是為了穩定和發展”的國家利益加以辯護；高層決策的朝三暮四、翻雲覆雨，可以用“摸石頭過河”或“與時俱進” 加以掩飾；普遍的權貴腐敗、懸殊的貧富分化和極端的社會不公，可以用“改革代價論”加以合理化。其次，是人性在個人的責任和良知之外生存，人的交易行為在社會正式規則之外進行，個人的雙重人格及其對尊嚴的自戕自賤，可以用經濟上的功利倫理加以合理化──“理性人追求以最小成本換取個人利益最大化”，也就是俗話所言：個人為了飯碗，為了利益最大化就可以不擇手段。再次，官員們的負責任和不負責任，也都能用機會主義的飯碗倫理來加以解釋：他們執行上級指令，不是出於從政信念和職業道德，而是基於飯碗以及更大的利益；他們對上級指令做“上有政策而下有對策”的變相抵抗，也是基於地方利益、小集團利益，而這些利益最終要量化到各級權貴家族及其個人。所以，現在的官員都不願意在禁令上籤下個人的名字，正如任何個人寧願主動自我約束而不願向組織寫下個人保證一樣。當壟斷權力的全面操控無法通過政治鎮壓實現之時，就通過經濟利益的收買或要挾來實現。利益的收買和要挾已經代替政治鎮壓而成為日常性操控的常態，絕大多數人都會馴順於收買或要挾，政治鎮壓只對極少數無法收買者和無所要挾者，足矣！於是，整個官僚階層把公共權力作為牟利私具，整個社會完全受制於利益至上，其運轉大都遵循人治潛規則，操控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所有細節，並變成了非個人化的操控過程。
除了利益的自發引導之外（無論這利益是正當的合法的還是完全相反），任何人和任何力量也不能引導它，但它卻通行無阻地左右著每一個人。它變成了一頭無名或匿名的怪獸，將一切人吞噬，彈性模糊的威權面目與黑白分明的極權暴政相比，還常常散發著一種令人感慨的柔軟或溫和。這是一種只受利益驅動的膨脹了的官僚主義權力，是匿名性的全面統治和技術操控。似乎沒有人能夠真正擁有這種權力，而它卻無所不在地佔有了每個人的靈魂。
極權時代的統治手段非常單一，整體性國家通過組織和單位與高強度的運動化意識形態化來進行操控。而後極權時代的獨裁統治越來越日常化技術化利益化，它適應著利益急遽分化的現實，非常靈活地應對來自國內外的嚴峻挑戰，自發地產生出無數種偽裝、手段和變種，而且運用得越來越純熟：在國內，它是高調宣傳也是低調勸說，它是樹典型的大會表彰儀式也是普及化的問寒問暖，它是硬性主旋律也是軟性大眾文化，它是跟蹤竊聽監獄也是利益要挾，它是技術手段也是市場滲透，它是惡法陋規也是灰色空間，它是消費娛樂也是利誘哄騙，它是間歇性運動也是日常性灌輸，它是公開的批判也是秘密整肅，它是暴力鎮壓也是道德感化；在國際上，它是對外開放也是信息封鎖，它是加入經濟全球化也是防止和平演變，它是人權對話也是利誘國際大資本，它是親美親西方也是行賄無賴邪惡小國，它是高調抗議更是低調周旋，它是韜光養晦決不當頭也是大國外交世界領袖，……
總之，它從不留任何餘地的剛性極權的失敗中汲取的最大教訓，也是最得意的統治策略，就是用機會主義的靈活態度應對一切危機。它知道：對於個人自利意識覺醒後的中國，除了利益之外，其他的一切都是假的。所以，六四後，它首先下大氣力進行利益收買的對象，是對政權穩定起著關鍵作用的中心城市和各界精英。盡管它也要求被統治者的效忠，但遠比烏托邦式的極權主義實用，它知道已經無法獲得人們真心的擁護和讚美，索性就把效忠的標準降低，降低到人性良知之下，只要求人們的犬儒態度：違心地擁護它讚美它。這就等於鼓勵縱容人性之惡──向自己的良心說謊。它在整肅不馴服的反抗時也會留有餘地，特別是在鎮壓民間精英的反抗時，盡量避免製造具有道義感召力和國際知名度的民間英雄，學會了通過逼迫著名異己分子流亡而達到一箭雙雕的作用：既放其一條生路，以討好國際主流社會；又清除了直接的政治對手，在國內民眾中貶損了異己人士的道義形象，從而削弱了民間反對力量──在民眾中的凝聚力和動員力。除非遭遇非常時刻（如八九運動），或由於過度的權力恐懼（法輪功），它已經越來越少地採取公開化的運動方式，而更多地使用隱蔽的曲折的甚至難以察覺的整肅方式，它盡量把民間挑戰悄無聲息地各個擊破地扼殺在搖籃中，盡量通過封鎖信息的方式來縮小鎮壓的影響範圍，魏京生在國際上很有名，但在大陸卻很少有人知道他。
對於既得利益階層（官員和商人），它既保護縱容又防範控制，政權有意維持一種模糊而彈性的灰色秩序，既標榜依法治國又奉行實際上的人治，既鼓勵權貴們精英們發財致富，又使所有既得利益者的資本積累都帶上深重的原罪：每個官員都進行尋租，每個生意人都行賄和偷漏稅，讓富人們的每一分錢都掙得不幹不淨。於是，獨裁者手中就握有了隨時可以追究任何人的把柄，昨天一起泡妞時還稱兄道弟，今天就可能出示拘留證；上午還是擁有億萬私產的模範企業家，還與某位戴紅花的高官一起出席剪裁儀式，下午可能就是一無所有的經濟罪犯，受到全社會的唾棄；去年還是人人羨慕的明星，今年就可能成為舉國矚目的囚犯；前一刻還在台上作學習“三個代表”的動員報告，後一刻就可能被紀委雙規……在非法斂財已經普遍化的現實面前，中共政權不斷地制定越來越多的法規，不斷強調反腐敗和依法治國，但又不斷地放縱有法不依執法不嚴執法犯法的行為，因為它不喜歡黑白分明和權限清楚，而熱衷於法律的模糊和執法的任意。從統治高層的角度講，這是激烈權爭中要挾所有權貴們的最好利器，可以要挾官員們富人們對自己形成個人效忠，起碼不敢對權力發出哪怕是溫和的挑戰；從具體執法官員的角度講，利益驅動使他們最喜歡這種灰色，因為這能夠為他們的非法斂財提供絕好的討價還價空間。同樣的操控策略，也適用於已經下海的昔日異己分子，既給生路又手握把柄，有效地杜絕了這些人重返民間反對派的可能。
這種利益操控，不但對國內有效，而且對外國的政府和大資本也非常奏效。利益要挾讓西方的政客和資本家自覺服從中共的要求。西方的某些政客在台灣、西藏、法輪功、海外民運等問題上，常常在中共的開價面前放棄原則，甚至一些民主國家也會按照獨裁者的要求，做出有辱於自由信念和民主制度的蠢事。某些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也往往在敏感問題上拒絕直接批評中共政權，他們害怕無法自由地出入中國。國際大資本更無法抗拒中共的利誘，先是由港台富豪們在大陸示範，之後是西方大資本家的接踵而至，為了爭奪中國的大市場，為了在中國市場上的贏利，他們對本國政府施加壓力，讓人權外交的實施屢屢受阻或被扭曲，歐洲的空中客車和美國的波音之間的爭奪最為典型。有些大資本家甚至為中共鎮壓行為辯護，如國際媒體巨頭之一的默多克；也有大公司遵守中共制定的明顯踐踏人權的野蠻規定，如美國著名網絡公司yahoo象中國的新浪等公司一樣，在中共有關部門提出的“網絡自律協議”上籤名，自覺限制信息流通和網絡發言的自由，等於在幫助中共剝奪民眾的知情權和發言權。
這樣的後極權操控，手握可以轉化為巨大利益的壟斷權力及主要社會資源，利益就能夠代替意識形態和專政暴力而變成了操控利器，而且運用得愈發明目張膽。現在大陸人的牟利衝動，既不受制於外在法律也不受制於內在良知，具有一種任何人也無法控制的必然趨勢，裹挾著全社會在脫離基本道義常識尺度的漫無邊際中東奔西撞，它不僅脫離了公認的人權標準和理性尺度，脫離人性天然生成的的正義感、同情心和良知，而自行其是；它甚至脫離執政黨的權力意志、組織紀律和正規法律：江澤民或朱□基的聲嚴色厲的命令或指示，中共中央、國務院、人大以及各部委發出的紅頭文件和緊急通知，全國性的運動式嚴打、清查、整頓，日益增加的懲罰性立法……都無法左右它的自行其是。
換言之，當權力操控變成匿名化非個人化之時，它就是一架自動機器，無數技術官僚被配置在這架機器之內，以專業手段、最新技術、實用主義說辭和機會主義靈活支撐著它的運轉，那些執行操控任務的官員，甚至也會在被操控者面前表現出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顯得很有些“無辜”──機器一旦轉動起來，我們作為工具性的齒輪和螺絲釘，也就只能隨著轉動，否則就會粉身碎骨。
然而，這一切手段皆是獨裁者維持最後統治的權宜之計，根本無法長久地支撐這座已經出現無數裂痕的獨裁大廈，實用靈活的操控方式，由於其徹底的機會主義性質，恰恰表征著獨裁政治的末日景觀──制度本身的漏洞百出，統治的合法性及其效力的迅速流失──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基於惟利是圖的權宜性合作。
2002年8月10日於北京家中
（《開放》2002年9月號）
(http://www.dajiyuan.com)
相關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