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3年03月10日訊】我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台灣的「崇儒」教育系統中成長的。自小學到高中，曾經教導過我的國文老師大概有七、八位以上，但是如今仍深植我心者只有四位，他們是誠正小學（全台唯一的陸軍子弟小學）的鍾素貞與王川磊老師，省立鳳山中學的高仰山老師，與省立高雄中學的司修武老師。

誠正小學的兩位國文老師

鍾素貞老師是我小學五年級以前的國文老師兼級任導師（班導），她是軍眷，就近住在我們黃埔新村（原名誠正新村）的東三巷裡，離我家所住的西一巷大概不到一百公尺。她是咱們村中一大票「頑童」的啟蒙老師，循循善誘地將「眾蘿蔔頭」自識字開始，逐步導入到可以閱讀漫畫與兒童刊物的地步。

鍾老師身子單薄，一付弱不禁風的樣子，但是她教學認真，也影響到我們日後的學習與求知態度。她有兩個兒子陳津生與陳銀生，津生高我兩級，銀生低我一級，顧名思義，他們兩兄弟分別出生於天津與銀川。

眷村居民來自五湖四海，那些年紀與我相仿，在抗戰勝利前後出生的，多以其出生地為名。住在同村東五巷的胡序荃將軍，是我父親黃埔六期的同學，他的六位子女中之後三位，福生、平生與鳳生，就分別出生於福州、北平、與台灣鳳山，其中的胡平生是我小學同班同學，曾擔任過台大歷史系系主任，是國內頗負盛名的歷史學者。與我們對門而居的是聞家，有三兄弟澤生、昆生與福生，就分別出生於雲南的會澤、昆明與福建。聞澤生是演員，就是在港台兩地有不少影迷，藝名「聞江龍」的那位武打明星。

我對鍾老師印象最深的是，每當我生病在家休養而「曠課」時，她會來我家告知我母親當天之學習進度，讓我不至於因病而荒廢學業。我小時候身體極差，一年級時曾因肺結核而休學一年，痊癒復學後還經常成為「病號」，若非鍾老師之特別眷顧與通融，我可能又得要繼續休學才行。

至於王川磊老師（名為川磊，應該是四川人），他當時是有現役軍人身份的，早些年跟隨孫立人將軍的青年軍某師來到台灣。其實在民國四十幾年時，自校長王景佑上校以降的全體誠正小學（陸總附小）的教職員皆有軍職，甚至包括上下課時，敲校鐘的那位工友在內。

講到「校鐘」，那是吊在教室走廊下的一截約兩英尺長鐵軌，用榔頭敲起來，距離若是在十公尺之內，可是要震耳欲聾的。

王校長是孫立人將軍的堂妹孫菊人的先生，備受學生與家長們的愛戴，他也兼任誠正中學（陸總附中，日後改名為縣立鳳山中學）的校長。這中學部的原始學生不多，幾乎全是由青年軍部隊裡的「幼年兵」所組成的。記得十分清楚，王老師的軍階是陸軍中尉，因為他偶爾是會穿著整齊軍服來上課的，肩膀上掛著「兩條槓」。

王老師是我小學五、六年級時的國文老師兼班導，他是最早在我的小腦袋裡塞進了不少「成語」的老師，尤其是那些「四字成語」與它們的典故及使用法，都是王老師在授課時津津樂道的。

「成語」是現代中華文化中的精髓之一，所以後來中華民國的國立編譯館還出版了一冊「中華成語辭典」，由文史專家們蒐集「成語」，加上範例以解釋它們的出處與適當的使用方式，不過好像在我的小學時期，這成語辭典尚未普遍發行。

王老師教我們四字成語的方式非常直接而簡單，以「掩人耳目」為例，他就在黑板上寫的「掩」字右上方插入個「遮」，「耳」字右下方放個「朵」，「目」字旁寫個「眼睛」，然後解釋說，這就是「想要遮掩人家的眼睛與耳朵」，也就是「欺瞞真相」的意思。

哦，這「掩人耳目」之後，若是加上另一個四字成語「欲蓋彌彰」，不就是老祖宗教導我們，騙子的「狐狸尾巴」無論如何遮掩，終究還是會露出來的嗎。

最近有台灣某政壇要人，號稱自己有英國某名校之「一個半」博士學位，但卻拿不出博士論文（其實只是一箱尚未裝訂成冊的散稿）給大眾鑑賞，還居然以權勢頒行政命令，欲將那箱散稿封鎖達30年之久。

寫「博士論文」、拿「博士學位」這款光宗燿祖的事，為何需要刻意遮掩？拿出論文來展示給大眾，將「造謠者」一棒子打「斃」，豈不是美事一樁。凡欲「掩人耳目」者，最後還是會「欲蓋彌彰」的，也必會遭法院追究的，不是嗎？

喔，在此不小心地展露了我的成語「才華」，說不定早已把眾看倌們的大牙都給笑歪掉啦！但無論如何，得感謝我的啟蒙恩師王川磊，不然我還不知道如何用成語來描述這款「狗皮倒灶」之事呢！

不過近三十年來，台灣的成語教育委實「每況愈下」（在此請各位看倌留意，不要將其與另一個成語「每下愈況」給混淆啦，「每下愈況」是用以判別豬之肥瘦時所用的成語），到底有多糟呢？如果連我這樣「非中文專業」的退休電子工程師，都可以在下面隨便舉兩個實際例子給你看，那些在台灣教國文的老師們不都早已氣得「七竅生煙」了嘛？

十多年前，一位號稱是國內頂尖的「中央研究院歷史學者」出任教育部長，沒多久就鬧出個大笑話，被人發現他的「成語」常識竟然還不如中、小學生，因為他傾全力袒護新編的成語辭典中，誤將「三隻小豬」、「睡美人」之類的西方童話故事列為「中華成語」的荒腔走板事件。唉，有這樣的教育部長主持如此的「教改」，我還真替現在的年輕人擔心，他（她）們大概遲早會與最基本的中華文化脫節，搞出一堆虛無縹緲，從未有文字流傳的「南島文化」來。

是我在這兒「危言聳聽」嗎？當然不是，我就再舉個例子罷！

記得成語「罄竹難書」嗎？字面上雖然沒有明說，但其原始的出處，可是個損人的成語，是形容其犯下「寫」都寫不完的「滔天大罪」。要個實際範例嗎？毛澤東這廝就是個千古罪人，其罪行就是「罄竹難書」的。

可就是有位中華民國的前總統，在某次公開演講中，誤用「罄竹難書」這損人的成語，「褒揚」某人之功勞。讓我最洩氣的是，這位鬧笑話的前總統還是台灣某頂尖大學法律系的第一名畢業生，甚至還兼全國法律高考的狀元呢！

2022年3月25日，我在台灣的網路報紙上，看到一則啼笑皆非，但也十分可恨又可恥的新聞，有位倡導「南島文化」的立法委員發言，稱「古文」是「食古不化」的玩意兒，還說什麼「台灣的年輕人不該把青春浪費在古文上 」，竟然建議在今後各級考試中廢考古文！

這位立委居然有膽子在發言中引用了「食古不化」的成語，這成語出自於前清閻爾梅在「破山和尚語錄序」，那可是一篇非常「道地」的古文囉。再者，根據「成語辭典」，「食古不化」是「守舊而不知變通」的意思，這樣看來，那「不知變通」的是他自己吧。

「週記」的故事

不記得是什麼時候開始，我們這些小學生被要求每週得寫篇「週記」，現在回想起來，那時候每週上課六天（但週六下午不在課堂裡，通常是童子軍訓練，或是在操場上的體育活動，如踢足球等）。好不容易熬到禮拜天不必起早上學，但是還得要費神地寫篇什麼「週記」，真夠「折騰人」的。

自從王老師擔任我的國文老師後，不但嚴格要求我們週一早上就得繳卷（交出週記），還將其評分列為國文科總分的一部份，搞得我們不得不認真地寫週記。

我們的週記本有點像是薄薄的日記本，每頁可以寫六、七十個字。憑良心說，一個才十一、二歲的孩子，那兒有那麼多了不起的事情是值得記下來的，所以常常得要絞盡腦汁地擠出幾十個字來交差，有夠辛苦。我相信寫週記之主要功能，是磨練我們日後的「作文」能力，因為從小到大的各級升學考試，「作文」是國文科目必考項目之一。不是在這兒炫耀，我寫的週記經常被王老師拆散後（因為那是沒有影印機的年代），貼在教室牆上當作「範例」的。

但我在這兒也必須替我的那些在週一朝會結束後，第一節尚未開始之前才動筆趕寫週記的少數幾位同學打個圓場，他們好不容易有一天可以玩得「野」一點（那年頭只有週休一日），那兒會把寫週記當作一回事在做，我這弱不禁風，被父母「圈」在家中的小子，閒極無聊之下，只好一本正經、字斟句酌地寫週記，得分再高，也只是一分天份，兩分無聊，加上七分努力（呃，而且還是被迫努力的）。人家玩得較「野」一點的同學，日後有些「文」的，成了頂尖名校的大學教授，工程師，科學家，掌理全台灣萬餘艘漁船的漁業署署長等。有些「武」的，則成了噴射戰鬥機飛行員，或是手握重兵的陸軍兵團司令，海軍艦隊指揮官等，都是國家不可或缺的中堅份子。這世間「行行出狀元」，「野」嘛，也會有「野」的成就，不是嗎？

話說有一天，我母親燒了個她的拿手菜「冬筍炒湖南臘肉」，那湖南臘肉還是她老人家煙燻自製的，把我們弟兄倆吃得個狼吞虎咽，父親在一旁笑我倆像「老饕」，還一筆一劃地把那生僻的「饕」字寫給我們看，我那「野」老哥對這個字的接受度有多少我不記得啦，但我可是一板一眼地寫入當週的週記裡。

王老師讀到我週記裡的「饕」字，腦袋裏不知道是如何想的，在兩堂課中間的十分鐘休息時間，把我帶到他的辦公室問話。

「這不是個常用字，你是在那兒學來的？」老師指著週記簿裡的「饕」字問我。

「我父親教的。」我據實以告。

老師聽了微微點頭，然後忽然冒出一句；

「你的週記寫得超越你年紀，連橡皮擦的痕跡都沒有，都是自己寫的嗎？還是有人幫忙的？」

「是自己寫的。」

「寫完之後你父母有過目嗎？」

「沒有。」他們那兒有這閒空。父親當時是黃埔軍校校長，時值軍校改為四年制的初創籌劃期，經常忙得需要夜宿軍營。母親則擔任軍校婦聯分會會長，兼黃埔幼稚園園長（請注意，這兩項都是無薪職），也忙得不可開交。

離開老師的辦公室後，我還沒想到他還有「下一招」呢。

那個週六下午的例行課外活動時間，老師到操場上叫住我，要我回教室，當場寫篇週記給他看。

我毫不含糊，題材是現成的（就是他懷疑我週記是不是自己寫的那件事），筆一揮就是百餘字，半小時不到就完工啦。

王老師讀了當場大笑不止，立即批了個「甲上」不說，還高興得用他的大手掌猛搓我「頭毛」，搓得我得意非凡，一輩子沒忘掉。

那場錄取率特低的初中入學考試

民國四十六年（1957年），台灣還在實施「六年國民教育」的年代，所以你若是小學畢業後想要升初中的話，得通過各中學的招生考試。當時高雄縣市名氣最響亮的兩所中學（都位於高雄市），是省立的高雄中學與高雄女中，也是整個高雄地區萬千莘莘學子夢寐以求的學府。

剛好那一年，教育部選定高雄與新竹兩市為實驗「省辦高中，縣、市辦初中」的試辦點，雄中與高女（那時一般都認為簡稱為「雄女」之名好像不太「雅」，不過現在上網讀新聞，好像又都改稱為「雄女」啦）都不招收初中生，所以在我們鳳山鎮附近三、四十里方圓的小學畢業生，無論男女，全都以進入省立鳳山中學（男女合校）的初中部為主要目標，競爭十分激烈。

放榜之日，我僥倖列名於二百五十名的錄取名單上，開學前兩週，得知我們是以五十位新生列為一班，我被分發到「初一禮班」，那是以「仁義禮智信」為名的第三班。約千餘名應考學生中，錄取率居然還不到百分之二十。

當時鳳山地區除「省鳳」之外，還有一所簡稱為「縣鳳」的縣立鳳山中學（前身為陸軍總部附設之誠正中學），再加上一所私立的天主教道明中學，不過這兩所學校的學生「容量」加起來都還遠不及一個「省鳳」，這豈不是讓有心向學的學子們「求學無門」嘛？當即引發眾怒。

所以在省教育廳之出面斡旋下，「省鳳」決定加倍招收學生，將招生考試成績次高的前二百五十名學生，列入「誠勇忠孝和平」六班，每班五十位。

眼尖的讀者立即看出，這六班不是有三百名嗎？多出來的五十位又是如何「混」進來的呢？原來這增添的「平」班，收了五十位保送來就讀的原住民公費生，這是老總統為提高原住民教育水準，親自指定由全台數所位於軍營附近之公立中學試辦的德政，而「省鳳」校區離陸軍第二軍團在鳳山「衛武營」之總部不足三公里，原住民孩子之免費食宿都在「衛武營」裡，而且每天上下學時有交通車接送。

當年政府經費拮据，但是為了照應百餘年來飽受漢人與日寇欺壓的原住民，仍然撥專款改善他們的生活環境，希望原住民子女能像平地居民一樣，受完整國民教育。您看，國府遷台之初，就已經積極照顧處於劣勢之原住民，而當今的台灣執政當局，居然還有位出自高雄的女立法委員，公然蔑稱原住民為「番仔」，那位老姐讀到這兒能不汗顏嗎？

此外，上段提到的「老總統為提高原住民教育水準，親自指定‧‧」如何如何，你以為我在瞎扯或是編故事嗎？非也。老總統作此決定應該是在民國四十三年某日，我的父親謝肇齊將軍是極少數在場者之一，他還記得當場是有秘書（或是會議紀錄員）作紀錄的，所以在已解密的「大溪檔案」裡，應該可以查證到此事。

至於我父親是軍人，為何會介入「提高原住民教育水準」這件與「軍事」毫不相關的事項呢？不是在這兒吊你胃口，因為那又是非數千字寫不完的一樁事，待我日後專寫「老總統少為人知的事蹟」的系列時，再慢慢「聊」吧！

所以，當我後來告訴父親，「省鳳」有一班全是原住民學生時，他莞爾一笑，直讚老總統是位「重承諾」的長者，心存「善念」，且說到做到，與現在政壇上那群玩弄「說一套做一套」手法的政客，豈止有天壤之別。

省立鳳山中學的高仰山老師

考進「省鳳」後，我被分發到初一「禮」班，導師是誰我毫無記憶，但是國文老師是一位講話有些口音（近似客語）的老先生，他就是高仰山老師。

才上了幾節國文課，高老師就「發現」我的作文「與眾不同」，恰當地用了許多四字成語不說，每篇作文的長度也一定會超越他所規定的最低頁數（好像是兩頁），而且從不拖延時間，按時繳卷，不像有些同學，兩小時的作文課時間還不夠用，上下一節課時，要得躲在課堂後面偷偷地繼續「趕工」。

有一天下了國文課後，高老師叫我跟他去辦公室，讚譽我的作文之餘，特別問我這麼多的四字成語是不是我父母親教的。其實我父親在我小學尚未畢業就已被調到台北工作，每個月只有一個長週末才回鳳山一趟，根本無暇顧及我的學業，我母親則只要我拿回家的成績單夠「漂亮」，也從未刻意教過我任何與課業有關的事。

簡單地說罷，我的學校課業，自幼就不需要父母操心，所以我在高老師跟前，毫不猶豫地將我的作文方式，完全歸功於讀小學時的王老師。

在講與高老師有關的趣事前，我得要穿插個與他看似無關的，我自幼就與「近視」的「奮鬥」小故事。

「近視眼」與「金絲猿」的故事

話說從頭，我父親一生有著極佳之視力，當年在杭州附近創校的筧橋中央航校，派員到黃埔島上招考航校第一期飛行員學生時，他是黃埔六期中十幾位通過嚴格「航檢」的學生之一，最終因他的六期摯友林豐柄等沒能考上航校，所以選擇與他們繼續同留在黃埔島上，但他終其一生保持了2.0的視力。我母親則完全相反，天生就是個「大近視眼」，我「不幸」遺傳了母系的基因，所以一生與眼鏡為伴。

我父親當年若是進了筧橋航校，極可能早已為國捐軀，我們這輩子是不會有「父子緣」的。航校第一期畢業的戰鬥機飛行員，幾乎全數在空戰中陣亡，偶有倖存的，多半是轟炸機與運輸機飛行員，日後擔任過空軍總司令的徐煥昇將軍就是筧橋航校一期畢業的轟炸機飛行員之一，他與我父親在黃埔島上不但是同期，且是同一個連隊的。

讀小學五、六年級時，因為升學考試競爭激烈，眷村裡有些學生家長，對我們村中的陸軍子弟小學沒啥信心，紛紛將自家子女轉學到鳳山鎮上的一般國民小學去了，以致每個年級只剩下二十幾位學生而已，所以在排座位時，我這竹竿哥﹝瘦得像隻竹竿﹞即使是全班第二高個兒，但座位還是在三、四排左右，離教室的黑板不遠，雖然沒有配眼鏡，但把眼睛瞇起來，還可以勉強地看清上面寫的粉筆字。

我們班上的近視眼其實不少，但當年的說法是，許多近視眼是屬於「假性」的，長大後視力會「自然地」回復正常，若是太早戴眼鏡後說不定會「弄假成真」，所以只要能應付時就別配眼鏡，可我的近視是母系遺傳的「真性」近視，戴眼鏡是遲早的事。

初一時，我們一班五十人好像被分成六行，我這高個子就被分到第八排﹝第九排只有兩位，其中一位名叫賀楚強的，就坐在我後面﹞，距黑板如此之遠，我這大近視眼可就慘啦。

我們班上人材濟濟，都是經過那門檻不低的升學考試進來的佼佼者，也許是某位日後成了「眼科醫生」的同學教我的，用削尖的鉛筆頭在一張紙上鑿個小洞，把近視眼睛透過小洞看黑板，即使視野不廣，但絕對可以「應急」地看清黑板。那年頭若是小小年紀就戴上眼鏡，不但不「方便」，還會是周遭同學們取笑的對象，笑你是隻「四眼田雞」。

隨著課業之加重，我的近視度數也愈來愈深，在高老師的國文課上，我那透過紙上的小洞看黑板的「怪異」舉動，終於被他注意到，經過調度，每當上國文課時，我的座位就暫時與第一排正中間的一位矮個兒（我忘了姓名）對調。那矮個兒還高興得很咧，他後來告訴我，坐第一排才倒霉呢，想要打個瞌睡都沒辦法。

坐到第一排，又是高老師的「寵生」，與他在課堂上的「互動」就難免多了些，高老師有個「壞」習慣，喜歡在教新的一篇課文前，隨便「點」個學生站起來把那課文先唸一遍，我與它距離如此近，常遭他點到，而且我的「國語」雖然不夠標準（常帶有「不捲舌」的「川音」），但比起瀝瀝喇喇的「台腔」多少要「標準」一些。哦，咱們班上至少有百分之七十是本省人，所以我也受「台腔」之影響，幾十年後，與「大陸同胞」聊起天來，他們會說，「一聽口音就知道你是台灣來的」。

打初一上學期開始，台灣的莘莘學子就開始接受「文言文」教育，不過這是1950年代的事啦，我沒有看過現在的國文課本，希望它沒有成為近二十年來的「教改」之受害者。我看過一本教改後的地理課本，那台灣地圖之擺放方向，嚴重地違反了全世界的常規，將台灣「橫躺」在太平洋上（北方應該是朝書本上方），讓稍具地理常識的外國人翻閱這地理課本時，還直覺地以為台北市是位於台灣的東部呢。

言歸正傳，那時初一上學期的國文課本，包括簡單的詩詞在內，大約有三、四篇文言文，其中一篇是「金絲猿」的故事，其原作者已不可考，該文之所以會被選為文言文之入門教材，是因該文短而淺顯，且強調母愛之偉大（人類與所有哺乳類動物皆然）。當然，此文也嚴譴了獵人之殘酷，為取猿子而無情地以毒矢射殺母猿，後人讀之，莫不噓唏惋嘆。

這篇古文，開宗明義地告訴讀者，「武平產猿，猿毛若金絲，閃閃可觀，猿子尤奇，性可馴，然不離母‧‧‧」。那「武平」就是我的家鄉福建省武平縣，它位於福建的西南角，與江西與廣東之交界之處。那南北綿延達數百里的武夷山脈（是江西與福建兩省的界山），就在武平縣之西半部開始逐漸降低高度，這兒已非常接近亞熱帶，是十分適合猿猴成長與生活之環境。

也怪我自己太「招搖」，早早地就告訴同學武平縣是我的家鄉，以致鬧了個我畢生難忘的笑話。

前面寫過，高老師之口音近似客語，這「猿」字硬是被他給讀成了「眼」，所以那「金絲猿」在他口中就變成了「近視眼」，然後被點中先朗讀「金絲猿」課文的，居然就是我這坐在第一排的「近視眼」啦，直把全班同學當場笑得東倒西歪，害我面紅耳赤得無地自容，也把高老師給愣在當場，還不知道「笑點」在那兒呢？

下課後，我逕自去找高老師，告訴他「笑點」是「猿」被他讀成了「眼」，當然把他也給笑得前仰後合，我趁勢提出「建議」，請他下回別再「點」我起來讀課文，得他莫可奈何地點頭應允。但是已經太遲，我立即被幾位捉狹的同學起了個綽號，就叫做「金絲眼」！

不料下節國文課又「鬧笑話」啦，高老師果然「依約」沒有「點」我讀課文，但他卻故示「民主」，朗聲問全班「請那位同學站起來替我讀讀課文吧！？」那知全班大約有半數同學此起彼落，異口同聲地回答，什麼「金絲眼」啦、「近視猿」啦，在全班哄笑聲中，又一次把我給「氣」得差點兒暈倒。

記得後來常被高老師「點」起來讀課文的，是位名叫范鴻蘭的女生（初一時男女合班，直到初二才分開，因為要上截然不同的「生理衛生」課），她有位弟弟范鴻軒後來成為電影演員，因面貌酷似孫中山，所以曾擔任過電影「國父傳」的主角。

兩位初一禮班同學

初一禮班同學中，有兩位是值得一提的，因為時隔六十五年，我們都還沒斷聯繫。

首先我想提到的是薛香川兄，沒錯，正是那位曾擔任過中華民國行政院秘書長的薛香川，我們在初中的三年都是同班同學，高中時則同在高雄中學就讀（不同班）。

香川兄畢業於離高雄鳳山鎮不遠的「鳥松國小」，他是我們班上少數幾位在小學畢業時拿到「縣長獎」的同學，那所謂「縣長獎」，是一支日製地球牌的金筆，是當時高雄縣長陳皆興，統籌頒發給縣內所有的第一名國小畢業生的獎品，筆桿上刻著「縣長陳皆興贈」的字樣。

呃，您看倌們又開始輕搖腦袋，佩服我的「驚人記憶力」啦？不瞞您說，我現在已老邁不堪，常會匆匆走進一個房間，然後忘記幾秒鐘前要去那兒的目的。

實話實說吧，我之所以記得那支鋼筆，以及縣長陳皆興的姓名，是因為我僥倖也得過那「縣長獎」，不過當年咱們陸軍子弟小學，全校總共只有28個畢業生而已，與別的「縣長獎」得主相比，我就是那俗語所說「小時了了，大未必佳」的典範。

香川兄台大畢業後，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拿到博士學位（呃，那可是博士論文被裝訂成冊，不必密藏30年，可以任人隨時瀏覽，博士學位證書也不需日後「補發」的真博士），他於上世紀台灣經濟起飛年代返台貢獻所學，日後長期擔任新竹科學園區主任，不足十年，就將之發展為世界級的科技重鎮，是將中華民國提升為亞洲經濟「四小龍」之首的重要功臣之一。

我倆在中學畢業後就各自奔天涯，沒有連繫，香川兄日後從政，曾官至行政院秘書長。大概是三、四年前，我在某篇文章裡，提到香川兄之大名，被我一位住在台灣的表弟范瑞穎（台灣大哥大的創始人之一）讀到，大樂之下轉給香川兄看，原來他倆是時相往來的朋友，我們就這樣意外地拾回了當年之「同窗情」。

另一位我要提的初一禮班同學是褚清華，清華兄是書香人家子弟，1949那天搖地動的一年，他在動亂中與父母及其他直系家人走散，隨他的舅舅及外婆（清華兄用粵語稱呼她老人家為「阿婆」）來到台灣，其他家中成員則去了越南西貢，他的尊翁是位著作等身的大儒──越南西堤的中文學校校長楮柏思先生。

他的舅舅起初是在縣立鳥松中學教英文，所以他就近進入鳥松國小，與薛香川是小學同學，在校成績也相當優異，是當屆第三名畢業的。

清華兄的舅舅在他考進「省鳳」後，正好也轉到我們眷村裡的誠正中學教書，他們祖孫倆加上舅舅的一家四口，就住在村尾的教師宿舍裡，離我們家很近，加上我倆又是「省鳳」的同班同學，所以兩人立即成為莫逆之交。

清華兄的外婆只會講粵語，當時已年過七旬，有一次她隨同外孫清華到我們家來串門子，發現我母親不但會講一般生活上使用的廣東話，還又待她非常親切，所以來往幾次以後，將我母親當作知己，我母親這才漸漸知曉她祖孫倆的亂世遭遇，有些事我不宜細說，總而言之，他們祖孫倆都曾被我母親悉心照應過。

講到「外婆」兩字，不得不在此心情沉重地警告台灣的教育當局，不要在教科書中擅改「外公婆」為「祖父母」，那將如英文一般，從此混淆了父系與母系親屬之稱呼，例如英文中之Uncle，必須加上註解，才知道是父系之叔、伯，或是母系之舅舅，這是連英文學者都引以為英文文詞中，最嚴重的「缺陷」之一。

男女婚後，除非是男方入贅，通常是妻冠以夫姓，中外皆然。在中國社會，夫姓只是冠於本姓之前，本名還保留，而在美國，絕大部份女性的Maiden Name，就「自動」地在駕駛執照（美國的身分證）中消失了。中文裡「外婆」之「外」字，只不過是在彰顯人倫與輩份中，「本姓」與「外性」之分而已，那兒來的「歧視」？

如果仍有腦袋「控固力」者，依然堅決認為「外」是一種歧視的稱呼，我這兒倒有個折衷的建議，何不仿傚粵語或閩南語中的稱呼，改為「阿嬷」與「阿公」，這麼重要的人倫關係之區別方式，絕不能讓那位不學無識之提案立法委員給搞砸了。

好罷，現在言歸正傳。我母親是位非常有愛心的人，在清華兄與他的外婆有難時，及時伸以援手，讓他感激了一輩子。他後來與原生家庭聯絡上，在香港會合後，全家直接移民美國加州，清華兄自Cal Poly大學畢業後，就在洛杉磯落戶至今。我倆的交往則從未間斷過，約一甲子前我初到美國的第一夜，就是在他家渡過的。

清華兄的長子日後在柏克萊加大電機工程系求學，每次清華夫婦倆駕車由洛杉磯到灣區探視兒子時，都不忘親自到我母親在松街的公寓那兒去噓寒問暖，送上一份厚禮，人生能交到一位這麼有情有義的朋友，讓我十分暖心。我母親心善、心慈，自己節儉度日，卻傾力幫助過許多周遭有急難的人，這就是她老人家今世的「福報」之一。

省立高雄中學的司修武老師

或許是因為進入高中後，年歲稍長，思緒比較成熟，所以被老師「開導」時的領悟力也高一些。您看倌們讀了我十多年來的一堆「浮生留記」，如果覺得我的文字還夠通順的話，得要歸功於我在省立高雄中學讀書時的國文老師──司修武先生。

司老師是我讀高一、高二時的國文老師，同時也兼任我們高二的班導，個兒不高，年約四十幾，說話帶點兒北方口音，我對他的人生背景懵然無知，不過他之能夠到高雄市首屈一指的雄中教書，顯然是有「兩把刷子」的，加上他出口成章，教課時「典故」一大堆，把成語的出處（源頭）當作故事講，對我而言，這比在物理課堂上，那「牛頓如何坐在蘋果樹下發現地心引力」的故事還更有趣些。所以我當年被周遭的社會之環境所「逼」，選擇讀理工而非文科，絕對是違背原本意向的。

司老師顯然對我寫的作文相當關注，作文簿常有被他用紅筆仔細披閱的痕跡。高一下學期才開始沒有多久，我的作文就被他公開讚揚，我的一些作文還被他撕下，貼在教室後面的牆上給同學們觀摩（因為他是班導，可以如此地「為所欲為」）。

雄中實施「學生自治」，班上的「自治幹部」是同學們票選的。班長選出之後，下面還有各股之股長（財務、康樂、風紀、文書等）要選，「財務」掌管班費，還有訂何種「班報」之決定權，是「權力」最大的股長，會有人搶著幹。其他康樂、風紀股長也會有人「欣然就任」，唯獨「文書」股是個冷門股，沒人要搶，不幸我的「文名」，讓我連續兩學期都被同學票選為「文書」股長。

當「文書」股長，是份吃力不討好的差事，責任之一是在週一的第一節課下課時之十分鐘休息時間內，收齊全班之週記簿交到班導辦公室，有近半同學的週記是在第一節課上課時，才瞞著講台上老師偷偷趕寫的，如果幹「文書」股長的我太認真，第一節剛下課時就催繳週記，是要招怨的。

還有件工作是「文書」股長在任內得要完成的，那就是負責製作每學期至少一次的「壁報」，擔任文書股長的我，是理所當然的「主筆」，但是還有插圖、美編與毛筆抄寫等繁瑣細節，絕不是我一個人可以承擔的，得要同學們群策群力才行。

看到這兒你或許會想，擔任文書股長這「芝麻官」，豈不是在自找苦吃，幹嘛要攬麻煩上身？當然我也是有「貪圖」的，就是學期結束時，所有的「官」無論大小，都會在操行表上記至少一個「小功」，「壁報」若是進了全校前三名，除獎金獎狀之外，還加記一個「大功」。獎金嘛，那不是給我一個人的，得歸入班費，主要是用來訂班報的，這樣大家每學期所分攤的班費就會少一些。

讀到這兒你八成在偷笑，「大功」也好「小功」也好，不都是「假」的嘛，何必如此認真。看倌們您有所不知，我當時通學，每天清晨得早起，睡眼惺忪地由鳳山搭公路局班車去高雄，偶爾會因班車擁擠而誤點遲到，每遲到兩次會記個「缺點」，三個「缺點」就是一個「小過」，所以未雨綢繆，先積幾個「小功」以抵過。哦，我好「精明」，是吧？

在我擔任文書股長那學期，得製作的是防空節（每年的11月21日）壁報，而且還是全高雄市各高中的比賽項目之一。讀到這兒您看倌大概又「傻眼」啦？整整一甲子前的瑣碎小事，那兒能記得那麼清楚？不瞞您說，因為那張壁報不但得到全校第二名，替班上拿到幾十元班費補助，還得到全高雄市壁報比賽的「優勝獎」，也就是前三名之外的「鼓勵獎」。不過最重要的是，擔任主筆的我，還曾鬧過一個終生難忘的小「笑話」。這個「笑話」我近十年前就在那篇「額上墳起的釣魚故事」中約略提過，只是沒有細述而已，我那位住在北京的梅姨（我母親之幼妹，清華大學的退休教授）曾告訴過我，她與姨爹看那篇文章時，肚皮都笑疼啦！，

好吧，就讓我在這兒把那場笑話的細節從頭到尾「講」給您「聽」。

「毛賊東」的故事

1950年代初，台灣的廣播業只有調幅電台（AM）而已，調幅收音機也不太貴，一般中、下收入的家庭都買得起，所以普及率不低。調幅廣播與現在十分普及的調頻電台（FM）有極大區別，調幅廣播的音質比調頻差了一大截，而且電波易受氣候干擾，尤其在陰雨天閃電打雷時，最為明顯。

但是調幅廣播有一項功能，是調頻廣播望塵莫及的，那就是電台音波之覆蓋範圍非常廣，以德州達福區（Dallas – Ft. Worth Metro Area）為例，有一個WBAP的調幅電台以聯邦核准的最大功率（五萬瓦）廣播，在四、五百英哩半徑範圍皆可收到相當清晰的訊號。

所以在1950年代，當中共以高功率調幅電台對台灣全島作統戰廣播時，使用之功率應該不下兩、三萬瓦，加上台灣海峽不寬，所以即使國軍使用相同之頻率干擾，我家的收音機還是可以勉強收聽到帶有「雜音」的「匪方」廣播。

中共電台宣傳之內容，不外「駐台美軍吃香蕉，台灣人吃香蕉皮」等，一些憑空捏造的幼稚謊言，我懶得多舉例。但印象最深的是，幾乎每小時都會播一遍，那肉麻得讓人渾身起雞皮疙瘩的秧歌「東方紅」，說什麼「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賊東。」

現在我當然知道，那「毛賊東」就是毛澤東啦，不過自幼在眷村長大的我，日常使用的語言是接近四川話的「眷村川語」，在不卷舌的川語中，「澤」與「賊」在音域上是「相通」的，我當時還在想，這「毛賊東」的父母好蠢，居然給自己兒子取了這麼個醜名字。

所以在籌劃防空節壁報，我這主筆少不了得要把「毛賊東」拖出來批判一下。司老師是班導，又是我們的國文老師，自然得負責審稿，他看到「毛賊東」的字樣時狂笑不止，將它改寫為「毛匪澤東」，這才讓我「長了知識」，原來毛家二老給他取名時，沒我想像的那麼蠢。

話又說回來，稱那毛澤東為「毛賊東」還真便宜了他，「賊」只不過是偷偷摸摸幹壞事的小人物（當然還有劫富濟貧的義賊），那毛澤東可是個滿手血腥的混世魔頭，殺起人來還花樣百出，以什麼「階級鬥爭」、「公審」、「引蛇出洞」、「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等名義，直接「消滅」異議者，在他各項「運動」中受害的中國人民逾億，這「毛賊東」絕對是人類歷史上最惡名昭彰的殺人狂。

第一次投稿的經過

感覺上，司老師對我有點兒「特別關照」，因為個兒高，我排座位時總是被放在最後一排（此時我已正式全天候戴上近視眼鏡），通常每班最後一排的後面，還有至少十英呎的空間，上作文課時，司老師﹝不知是否故意﹞就常在教室後面的空間踱步。有一次我在專心寫作文的時候，不經意地擺手伸了個懶腰，胳膊碰到了「一個腦袋」，那居然是司老師的腦袋，當時可把我嚇了一大跳，原來他「閒極無聊」，居然躲在後面「偷」看我寫作文，一付「先睹為快」的樣子。

高二上學期某日上國文課時，司老師指定要我午休時間去他辦公室「談話」，通常在午休時遭導師約談，都不會是什麼太好的事情，不過我心中坦然，因為我自幼在各級學校都是「乖乖牌」，加上那單薄的體型也沒有「作怪」之本錢，應該不是去受「特殊教誨」的。

進了司老師的辦公室，一眼瞄去，他桌子上正攤著我的作文簿，我心想「糟了」，因為那篇的標題是「省運花絮」，這作文題目可是他自己出的，但我在文章裡不經意地「調侃」了司老師，這會兒大概是來「領板子」的。

在這兒有必要先簡單地解釋一下，這「省運花絮」是啥事兒，我又是如何「調侃」司老師的，免得您看倌們搞得一頭霧水。

讀高二那年，高雄市主辦當屆的「台灣省省運會」，那年頭一切從簡，當然沒有什麼「巨蛋」體育館，所以座落在市政府對面，愛河西岸的那個市立運動場，就成為運動員們的主戰場。但市立運動場只能夠容納田徑賽，其他如乒乓球賽等，就得分散到各級學校去比劃，咱們雄中分到的是男女體操賽。

比賽的那幾天，雄中操場上擺置了一批單雙槓、跳馬、雙環、高低槓等體操比賽器材，男女體操選手紛紛登場競技，比賽時校門並未對外開放，所以觀眾除記者外，全是雄中學生，呃，當然教職員也在內。

雄中是「男校」，這會兒來了一批幾乎是穿著泳裝，曲線玲瓏有緻的女選手，豈不是讓我們這群情竇「半」開的「小公雞」們，眼睛大吃冰淇淋。

雄中通常將「重頭課」，如數理、國英文等，排在腦袋較清晰的上午，體育、音樂、作文、軍訓、理化實驗等「副科」則排在下午。原則上，校方是不許學生耽誤「重頭課」的，所以上午的三個十分鐘休息時間，我們這群「小公雞」若是想去操場「觀賽」，非得以跑百米的速度「衝去衝回」才行，不過心神定不下來，箭步去操場觀賽的還是大有人在。嗯，記憶中我好像也幹過。

體操比賽期間，有一節下午的兩小時作文課，司老師進了教室，滿面笑容地宣佈，要「放」大家兩小時的「假」，引得全班的「小公雞」大聲歡呼，急忙衝向操場。

可以想見的是，其他班級也有不少是被老師「放特別假」的，所以操場上擠滿了觀眾，不消說，在女子體操比賽場地的「小公雞」們，用「人山人海」差堪形容。

那年頭操場四周沒有階梯式的觀眾席，所以「小公雞」們是以圍觀方式看賽事的，即使前兩、三排的觀眾席地而坐，那層層疊疊目不轉睛的觀眾，還是把場地擠得個水洩不通。

突然眼前一亮，一個熟悉的身影出現在我視野，那是踮著腳尖，站在眾「小公雞」觀眾圈外，伸長了脖子看女子體操賽的司老師！讓我幾乎當場笑翻。哦，原來世上君子皆「好逑」，包括平日一本正經，道貌岸然的國文老師在內。

所以當次週的作文標題是「省運花絮」時，我就不客氣地「發揮」，把司老師「伸長了脖子看女生」的模樣，紮實地形容了一番。

見到我那忐忑不安的模樣，司老師忍不住笑了，高高舉起作文簿「秀」給我看他給的評分，居然是「甲上」。

「這篇文章寫得真好，我認為可以拿去投稿。」

「投‧‧‧投到那兒？」雄中當時沒有校刊。

「當然是中央日報的副刊啦！」司老師毫不猶豫。

當時我們的「班報」是中央日報，中央副刊上正在連載臥龍生（本名牛鶴亭）的武俠小說「玉釵盟」，故事主角徐元平正是全班同學心目中的大英雄，所以司老師決定投稿到「中副」，我自然是欣然同意的。

據說那「徐元平」不僅是市井小民心中的大英雄，連老總統都每天都在讀中副連載的「玉釵盟」，當作者臥龍生身體偶有不適而停筆數日時，老總統還會叮囑隨從人員去電「關心」一下呢。呃，這是我道聽途說的，您別太認真。

大概是兩週後，「中副」就全文（大約有兩、三百字吧）一字未改地刊出，我還收到二、三十元稿費，全交給我母親當「加菜金」啦。中央日報是全省性的報紙，雖然北、中、南各地都有一張地方版版面，但報紙首頁與副刊是相同的。我父親當時雖遠在台北任職，我將筆名（忘了是用啥名，因為是司老師取的）告訴他後，他也在第一時間看到，自然十分得意。

眼見弟子的短文上了報，司老師信心十足地「再接再厲」，幾週後又把另一篇我的作文（不記得是何標題）投到中副，再蒙刊出，所以我在這兒得意地告訴你，我十七歲時就已成為「中副作家」啦！當年「中副作家」春節後的高雄聯席茶會，我還接到中央日報的邀請函呢！不過十七歲的我太青澀靦腆，沒敢應約赴會。

當年司老師苦口婆心地勸我轉讀「乙組」，也就是文、法與商科，我沒有順他意，堅持要讀「甲組」的理工科，因為這是當年男生們的「時尚」，理工科學生畢業後找工作比文科確實要容易些。時至今日，這觀念在台灣似乎依然存在。

回想起來，我確實辜負了司老師的期望，就在此深深致歉吧！

初到美國就「手癢」── 投稿

當年雖然沒聽司老師的勸轉入文科領域，但還是靠著文科（中、英文）之高分，考進了成功大學電機工程系，就因為我沒理工之天份，所以在台南「苦」讀了四年，還差點沒留級，「舞文弄墨」嘛，就心有餘而力不足啦。好不容易勉強畢業後，匆匆在馬祖服完一年兵役，就隨著留學人潮，拎著那「大同電鍋」負笈新大陸啦！

那時候，只要你提出申請，每一位留學生都可以拿到一份免費的中央日報海外版，那是一大張雙開的聖經紙（質地非常輕薄）報紙，每日以「航空」郵寄，送到各地留學生的手中，略解異域遊子之鄉愁。現在回想起來，這是當年國府的「德政」之一，是海外留學生們的精神食糧，尤其不可思議的是，它也有副刊──就是刊登著連載武俠小說的副刊。

既然有副刊，自然就歡迎留學生們投稿，所以手癢之際，我一年之內曾投過兩篇稿子，報導在我就讀的密西西比州立大學裡，華裔教授與留學生之互助互動，以及我們當時僅有的二十餘位台、港留學生所舉辦的「中國之夜」的活動，居然兩篇都被編輯採用，所得之稿費數百元台幣，悉數請報社寄到台北家中，替我父親湊足了買一只新錶的錢，其過程我已在那篇「手錶的故事」中交待過了。

在美國進入職場後，我幾乎有半個世紀沒有「爬格子」，長期擔任電子工程師的工作壓力不小，養育兩個孩子在「時間」上而言，也算是一種「負擔」，呃，當然是「責任」大於「負擔」。至於「爬格子」嘛，那是每年附在聖誕卡裡的，給親朋好友寫的幾百字「年終報告」。

直到2012年3月母親去世後那守喪的一週裡，我才在悲慟中正式執筆，以萬餘字緬懷她老人家在「中華民族大時代」裡的一生，那綿延百餘年的亂世，被我統稱之為「大時代」，也是那顛沛流離的一代，我們的長輩們都經歷過的。

就這樣，我不經意地開展了自己「浮生留記」之旅，開始將長留腦中的記憶，一點一滴地「榨」出來，轉變成文字，還樂此不疲呢！

結語

其實像我一樣，有良好基礎中文底子的科學、工程人員多不勝數，很多人當初「棄文」的理由也相似，都是單純地冀望在踏入社會後，比較容易混口飯吃。就是因為中文底子打得扎實，所以他們之中能文者，自然大有人在。

以我在建國中學的高中同班同學郝晶瑾為例，他在自己本行的土木工程上就已著有成就，出版之英文著作繁不及載，而他「閒時」的中文寫作，僅就題材與內涵上，就已是我望塵莫及的。此外，前段所提到的那位前行政院秘書長薛香川（我倆是初中同班同學），「學而優則仕」不說，他也和我一樣，曾是中央日報海外版的「中副作家」呢！

這得要感謝台灣當年崇儒的教育系統，給我們打下紮實的中文基礎，學子們被鼓勵去博覽群書，充實自己。在我成長之年代，對岸經歷的則是那翻天覆地之「毛三十年」，「孔家店」被連根拔起，全中國的億萬學子，原則上只剩下那本內容荒謬的小紅書「毛語錄」可讀，直接造成了中國大陸教育系統之斷層，再加上那毛式的焚書坑儒（我可是在這兒實話實說），我的至親中凡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在神州變色之後，幾全遭定位為黑五類，被迫害致死的超過三分之二，僥倖存活的幾位，也直到那毛「賊」東斃命數年後，才得以「平反」。「平反」又如何？受活罪已超過三十年之久）。在華夏歷史上，這無惡不作，短暫三十年之「毛朝」，應該是會與王莽的「新朝」一般，被正直的日後史學家們定位為「偽朝」，遺臭萬年的！

在台灣成長時，在各級學校裡，曾經教過我的老師可能逾百，或許因為對「文」的喜好，加上這四位國文老師給我的啟蒙教育非常好，幾十年來，與他們之間互動之經過亦常縈繞於懷，敬以此文表達我對他們的深深感念。

附帶一記我自己的感受，告老之年，若是心中多存「感念」之心，日子會過得「平和」一些，那夕陽美景也會讓你看得更「暖心」一些，您不妨試試體驗一下。

【謝行昌，2023年元月，完稿於美國德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