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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9月28日訊】很多人一直以爲中國是世界上少數幾個最穩定的國家之一。與西方大部份國家四年一次的政府換屆相比，伊拉克、前蘇聯、古巴、北朝鮮和中國，其政府最高首腦都是在比賽誰能在高位上堅持的時間最長。而這些國家的整個社會結構也帶有濃厚的強人政治色彩，所以相對於政府頻繁換屆的西方民主國家來說，不能說是不穩定。
中國又是近年來在經濟發展方面最令人矚目的國家之一，所取得的成就遠非另外幾個“穩定”的小國家所能比擬。本來以爲這種繁榮加穩定可以一直延續到共産主義了。可讀了王紹光、胡鞍鋼、丁元竹三位學者發表在《戰略與管理》二○○二年第三期上的《經濟繁榮背後的社會不穩定》(以下簡稱《不穩定》)後，才知道原來在宣傳部和統計局所製造出來的“繁榮”和穩定的背後，還有這麽多不好意思讓人知道的事情。
一、再看不穩定因素
但讀了這篇文章後，最讓人佩服的是三位作者的膽量而不是其立論和分析。因爲根據中宣部的精神，目前中國理論界要做的事就是“唱響共產黨好、社會主義好、改革開放好的主旋律，爲十六大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人民日報》2002年9月3日)。所以這篇文章本身就是一個不穩定因素。文章認爲，中國社會當前存在的四個不穩定因素是：下崗失業、農民收入、腐敗嚴重和分配不公等問題。文章最後分析認爲，社會分配不公平是不穩定的終極根源。
1、社會分配不公問題
實際上，社會分配不公平是在古今中外如何一個社會都存在的現象，並非當前的中國社會所獨有，恐怕只有夢中的共産主義社會除外。單從中國歷史上看，就出現過“貞觀”、“文景”、“康熙”等幾個太平盛世，不能說當時的社會不穩定。但出現這些太平盛世的時候，從社會分配上看卻並不公平。因爲當時還是帝王統治，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就是現在所說的奴隸制度，根本談不上公平二字。但無論現在的學者們把它劃分爲奴隸制還是封建制，我們都不得不承認，這的確是中國歷史上老百姓少有的幾個好年景。
在西方各民主國家中，英國、日本等國仍然有王室存在，也就是說，至少從表面上看來，其社會的分配原則並沒有中國的社會主義“多勞多得”來的公平。美國社會的分配差異之懸殊也是盡人皆知。根據中國國務院發表的《2001年美國人權紀錄》白皮書上的說法，“1％最富有的美國人擁有全國財産的40％，而80％的美國人只佔有全國財富的16％。在華盛頓特區，占人口五分之一的最富裕的家庭平均擁有的財富較之占人口五分之一最貧窮家庭，已經從18倍上升到了24倍。”
如果用比爾蓋茨和美國大城市街頭的無家可歸者相比，也許是個極端的例子。就工薪階層來說，律師、醫生、華爾街的分析師的平均年收入可能是辦公室文秘的幾十倍甚至上百倍。就是如此的分配不公，當前的美國社會也沒有出現什麽大的社會動蕩，而一直是世界上爲數不多的幾個強國之一。
爲什麽在當今的中國社會一出現分配不公，就會導致社會不穩定，而在美國就不會，在古代的中國也不會呢？這要從中美兩國的政府權力的合法性和國家政權的運作方式談起。美國的政府權力來自于選民，即：政府的總體架構由非常穩定的憲法所定規，同時也受到憲法的保護。也就是說，其國家政府是一直存在而不會改變的，一直在更換的是政府各部門的官員。人們根據自己的判斷來選擇總統、州長、市長和國會議員等行政職務。即便是覺得選擇失誤，四年之後也有改正其錯誤的機會。
至於社會的分配比例問題，根本就不是政府的職權範圍，而是根據市場的需求自行調節。所以即便是比爾蓋茨的收入是一般工薪階層的千百倍，人們也不會因此而“採用非正常的手段”來表達他們的不滿。從而導致社會的不穩定，以至於對現政權的合法性提出挑戰。
然而，中國的現政權是通過戰爭從“槍幹子裏面”打出來的，基本上跟古代的農民起義得勝後，誰打江山誰坐江山的邏輯沒有差別。由此就決定了其政府的權力缺乏現代公民社會的選民基礎，也就是缺乏合法性。另外，政府的施政決策都一直沿用蘇聯模式的計劃經濟的那一套。雖然現階段在經濟上逐步向市場化轉型，但政府的權力仍然是至高無上，參與到各種事務的決策之中，這樣一來，就很自然地要承擔決策失誤的責任。
比如，中國的三峽建壩中所出現的移民、環境和生態等問題，老百姓就會很自然地將責任歸咎於政府，因爲三峽建壩是基於政府的決策。萬一大壩倒了，政府將承擔無窮無盡的責任。但是，如果說美國的胡佛大壩倒了，老百姓就不會歸咎於政府，而只會認爲是工程技術方面的問題。
2、下崗失業問題
《不穩定》一文中所列舉的另一個不穩定因素是失業。作者認爲大批的下崗失業者由於對社會分配的現狀不滿意，就可能通過非正常的渠道而造成社會的不穩定，從而對政府的權力造成威脅。該文章的作者們所觀察到的現象並不誇張，過去一年多來在中國東北的遼陽、大慶等地就發生了數次下崗工人向政府要工作的工潮，也就是說，工人們把造成他們失業下崗的原因歸咎於政府的政策失誤。
其實對中國來說，下崗失業是近十幾年才出現的新名詞，而這種現象在西方社會已經存在了相當長的時間。可以說隨著工業革命和機械化大生産的出現，失業就隨之而産生了。除了失業，西方大部分的發達國家都曾出現過經濟危機和大蕭條。美國最偉大的總統之一羅斯富任職期間所出現的經濟大蕭條，並沒有對美國的民主政體産生威脅，也並不影響羅斯富成爲美國歷史上唯一的任職三屆的總統。如果《不穩定》的作者們有機會到華盛頓的羅斯富紀念館參觀的話，就不但可以看到這位美國任期最長的總統的“豐功偉績”，還可以看到在他任職期間，排隊領救濟的面色憂愁的人群雕塑。
同樣根據中國國務院的《2001年美國人權紀錄》白皮書，“美國有10％的家庭，即有1900萬成年人和1200萬兒童沒有食物保障”，“美國靠救濟生活的總人數達到402萬人，創19年來新高”，“有75萬美國人處於經常性的無家可歸狀態，多達200萬的美國人有過無家可歸的經歷。這些無家可歸者夜宿在街頭、車廂、避難所和公園露營地等不安全的地方。”
一般來說，人在指責別人的時候，都是挑選其不如自己的方面。由此可以看出美國在下崗失業、分配不公和貧富懸殊方面都比中國要差，所以按照《不穩定》作者們的邏輯，美國社會應該比中國更加不穩定，其政府的權力及合法性也應該受到更嚴重的挑戰和質疑。但是從美國總統到國會的各級政要似乎都沒有看出來這麽嚴重的威脅，而只是忙於下一任期的競選拉票，從來就沒考慮過他們所服務的政府之合法性的問題。
3、體制性的腐敗
《不穩定》一文中的另一個不穩定因素是腐敗問題。在美國和西方各國都存在類似問題，比如政府官員接受賄賂、大公司的做假帳、華爾街的內部交易等等。但這些問題只作爲個案出現，也作爲個案處理，並沒有對其社會結構和政權的合法性造成威脅。但中國的腐敗問題就不能用個案來形容而是由其權力體制所造成。中國現行的權力結構和政治體系導致了目前這種大面積的、防不勝防的官員腐敗現象。所以《不穩定》一文認爲，這種腐敗現象和失業、分配不公等問題加在一起，就可能導致“無法控制和系統崩潰”，即現政府(如蘇聯、東歐各國)的突然垮臺。
二、不穩定的必然性
爲什麽同樣的事情發生在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就是經濟或技術層面的問題個案，而在中國就變成了“不穩定因素”而可能威脅到現政權呢？這是因爲西方的民主政體本來就是一個穩定結構，類似於金字塔式的三角形，其重心在下面。所謂重心在下是指其國民通過投票方式，按照自己的意願選擇政府官員，而不是政府結構。而政府對社會的經濟活動並不參加決策，充其量只是對稅收和利率進行調整。政府既不制定每一個五年計劃，也不決定修不修水壩；既不宣佈哪一年實現現代化，也不規定國民生產總值翻幾翻；既不規定每年的GDP增長指標(如要達到8%等)，也不指示國企的下崗人數。所以當人們由於經濟周期的原因而失業時，就不會去指責和歸咎於政府，甚至向政府要工作。
當今的中國社會從其建立政權的理念(共産主義理論)，取得(戰爭和暴力革命)和維持(無產階級專政)政權的方式，都決定了其政權的先天不穩定性。也就是說象一個重心在上的倒金字塔式的三角形。而這種倒置的三角形其本身是不能穩定的，要維持其不傾倒就需要許多外力的支撐，而一旦失去了這些外在的支撐，或者這些支撐變的不穩定，其整個政府權力體系就會變的不穩定以至於傾倒。
1、建政理念的不可操作性
先看看中國現政權的建政理念，即共産主義理論。共産主義理論本來只是諸多政經學科中的一個派別，有其理論研究的價值，如果要拿到現實的人類社會中去，沖其量也只有試驗價值。搞科學研究的人都知道，當某個研究專案還沒有試驗成功之前，是不能拿到工廠去生産，也就更不能拿到市場上去出售了。然而，在實際生活中也有這種把試驗室裏的東西，拿到市場上去銷售的情況，而一旦被消費者認爲是一個不成功的産品，就應該立即收回並銷毀其成品，讓其返回實驗室繼續理論層面的研究。
共産主義理論就是在沒有被實踐證明成功的情況下，被少數人用暴力推向人類社會的。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發展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絕大多數當初信仰共産主義的國家都已經無法繼續維持下去而分崩離隙或改弦易輒，重新回來老老實實地實踐資本主義。所以共産主義理論從世界範圍上來看是失敗的，並且給人類社會造成了無數惡果。既然本來就是一個不成功的理論，而在實踐中又被證明了失敗，那麽現在仍然信仰這種理論的國家，就應該儘快放棄，去尋找有成功先例的、成熟的社會形態。這才是尊重科學和對絕大多數老百姓負責任的態度。
2、政權的合法性
再來看看中國現政權建政和維持的方式。衆所周知，中國的現政權是在五十多年前通過暴力而不是選舉的方式取得的。爲了爭取中國老百姓的最廣泛的支援以協助其武力奪取政權，這些奪取者們把當時仍然是新潮的共産主義理論描繪得象天堂一般(按需分配等等)，並且借助戰亂(抗日戰爭)和民衆對當時的國民政府的不滿情緒，成功地取而代之。爲了在輿論、道德和合法性方面做準備，這些奪取者們利用源自西方的民主、自由、普選、憲政、新聞和言論自由等民主理念，在輿論上對當時的政權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批判，並且每次都切中要害地對其合法性進行挑戰，同時也爲當時剛剛脫離了帝王統治的中國老百姓們做出了數不清的承諾(參見《歷史的先聲》，笑蜀編) 。
在取得政權以後，由於根本無法兌現對民衆所做出的承諾，或者是本來就沒有想過去兌現，西方的民主、自由、普選等等從此不再提起，代之而來的是殘酷的無產階級專政。在這期間，每每有來自民衆的反抗、質疑或不同的聲音，當政者們都要大肆強調安定團結、反對動亂，也就是現在所說的穩定壓倒一切，安定祥和奔小康等等。
從1949年起到現在，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各種莫名其妙的政治運動和官方宣傳，都無一例外地要強調形勢大好。如人民公社好、超英趕美、大躍進萬歲、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到處鶯歌燕舞，以及現在的經濟高速增長、中國歷史上的最好時期、竭盡全力舉辦奧運會、全國各族人民歡欣鼓舞迎接十六大(《人民日報》專用語)等等。這一切都構成了對中國社會的不穩定三角形結構的外在支撐，而一旦失去了這些支撐，這個倒置的三角形就會因其本身的先天不穩定而傾倒。
美國和西方民主國家的情況則完全不同。沒有政府干預的資本主義自由經濟，是人類社會發展和科技進步到了一定程度後所自然出現的社會形態。其政權的合法性來自于憲政基礎，取得行政權力靠的是選票(ballot)而不是子彈(bullet)，所以其行政權力的維持也不需要依靠太多的外在因素和經濟形勢。所以無論是經濟高速增長或者是出現經濟蕭條，其執政的合法地位均不會因此而得以加強或受到挑戰。當然，任何一屆政府都想把經濟搞好，以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在其執政的第一任期內，這麽做在很大程度上是爲了取得連任，而在第二屆就是爲了“留芳百世”和讓其本黨的下屆候選人可以借助其影響而順利當選。
三、社會晚期的不穩定
任何社會形態，都是一種類似生命的經歷，有其出生、成長、衰老和死亡的過程。當一種社會形態被自然淘汰之後，必然有新的社會取而代之。共産主義理論以及由此而産生的社會主義體制，是類似生命過程中所不應該出現的一種怪胎。也就是說，從它出生的那一天起，就決定了其病態的社會結構和無法長期延續的命運。所以，當世界範圍的國際共産主義運動進入晚年期而漸漸顯露老人斑(即各種不穩定因素)的時候，最理智和對老百姓有利的態度就是讓其自然消亡(或壽終正寢)，這無疑也是歷史發展的正常規律。對共産主義這個瀕臨死亡的老人想方設法地進行社會層面的搶救和理論層面的挽救，都是勞民傷財和得不償失的事情。
絕大多數的中國老百姓都願意看到一個繁榮、穩定、民主、自由的社會形態，最終在多災多難的中國大地上出現。老百姓也已經感覺到了三位學者所提出的種種不穩定因素。如果這種社會的不穩定，最終會導致中國的社會向民主化的方向發展，或者是導致公民採取“非正常手段”，迫使現行政府開放黨禁、報禁，實行全民普選，從而能夠而轉向世界主流社會形態的話，那麽，這種社會的不穩定對中國的大衆來說應該是件好事。《不穩定》一文的三位學者，竭力想要用道德、行政和經濟的方法來消除這些不穩定因素，這對中國的前途來說就不僅僅是“小罵大幫忙”，而是在幫倒忙。 (9/27/2002 9:55)
——原載《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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