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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月20日訊】大紀元記者安妮雪梨報導/中國問題研究基金會2003年1月12日悉尼正式成立並假悉尼科技大學召開首次會議研討。
該會由關心中國前途命運的人士自發組成的民間學術團體，旨在著力研究澳大利亞的經濟、文化、法制和政治，總結可供中國改革借鑒的經驗。
中國問題研究基金會首次會議研討題目為“中國如何才能真正穩定？”紐省大學博士研究生張小剛以自己的親身體驗比較了澳、中兩國處理社會矛盾的不同。
在澳洲，民間自發力量與自治團體的廣泛存在，爲諸如勞資衝突等各種矛盾提供及時紓解的渠道，從而保持社會的穩定；而在中國却以政府的嚴厲打擊用武力把所謂“不穩定因素消滅于萌芽狀態”，會使社會矛盾因積累而加劇，最終導致社會的不穩定。
悉尼科技大學博士研究生李清從中國工農失業、制度性腐敗、社會發展兩極分化等方面分析了中國政府爲了其政權的穩定而使用暴力鎮壓所有的不滿和反抗。而濫殺無辜，不是一個簡單的對與錯的問題，而是一種反人類的暴行。這樣的穩定不可能得民心。
紐省大學中國問題博士生陳弘莘指出：穩定不應是統治者要求的一個社會結構，也不應是一小部分當權者和精英們認爲的穩定，而是每一個社會公民都實實在在的彈道經濟和政治的穩定。
悉尼科技大學博士林曉輝從各西方發達國家如美、加、澳洲等國除擁有較完善的政法體制外，國民都有强烈的宗教信仰也是維持社會穩定不可缺少的因素，指出無精神信仰、無神論導致的心靈空虛、急功近利追求現實享受也是加劇社會不穩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他說，如能提倡人的精神信仰，提高人的道德水準，給人民多一些選擇信仰的自由，像西方發達國家那樣，或許更能有利社會穩定、國泰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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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如何才能真正穩定”研討會發言摘要
馮崇義：對于中國當前的形勢，有兩种几乎截然相反的判斷。一种判斷是崩潰在即、危在旦夕，這种判斷所提供的中國圖景触目惊心；另一种判斷与此相反：風景這邊獨好。中共十六大前后的傳媒，到處“唱支山歌給党听”，一派歌功頌德、歌舞升平的盛景。這兩种判斷都可以找到很多數据來“科學”地論證其正确性，但都有失偏頗。對中國問題与社會轉型的复雜性認識不足，低估了中國多种經濟并存的活力、大國經濟的周轉能量、當權者的統治術和中國民眾的耐性。第二种判斷則失諸輕浮。只要簡單對照朱鎔基1998年上台時那番慷慨激昂的豪言壯語和這兩年因為一個諾言也兌現不了而深感英雄末路的悲哀，便可知贊歌掩蓋不了的懮患。實際情形是，改革跟不上發展的步伐，引發1989年那場危机的种种矛盾一個也沒有解決，反而都普遍加深了。
李清：影響中國穩定的因素很多，我只對某些影響因素做一些簡要的分析。①農業問題。農民的窮苦、農業的危險、農村的敗坏，不是因為農民懶惰無能，而是來自無節制權力的壓榨。國內外的很多學者都認為中國的農業已經破產，由于中國農產品高于國際市場价格20％以上，入世貿之后，中國農業的處境更是雪上加霜。②失業問題。在中國，失業人數是專指中國城鎮的‘下崗工人’。而巨大的農村失業人數，從來沒人提。中國的農民沒有下崗的問題，因為他們從來就沒有上過崗。据亞洲開發銀行推算，中國農業從業人員4.99億，2002年中國農村實際需要勞動力1.9億，農村剩余勞動力至少在2億以上。這是一個十分可怕的數字。如此巨大的農業盲流人口將是中國的動亂之源。③腐敗問題。中國的腐敗是制度性腐敗。沒有民主的監督和制衡，腐敗問題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決。雖然中共也實施了很多防治腐敗的措施，但是全社會的各類腐敗特別是系統性、單位性、集團性的腐敗愈來愈嚴重，涉及的金額愈來愈大。胡鞍鋼去年在《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中介紹，在90年代后半期，主要類型的腐敗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和消費者福利損失平均每年在9875億－12570億元之間，占GDP總量的13.2%－16.8%。④兩極分化。中國社會發展的兩極分化已經是公認的事實。据經濟學家程曉農報告，中共已經放棄了全局發展策略，對內地農村和大多數內地城市實際上采取的是任其‘自生自滅’的態度，主要的政策和僅有的金融資源都用來發展几個‘櫥窗’，如上海、北京、深圳、廣州等几個大城市及其周邊地區。靠這些‘櫥窗城市’來吸引外資，而對其他地區則棄之不顧。
陳紅星：討論 “中國如何才能真正穩定”，首先應該思考的是 “什么的穩定?”,其次是 “誰的穩定?”, “有否穩定的可能和必要?” 我認為，中國走向真正穩定還是有其可能性和必要性的。
從兩組數字看：中國歷史發展的年輪規律性和上世紀后五十年的民主進程（兩個29年）。從春秋戰國到共和國成立，一千多年的歷史中，几乎重复著一個三拍的大循環：大規模戰爭 — 喘息過渡 — 安定繁榮，然后再循環。從循環規律上看，49年建立的共和國，應該是從安定走向繁榮的。建國后近30年，在歷史的長河中，僅是彈指一揮間。只要中國出現有魄力的明君，有雄才大略的將相，中國應該按歷史發展的正常軌跡，即逐步走向安定繁榮。
“十六大”后的胡錦濤表達了重視憲法，回避權力斗爭內耗等傾向。1992年10月，鄧小平的“南巡講話”后，中央制定的戰略是“穩定壓倒一切”，試圖以經濟增長換取政治穩定。遺憾的是，經濟發展帶來的貧富懸殊，工人下崗，農村剩余勞動力涌向城市，貪污受賄，等等一系列問題，如今都從經濟問題轉化成了政治問題，這些問題帶來的矛盾，已經不能簡單的用一般性技術性方法解決，而必須用政治的工程性方法來解決。而這些必須解決的問題包括：城市失業人口、農村人口向城市無秩序的轉移、權錢交易。這些問題，都是近10年來中國經濟體制轉型沒有配以政治制度改革帶來的必然產物。80年代末至今，中國在從公有制向私有制轉化的進程中，几乎沒有任何對權力和這一再分配過程的制約；沒有公眾及輿論的監督；沒有社會保障机制的配合，處于社會中下層的工人和農民自然會成為這一巨大變革的受害者。因而，他們也是社會不穩定因素的來源。也正因為如此，沒有了百姓的穩定，社會的穩定無從談起，政府的穩定也只能是一廂情愿。
穩定不應是統治者要求的一個社會結构，也不應是一小部分當權者和精英們感到的穩定，而是每一個社會公民都實實在在的感到經濟和政治的穩定。有這一切為前提，中國真正的穩定就到來了。
丘岳首：今天,在我們聚集一起探討中國如何才能真正穩定的時候,我想起約二十年前兩位學者金觀濤、劉青峰對二千多年中國社會周期性動蕩——回歸原態——動蕩的狀況所進行的歷史沉思和深刻反省。我以為，盡管中國的改革走過了二十几個年頭，兩位學者概括的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构并未打破，今日經濟表面繁榮的背后仍然潛伏著可能動蕩的深層危机。
我的危机感基于三個方面的思考：①執政党的極權性質未變。今天中國社會的轉型只是從極權社會轉入后極權社會，即執政党為了渡過合法性危机，避免政權崩潰失卻執政地位，不得不在經濟領域有限度向民眾開放，不得不收斂自己以往無邊界擴張的權力行為，把部分私人空間和自由還給民眾。但由于執政党不愿啟動危及自身利益的政治體制改革，不但民眾的私人財產權、選舉權、知情權、結社權、言論自由權至今無法以法律憲政予以确立保護，而且民眾已經擁有的少量的自由空間隨時也可能被重新剝奪。近日，中國政府不斷以煽動顛覆政府罪逮捕异見人士，正說明中國社會仍遠离法治，仍以執政党意志主宰社會的后極權本質特征。
中國執政党和政府的這种后極權性質，還直接導致經濟私有化進程中權力与資本的相互勾結，進而對公有資產的大量侵吞。政府官員的權力行為在不受反對派和傳媒監督的“黑廂”操作，同時，政府用強權繼續剝奪公民民主監督的參与權与知情權，控制壟斷和封鎖公共資訊，這就等于筑一條新路時在下面埋下了火藥。只要執政党和政府的極權性質不改，權力資本就將不斷毫無顧忌地蚕食公有資產和納稅人的血汗，蓄勢待爆的火藥就將越積越多。一旦經濟停滯不前或危机來臨，一旦真相無法掩蓋遮蔽，憤怒的火藥就將引爆。
②執政党和政府与人民的“內在緊張”無法消解。在良好的憲政國家，如我們身處的澳大利亞，政府和公民之間有一個由獨立司法、自由傳媒、民間社團、公共服務机构和教會等組成的緩沖區（Civil Society），有效地緩和協調著政府和人民之間出現的緊張關系。這個緩沖區的最大作用便是防止政府利用掌握的國家權力机器非法損害公民利益，同時也疏導民間對政府的不滿情緒。當公民利益被國家机器非法侵害時，可以通過代表自身利益的團體，通過傳媒回應政府，向政府施加壓力，直至通過法院狀告政府討回公道。但中國的法院和報社、電台、互聯网都在執政党和政府的嚴密控制之中，傳媒遵照中宣部規定定調，法院大案要案辦理以党的意志為准繩，以党的批示為依据，民眾事實上無結社的自由，連在网上發表自己觀點都會引禍上身，面對新權貴任意侵吞民脂而憤怒情緒無疏通渠道，積久便會以“惡”的形式噴發。這便是中國進入建國后第三次犯罪高峰期和黑手党蓬勃發展的根本原因。而在目前看來，中國執政党和政府仍未能明白到靠強控制無法真正消解人民和政府的緊張關系。
③后極權中國社會不具有應對經濟危机的良好机制。几乎所有發達國家的早期都經受了多次的經濟危机，中國也將不能幸免。問題是，市場机制比較健全政治體制比較完善的國家，在選擇和出台新的國家政策，甚至于部分或整個更換政府內閣來應對危机時，社會也能保持大體的穩定。中國則不然。首先，極權統治排除多党輪流執政，也就排除了不同國策政綱多种選擇的可能性；其次，強控制下壓抑著其他諸多方面的危机，都將在經濟危机的触發下一并爆發，造成難以收拾的局面。所以，極權統治者應對危机和憤怒民眾的辦法通常只有一條，即出動坦克，鋌而走險，從而將國家民族拖向災難。
張曉剛：我認為，“將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之中”根本就是個偽命題。這是因為，在任何社會任何時期，從來都是充滿各种矛盾、糾紛和沖突的。就社會矛盾和對立的存在、揭露和變動而言，談論靜態式的“穩定”是沒有意義的。真正值得探討的，是一個社會是否有足夠的宣泄口，是否有合理的机制使社會矛盾得以自然的紓解与消散，而不是積累与匯集。就以澳洲來說吧，象勞資糾紛、貧富差异、城鄉區別、种族偏見、党派分歧、政府更替、森林砍伐、環境問題、槍支管制問題、机場噪音問題、中小學教育問題、船民和黑民問題、向土著道歉問題、毒品合法化問題、……，都是常常引起全社會爭論的問題。而各种各樣的示威游行，更是司空見慣，偶爾場面還會十分火爆，如有關反對全球化的游行等。然而在澳洲，“穩定”并未因此而成為問題，也不見人們因此而擔心、呼吁甚或談論“穩定”。這正是因為澳洲的确存在化解沖突、危机的机制。
首先，公民社會自發自治的民間力量、社區團體為社會矛盾提供了釋放和消散壓力的緩沖區，并完成大量的社會工作，而根本無需政府公權力的介入。例如，工會的存在和勞資談判，使勞資糾紛往往在“萌芽階段”就得以及時宣泄、溝通和妥協。還有，救世軍等宗教、慈善團體的民間互助救濟貧困等工作，也是一個例子。同時民間百姓由于有更多的机會和選擇尋求精神寄托或實質幫助，較少會因無助而挺而走險。
此外，多元的傳媒、獨立的司法、定期的選舉等，都是防止矛盾激化強化的因素。如果沒有矛盾宣泄、化解机制，卻一味地片面強調“將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之中”，就猶如在高壓鍋爐上消滅一切排气孔，就猶如以掩閉雙耳來消滅鈴聲：所要消滅的，并不是“不穩定因素”自身，而是“不穩定因素”所引起的表面征象。以強力壓制來維持穩定，雖然能暫時地掩蓋“不穩定因素”的表征和推延社會危机的爆發，但同時也將使社會矛盾得以積累、匯合，從而激化強化，最終突破壓制的極限而一發不可收拾，造成整個社會的崩潰、解體和動蕩。而這正是普通民眾所擔懮的那种“不穩定”。
馮崇義：中國人曾經慶幸沒有遭逢蘇聯東歐那樣的社會經濟危机。但是，他們經歷了“休克療法”的陣痛，已解決了深層次的體制矛盾，相繼走出谷底，在良性循環中穩步前進。反觀中國，腐敗成風、呆帳成山、失業如潮，特別是至今仍為轉型難題所深深困擾、捉襟見肘，穩定和發展兩件大事都令人懮心如焚。
平心而論，中共政權并非無可救藥， 特別它近來又無不及時地提出了“与時俱進”的口號。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面臨三大世界潮流：市場化、民主化和全球化。中共在“改革開放”旗幟下，市場化至少走了一半，全球化走得更遠、正在全面推進，最難的是民主化，因為直接危及既得利益。問題在于，中共能否真的“与時俱進”，以大智大勇來履險犯難，完成政治、經濟和社會大轉型的重任。
必須清醒認識的是，中國的現行制度絕沒有逢凶化吉的特异功能。從根本上說，它是蘇聯東歐試行不通的市場社會主義體制，從未有過成功的范例。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早就結合蘇聯東歐的實踐從理論的深刻地論證了這种體制的內在危机：半心半意的市場化改革破坏原來的“党政官僚調控體系” 和行政紀律；而原有政治體制和官場的保存又使“市場調控體系”及其公平競爭优胜劣汰等基本的市場原則無法貫徹到底。改革半途而廢，市場紀律与行政紀律兩杆子同時插不到底，混亂無序的后果可想而知。
中共中央新的領導班子是否有能力和魄力開創新局面，前景未可樂觀。新的領導班子依舊是几乎清一色的的技術官僚，理論修養有限，沒有證据顯示他們有開創新局的治國能力和治國理念。而技術官僚以技術手段來對付和處理制度（體制）方面的難題，江、朱等人可以說是走到了極限。就他們的教育水平而言，并不難認知中國目前种种險象和亂象之背后，是體制上的深層矛盾。要化解矛盾、化險為夷，只有硬碰硬一途可走。應急之舉有兩大項：一方面是義無反顧地將市場化改革進行到底，最迫切的是徹底改造金融體系，避免金融危机，并使資金這稀缺資源得到合理配制，創造就業机會來緩解失業；另一方面是通過進一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來建立真正穩定的社會政治秩序，理由就在于唯有打破權力壟斷才可以有效治理結构性腐敗、才可以實現起碼的社會公正并平息怨憤、才有可能通過政治參与來換取民眾對改革代价的承擔意愿。
李清：一般來說，他們不象西方有些民族那樣，為了什么民主、自由之類的問題去擔風險跟當政者過不去。甚至，即便窮一些，只要還能過得去，他們也不會輕易反抗。但是，什么事都得有個限度。近年來，從農村到城市，民眾的局部反抗不斷發生，而且頻率越來越高，規模越來越大。引起他們強烈不滿的主要原因是經濟不平等、極度的貧困和腐敗。面對自己日益惡化的處境，面對日趨瘋狂的掠奪和腐敗，面對不斷擴大的不平等，他們已經忍無可忍。為了緩解民眾的不滿，胡鞍鋼、王紹光等人建議政府應該設法減少經濟不平等的程度，負責地解決民眾的疾苦。而康曉光則認為政府不會真正去解決問題，原因是由于中共政治體制的本質缺陷使得這些問題根本無法得到解決。他相信，政府目前的理性選擇就是精致地控制不滿和嚴厲地鎮壓反抗。因為，大眾只能發起分散的、短命的、局部的行動。這類反抗雖然此起彼伏，但只能給統治者制造一些麻煩，卻難以對政權造成致命威脅。康曉光坦言，這樣的統治是不義的，但是即便不義還是可以維持下去的，只要以更殘酷和更精致的方式將所有的不滿和反抗鎮壓下去。在康曉光的實證描述中，威脅穩定的群體是中國普通的工農大眾。維持穩定就是鎮壓大眾。誰都知道他們不是坏人，他們的要求也是正當的、合理的。但是，為了政權的穩定，必須堅決予以鎮壓。要知道，濫殺無辜，不是一個簡單的對与錯的問題，而是一种反人類的暴行。一切有良知的中國人以及中國的普通大眾真的需要這樣殘酷、不義的穩定嗎？
丘岳首：我認為對中國可能出現印尼式動蕩的警告不是空穴來風。為什么說是印尼式？因為極權統治者蘇哈托犯過的錯誤，今天中國執政當權者也正在犯——以為經濟發展就能穩住政權，以為党產雄厚就耐得起腐敗。蘇哈托在創造了一段經濟繁榮時，其家族貪污侵吞了大筆國家資金，當民主浪潮席卷全球之時，缺乏民主傳統的印尼民眾以暴亂的形式結束了蘇哈托的極權統治，也給國家留下了深深的創傷。
鑒于血的教訓，我以為中國執政党無任何理由再拖延政治體制改革。首先，中國已經在改革的河里摸了二十几年的石頭，后極權社會的所有弊端都已浮出水面，再不從體制根本上整治權力腐敗，印尼式動亂無可避免。第二，人民在擁有少量的自主權后已創造了一定財富，已經大體上解決了溫飽生存問題。國家外匯儲備按官方統計也達到了二千八百億美元，在一定程度上經得起政治體制改革的風險。第三，一大批在舊意識形態中浸淫得太久的掌權者也已退出決策權力机构，從而減輕了政治體制改革必然要遭遇的阻力。
歷史到今天為中國社會提供了一次掙脫“超穩定結构”的契机，就看中國執政党是否愿意真正与時俱進，脫胎換骨成為与現代文明社會相适應的現代政党，果斷盡早啟動政治體制改革。在我看來，改革就如修一條坑坑洼洼的路，一定在一段時間內影響交通，但我們不能為了一時的交通程序就讓這條路越來越爛下去。越早動手，成本越低。
王功標：中國穩定的問題，已經談論許多年了。鄭義從日趨惡化的生態環境入手分析，結論是中國在不久的將來，將毀于生態環境。而生態環境惡化的根源是中國當下的體制。生態環境對中國的威脅，并非聳人听聞。中國要長治久安，其實只有一條路，就是政治體制改革。一句話，不還政于民，就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的穩定。
巴頓：中國共產党以反飢餓、反迫害、爭民主、爭自由、推翻專制獨裁，建立民主共和為號召，贏得了老百姓的信賴，奪得了中國大陸的政權。然而不幸的是毛澤東在建國不久便拋棄了人民，背叛了民主与自由，以自己狂妄的空想、專橫的獨裁、欺騙与愚弄老百姓，最終將老百姓置于水深火熱之中。其殘害之烈，超過了建國之前。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及其繼任者由于种种原因未能隨之啟動政治改革，以實現革命先烈們的，也就是中國共產党建党之初的本質追求：在中國實現民主政治，還政于民，將中國建成老百姓的樂園。至今已經嚴重阻礙著各項事業的發展。正如有人所言，當前的中國可以說正處在一個活火山的噴口上。
有人會說，當年是以文革的慘烈代价使共產党終于接受了教訓。那么，是否在今后也非得再來一次浩劫，才能使中國的執政党再次接受慘痛的教訓呢？在座的諸位都是澳洲的國民，已經享受到了丰盛的民主与自由，不愁吃、不愁穿，我們為什么還要苦苦地坐在這里討論中國問題？是不是庸人自擾、咎由自取？非也。因為我們在中國出生長大，盡管也吃了不少苦頭，我們卻始終熱愛著我們的祖國，我們的母親。我們希望我們的同胞也能夠和我們一樣過著自由的、沒有恐懼的、民主的、可以任意選擇公仆的、享有人權的、不必擔心因為沒有送禮就會動輒得咎的安宁的生活。
秦晉：我簡單說兩點，第一，中國目前的穩定究竟對民眾是否有好處？第二，我非常贊同中國問題研究基金會要与中國執政党和政府溝通聯系的真誠態度。溝通才能有一种良性互動，希望中國政府能理解廣大海外華人愛國之心。
丘岳首：最后，作為民間理論界的團體，我以為我們除呼吁敦促中國執政党和政府盡快果斷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外，更重要的是對中國的現狀与未來做更深入的調查研究，以便于我們能有更強的理論實力去向中國執政党和政府施加輿論壓力，以便于我們在未來某些重大事件發生時能有將局勢引向理性發展的理論准備，以便于我們能有可操作的實質构想去直接參与介入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大業。@(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