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3日訊】“鯰魚效應”典出挪威：挪威人喜食鮮活沙丁魚，偏偏沙丁魚慣于在半死不活中自溺，漁夫就在沙丁魚槽中放兩條凶悍的鯰魚，沙丁魚在逃避鯰魚的追逐中生猛起來。
日本人把這個效應用于公司，對辦事效力逐漸低下的部門，老板就調進几個新員工，使部門里形成新的競爭，以此恢复老員工的活力。
到了當下中國，這個訣竅更被大手筆地發揮出來。如果絕大多數中國人是奄奄一息的沙丁魚，中共就是操縱他們生殺大權的漁夫，為了讓“沙丁魚們”忘記誰是真正的屠夫，“漁夫”就為他們制造了兩條鯰魚，其中一條是美國，另一條是日本。
因為日益加劇的各种社會危机，使中國成為隨時爆發的一座火山，嚴重地威脅著中共的統治。想紓解內懮又不触動自身，最好方法莫過于制造外患，美、日正好是最理想的人造“敵國”：前者有南斯拉夫使館被炸事件做由頭，后者本有世紀宿仇，更可讓民族主義老調不時翻唱新曲。
“對日新思維”掀風波
骨子里中共不僅不敢和美、日交惡，還處處對他們委曲求全，因為他們不單是中國的兩個最大貿易國，而且也是先進科技的主要源泉，可以說是中共名副其實的“維生素”。中共對日本的心態尤為微妙，因為与美國不同，日本很少在人權等問題上為難中共，六四后第一個解除對中共的制裁，也從不支持和庇護反對中共的民運人士。中共很需要這樣的“友邦”，甚至奢望日本疏遠盟友美國來靠攏自己。
也許想試探這种意向的可能性，《戰略和管理》接連發文，提出處理中日關系的新觀點。先是馬立誠的《對日關系新思維》，他以自己的訪日體驗建議：中國不要過多糾纏歷史問題，應該翻開新的一頁，彼此面向未來偕同共進。中國人民大學的時殷弘教授隨后呼應，撰寫《中日接近和“外交革命》，強調通過中日親善，增加對美國的外交杠杆，促使美國政府改善對華態勢。
馬立誠當時是《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其言論被認為有官方背景，日本朝野極為關注，并對馬、時兩文一片叫好，還邀請時殷弘訪問日本。不料，經過中共的長年煽動，海峽這邊的“民族主義”已成一鍋熱油，“新思維”這注水潑進去，立即啪啪炸開來，各种評論加謾罵聲討，使反日情緒事与愿違地進一步高漲。
接著日本意欲用新干線參与“上海——北京”的鐵路建設，還沒正式投標競爭，就有二万多中國人在网上簽名反對，至于和德、法的快速列車相比，日本新干線的价格質量如何已全然不論了。赶巧日本侵略軍當年埋在齊齊哈爾地下的毒气彈破裂外泄，造成四十多人受傷一人死亡事件，又給抗日烽火添了几捆干柴。事后日本政府回避“賠償”兩字，准備用一億日圓（約八十五万美圓），(以“慰問金”的方式安撫受害者，又有人發起征集一百万网民簽名抗議。
避重就輕地義憤
這种由某些傳媒和网絡展現的抗日烽火，無論如何熊熊燃燒，一眼就看出其中演示和起哄的成份居多，頗似几年前向穿疑似日本軍旗服的趙薇潑糞的那個男子。試想如果趙薇是拳擊手或持槍的軍人，他敢作這番“英勇”壯舉嗎？
這事件就成了象征——穿疑似日本軍旗服的趙薇是日本，投糞男青年就是絕大多數的“愛國反日”人士，因為對他們來說，理虧的日本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
所以大多數“愛國反日”人士義憤日本人在六十年前的戰爭中留下的罪行；卻忽視眼皮底下的累累人禍。就在發生毒气彈事故的同時，僅8月11日至18日的8天時間里，山西連續三次特大瓦斯爆炸，造成了97人死亡、1人失蹤；接著福建某炮竹厂爆炸死傷几十人；河南某地幼儿園院牆倒塌造成七人死傷；還有南京一男子以自焚抗議政府強行拆遷，一死几傷；安徽一農民因同樣原因在天安門前自焚。很明顯，造成這些災難的原因更值得“愛國者”譴責，但他們知道“人民”政府是不好惹的，連報道這些坏消息都禁止，豈可亂說亂動。所以組織抗日簽名的“代表”知趣地申明，他們是向日本表達中國民間的正義呼聲，而不是引發對自己政府的過激意見。
結果，同樣是傷亡，死于日本人毒气彈的中國人，不僅自己可以起訴日本政府，還得到秉持道義和良知的日本律師支持：由三百名日本律師加入、長年幫助中國戰爭受害者与日本政府打官司的“中國人戰爭受害索賠要求日本律師團”代表已來中國，他們表示一定要為受害者追究日本政府的責任，并根据日本法律尋求賠償討回公道。而死于自己政府之手的中國人，几乎得不到自己同胞的援手，只能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中成為死不暝目的冤魂。
里外不是人的“主人”
即使“愛國抗日”，也不過是響徹云霄的口號，真地面對日本人時，哪怕在自己的土地上，也難見与它對應的精神。
由于大多數日本人來中國或是辦企業，或是旅游觀光消費外匯，都被中國人奉為上賓。所以在中國工作的日本人，很快就知道了中國是怎樣一個國度，因此個別日本老板會為所欲為，辱罵甚至毆打中國民工，再現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紗厂欺凌中國工人的鏡頭。
不久前上海還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日本某公司的代表和几個日本同事去一家飯店吃火鍋，他們酒后生事，調戲中國女服務員，坐在一邊的兩個中國男青年去阻止，雙方打起來，日本人臉上被打出了血。警察來后，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兩個中國人抓起來，不管他們如何解釋，警察說他們打傷了國際友人，敗坏了中國的聲譽，給兩人戴上了手銬，讓他們等待發落。還是日本人第二天酒醒了，來派出所道歉，才放了那兩個青年。
當年上海的外國租界里，中國人和日本人鬧糾紛，洋巡捕還先問個青紅皂白。今天，已“解放”了五十几年的中國人，和日本人發生爭斗時，卻先挨自己警察的扳子。
肇事的日本人后來對那位中國青年說：“我到中國三年了，我所遇到的中國人，對我們日本人都非常客气，我們說什么就是什么，一個個如同我們的奴才一般，男人的沒有。您算例外。”
因此在激昂的“愛國反日”的外表下，中國人的內心早就絕望，許多人与其在自己的國家做二等公民，不如到日本去當二等公民，所以不擇手段地蜂擁而去，甚至冒著葬身魚腹的危險偷渡。更有人在日本違法被逮住后向警察表示：宁可在日本坐牢，也不愿被押送回中國，如果刑滿后可以讓他們留下來。
中共挑起的內斗是禍根
那些要求民間賠償和去“保釣”的人也應追責：毛澤東為什么可以專斷放棄對日戰爭賠償，使中國人對日的任何賠償要求至今“名不正言不順”；鄧小平為什么能夠擅自決定擱置釣魚島爭議，使釣魚島實際上已處于日本疆域？日本的國家領導敢作類似的決定嗎？
找到了這些問題的答案，你就知道中日糾葛的症結在哪里。
十年前我在日本，去一家公司打工時，遇到一個七十多歲的看門老頭，他是前侵華士兵，說到那次戰爭，我們發生了爭執。他說，“不是日本要侵略中國，實在是你們國家內亂不止，所以我們去幫助你們統一。”最后他雖然被我駁得啞口無言，但老臉上的癟嘴仍然倔地噘著。
他怎么會心服口服呢？就在說這話的前不久，中華民國駐日使館一九六一在日本買下的一座“光華寮”，在一九八七年大阪高等法院依据國際法裁定歸屬管理著台灣的中華民國后，中共仍然不依不饒，又是發社論，又是通過外交途徑向日本交涉，抨擊日本搞兩個中國。中共一邊說“台灣同胞”，一邊“兄弟牆”，哪怕一幢房子也寸步不讓，不過是爭一個正統的名分。一如毛澤東慷慨地一筆勾銷戰爭賠償，以此從國民党手里奪回和日本的建交權，還向日本人證明：只有共產党政府才有“放棄權”。
直到今天，中共不顧百姓的死活，傾注不多的財力不斷提升軍力，為解放台灣做准備，還用金彈銀彈去收買小國，封鎖台灣的生存空間，逼得台灣以牙還牙，內斗得兩敗俱傷。最可笑的是，每次中共領導人出訪或是接待外國領導人，都要逼人家表態“承認台灣是中國（其實是中共）的一部分”，一天到晚要求別國斷自家是非的中國人，除了羞恥哪里還有什么尊嚴。
真正的愛國者應有此醒悟
百万“愛國”人士在网上虛擬抗日，是支持和增加政府与日方關于化學武器談判的籌碼。可惜熱面孔貼冷屁股，一旦返回現實，哪怕組織几十個人的抗日集會，都無法獲警方批准，還被扣上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嚴重破坏社會秩序” 的罪名。
所以真正的愛國者，在對抗外國的“威脅”前，應當先索回被自己政府剝奪了的公民權，切勿陷入民族主義誤區。你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之時，就是中國人民真正站起來之日。
原載《爭鳴》第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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