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0年05月29日訊】（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米海‧馬科維［Mihai Macovei］博士撰文／周美玉編譯）自3月中旬以來，法國人民一直在嚴格的封鎖下生活。 其封鎖程度是歐洲最嚴格的幾個國家之一。禁止大型聚會，關閉學校、酒吧、餐館和所有商店（雜貨店除外）。民眾只有在「必要的」外出情況下才可以離開家門，而且大多數企業和工廠都已關閉。執法部門對封鎖令的執行也十分嚴厲：僅在封鎖開始的第一個月，警察就進行了1,350萬次巡查，並開出80多萬美元的罰款。
4月13日，馬克龍（Macron）總統宣布將封鎖期限延長30天，然後在嚴格保持社交距離的前提下，緩慢地恢復社會活動。馬克龍總統似乎覺得採取這些措施對於目前經濟暴跌的狀況來講還不夠糟，[1]竟然還雪上加霜地發表了對於新冠狀病毒（中共病毒）劫後的展望，他所謂的展望真的令人難以置信。在這個劫後的新世界中，法國將在意識形態上進行自我改造，同時重新取得其農業、工業、衛生和科技部門的獨立自主性。為了實現此計劃，馬克龍總統接受了迅速崛起的民粹主義政黨的提議：反全球化和保護主義。這些看起來似乎是精明的政治策略，實際上是孤注一擲的嘗試，不惜一切代價想挽救法國效率低下的社會福利制度。
長達數十年的經濟衰退
在政府大規模的干預下，法國經濟無法在歐元區或在全世界保持競爭優勢。過去二十年中，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年平均增長率已降至1%以下，落後於美國、德國和歐元區（圖1）。上世紀70年代與80年代的國內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率分別是3%和2%，相比之下，目前的年平均增長率是顯著下降。同樣的，由於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的速度急速減緩，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在2018年下降到約0.5%，低於德國和美國的增長率（2019年經合組織-OECD的報告）（圖2）。
即便大量的收入再分配緩解了嚴重的市場不平等現象，然而在過去的二十年中，相較於歐元區的平均生活水平，法國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卻是趨緩（2019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報告）。法國的平均工資遠遠落後於美國和德國（圖3），不過平均工資的增長率卻高於勞動生產率（圖4）。若不是日益增加的公共債務和私人債務在支撐著，按照法國這種經濟增長表現低迷的情況，工資和收入的增長可能已經變得更緩慢。自1995年以來，法國的總債務增加了國內生產總值的150%，2018年達到了歷史高位，約為國內生產總值的365%。三分之二的債務增漲量源於私營企業，現在這些企業的債務比美國和德國的同類企業要多得多。
對外競爭力下降
外銷市場占有率大量流失，去工業化和企業外移是法國經濟走入困境的另一個跡象。由於中國和其它新興市場的崛起，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許多發達國家失去了全球市場占有率。但是法國外銷市場占有率下降的速度比許多對等國家（尤其是德國）要快得多（圖5）。大量的企業外移和外國直接投資外存量（outward FDI，即本國資本流出）的增長（外國直接投資外存量-FDI，圖6）阻礙了法國的資本積累和勞動生產率提高。
各個公司和公共事業部門只能不斷地增加負債以支付員工高於生產率的工資。由於歐元區創紀錄的低利率，法國的債務積累看來還可以維持一段時間，但這種債務數額攀升的情況不可能無限期地持續下去。法國在使用歐元之前，曾經藉由增加貨幣供給調整對德國的相對價格，使法國法郎相對德國馬克貶值，從而降低其國民工資和收入在國際上的購買力。但是在更具競爭力的歐元區國家的支撐下，歐元相對堅挺，這種修正機制（correction mechanism）就不再起作用。因此法國開始出現經常帳赤字（current account deficit，即貿易逆差），同時其外債從2004年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00%激增至2018年的180%。
臃腫的福利國家和沉重的稅收負擔
法國的公共支出持續不斷增加，從20世紀初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0%到2019年的57%。這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中是最高的（圖7）。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法國是一個龐大的福利國家，將近24%的國內生產總值用於社會福利支出計劃（比對等國家多20%[2]），因為它必須支付非常豐厚的養老金、失業救濟金、租金補貼，以及家庭和兒童津貼。8%的國內生產總值花在運作一個幾乎全民享有醫療保障的醫療衛生系統上（比對等國家多15%）；將近6%的國內生產總值花費在教育上，同樣高於對等國家，但其結果卻不那麼理想。此外還有5%的國內生產總值用於支持絕大多數的國有企業（SOEs）年度預算，比對等國家高1.5個百分點。
儘管法國是高稅收國家，但政府的稅收依然不足以支付其龐大的公共支出。自1974年以來，其財政預算一直處於赤字狀態，公共債務增加了5倍，從1980年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0%增加到2019年的100%（圖8）。企業和勞工的稅收負擔仍然很重。法國的法定公司所得稅稅率約為35%，這在經合組織（國家）中是最高的。政府從雇主那裡收取的社會繳款（Social contributions）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2%（2019年經合組織的報告），是歐盟國家中最高的。這加速了資本外流和失業，同時加劇了經濟增長乏力和債務積累之間的惡性循環。
過度監管
政府對經濟的大力干預不僅限於大型公共部門，這些部門的支出占GDP一半以上。政府頒布的無數規章制度阻礙了自由創業和就業的積極性。根據法國在《2019年全球競爭力指數》中的排名，扭曲性的稅收和補貼以及服務業市場准入門檻過高，使得國內競爭力受到限制。相對較高的非關稅壁壘（nontariff barriers）使其對外競爭力降低。最重要的是，高昂的裁員成本、強大的工會組織以及過高的薪資底限（minimum wage）扭曲了薪資與生產力的正常比率，故而勞動力市場僵化的形勢變得非常嚴峻。令人生疑的是，在勞工稅收方面，法國竟然「獲得」了在141個國家中排名最後的榮譽。毫無意外的，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法國的失業率居高不下，一直保持在8%以上，而美國和德國的失業率卻降至4%以下。
結論
馬克龍總統面臨的困境是可以理解的。幾十年來，法國經濟一直處於緩慢增長和債務迅速累積的惡性循環之中。慷慨的社會福利制度在全球化的經濟中更不可能長久。要重啟經濟增長，法國必須進行徹底的自由市場改革。迄今為止，法國社會對改革的抵制一直牢不可破，[3]馬克龍似乎準備利用新冠狀病毒（中共病毒）疫情危機來保護法國僵化的社會福利制度免遭國際競爭的影響。同時他還在歐元區呼籲實現債務共同化（debt mutualisation），重新吹起法國的債務泡沫。但是這種新的政治和經濟策略很可能會失敗。
首先，法國的計劃與歐盟目前的架構不符。歐盟的單一市場經濟建立在整個歐盟共同體內企業自由競爭、限制政府補助以及一個共同的對外貿易政策的基礎上。法國需要說服其它歐盟成員國轉向保護主義，包括具備高競爭力的成員國，但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同樣，歐元區較為節儉的成員國（編者按：奧地利、丹麥、荷蘭及瑞典）很可能會反對法國關於債務共同化的呼籲。但另一方面，「綠色新政」（Green Deal）是歐洲目前最重要的政治議題，並可能涉及對進口商品徵收碳稅（carbon tax）。綠色新政倒可能給馬克龍總統的努力帶來助力。
第二，自給自足和債務貨幣化（debt monetization）只會加速法國的經濟衰退。這也讓人想起17世紀法國政治家科爾伯特（Colbert） 提出的重商主義和政府統制論（statist）。正如羅斯巴德（Rothbard）以反證法（reductio ad absurdum）說明，保護主義確實可以確保「自給自足」。然而這種「自給自足」付出的代價是，投入較高的勞動力卻獲得較低的生活水平，因為它阻礙國際勞動分工（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從而降低了生產率。如果大多數商品的生產和服務必須在國內進行，而這些錢也只能在國內使用，特別是如果法國政府真的採用通貨膨脹政策（法國政府似乎很支持通膨），那麼失業問題可能會得到緩解，名義工資（nominal wages）也可能增加，但是這將造成物價全面上漲，實際工資（real wages）急劇下降。此外沒有國際間的貿易和社會合作，「所有國家都自我封閉，那麼這樣的世界勢必會充滿暴力和無休止的戰爭。」 [4]
參考文獻：
1. 今年實際國內生產總值預計將萎縮約8%，公共債務將增長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5%。
2.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指的「對等國家」集團包括芬蘭、德國、意大利、瑞典和英國。
3 . 最近的例子是「黃背心」街頭抗議活動，該抗議活動從2018年11月持續到封鎖開始為止。參見科琳德‧貝爾方茲（Colleen de Bellefonds）的報導「法國的黃背心揭示了什麼」（What Yellow Vests Reveal about France），《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網站），2018年12月7日。
4. 穆雷‧羅斯巴德（Murray N. Rothbard），《人、經濟與國家》（Man, Economy and State），《權力與市場》（with Power and Market），第二版。 （阿拉巴馬州奧本市：路德維希‧馮‧米塞斯研究所-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2009年），第101和1103頁。
作者簡介：
米海·馬科維（Mihai Macovei）博士是羅馬尼亞路德維希·馮·米塞斯研究所的副研究員，並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的一個國際組織工作。
本文最初發布在Mises.org上。
本文表達的觀點是作增長者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的觀點。
責任編輯：葉澄旭、茉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