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日訊】按：此信之發出，背景複雜。一者，此間中國變動極其異常：江西、福建、浙江的解放軍野戰部隊、導彈部隊頻頻調動，進入二級戰備狀態；江蘇、福建、浙江之外30海浬的海軍演習規模巨大；廣東、廣西、河南、湖南、重慶空軍部隊低空演習異常；上海周邊地區空軍巡邏頻繁；陝西、四川、安徽兵工廠生產、運輸加倍；北京雷達車在小路來往行駛異常。二者，與武力攻台相對應的鎮壓民間力量之舉已愈演愈烈。貫穿起來看，有其連貫性，即「武力攻台，不惜一切代價」，此種代價不僅包括大陸和台灣經濟的受損、生命財產的毀滅、與其他國之國際關係的緊張，當然也包括藉此時機對大陸（甚至對香港）各種民間力量的統戰和剷除，為可能爆發的台海大戰掃除異議，鞏固戰前、戰中、戰後的利益分配和中共威權。以這個角度來講，此戰絕非簡單的「主權統一之戰」，乃是「萬權歸一（黨）之戰」。在這「白色恐怖～紅色恐怖」的過程中，別說杜導斌，即便是某些官方重要人士也可能被捕入獄（軍閥混戰不是沒有可能），我楊銀波更是自不待言。故留下此信。
3107萬重慶公民：
見信好。歷代重慶英雄，如巴蔓子、趙智鳳、明玉珍、楊滄白、盧作孚、楊公、趙世炎、何其芳、王樸等輩，比之100年前慷慨赴獄的重慶著名異議人士——鄒容，都顯得不甚了了。我今天這封信的來意，就是希望你們在讀完這封信之後，能夠理解、善待和幫助那些即將被捕入獄的重慶異議人士。他們歷年來洞察中國、洞察重慶、對抗特權、對抗專政，在接下來的5年時間內可能有一些你們意想不到的磨難和坎坷，我希望你們能在這個最亂（外亂與內亂，民間亂與官方亂）的5年時間內儘可能地像對待鄒容那樣地對待他們。如果你們曾經行走過重慶的鄒容路，踏足過重慶的鄒容廣場，瞻仰過重慶的鄒容烈士紀念碑，閱讀過鄒容的《革命軍》，那麼，就請你們和我在此時此刻一起來感受鄒容當年的牢獄之災，一起來體會當今「鄒容們」可能即將面臨的牢獄之災。二者雖遙隔百年，但歷史輪迴，精神同一，誠請3107萬重慶公民共視之。
1894年11月24日，興中會在檀香山成立；1918年5月21日孫中山離開廣州，前往上海，護法運動失敗。1894年11月24日～1918年5月21日，這24年就是辛亥革命的全部時間。在這24年裡，1903年5月在上海大同書局出版的《革命軍》乃是中國革命史上傳播最廣泛、影響最深遠的第一書，此書出自一位年僅18歲的重慶少年之手，此少年便是鄒容。1904年，孫中山在美國舊金山印《革命軍》11000冊，在美洲華僑中散發。1906年，孫中山叫張光福再印《革命軍》20000冊，在南洋華僑中散發。《革命軍》出版以後廣為流行，並多次以《革命先鋒》、《救世真言》等書名翻印。根據章太炎的回憶，《革命軍》曾經印行過20多次，共計110多萬冊，占清末革命書刊總銷售量之第一名。孫中山在《革命原起》中說：「《革命軍》一書，為推滿（反清）最激烈之言論，華僑極為歡迎，其開導華僑風氣，為力甚大，此則革命風潮初盛時代也。」魯迅在《雜憶》中說：「清末的一些詩文，倘說影響，則別的千言萬語，大概都抵不過淺近直截的『革命軍馬前卒鄒容』所做的《革命軍》。」
1983年，周永林大量蒐集鄒容的文章、書信和演說，在重慶出版社編輯成《鄒容文集》出版（正是這一年，我剛剛出生）。《鄒容文集》，乃是我少年時期最愛閱讀的書籍。此書到今天為止，已經陪伴了我整整十年，可以說是我所讀過的所有書中珍藏最久、閱讀遍數最多的一本書。鄒容比我早生98年（出生於1885年，重慶巴縣夫子池洪家院），1905年他死於獄中的時候，只有20歲，其時與我現在的年齡一樣大。他短短20年的生命極不平常，經歷了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馬關條約》、《辛丑條約》。10歲，他便熟讀《四書》、《五經》、《史記》、《漢書》，稍後接觸了《天演論》、《時務報》、《渝報》、《蜀學報》等書刊。12歲，因試題生僻，他頂撞主考，被父親鄒子璠責打，但他並不服氣，向父親申辯說：「臭八股，兒不願學；滿場，兒不愛入；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事後，鄒子璠雖迫令他進入重慶經學書院繼續接受儒學經典的教育，但他仍不就範，在書院「指天畫地，非堯舜，薄周孔，無所避，攻擊程朱及清儒學說，尤體無完膚」。因此，他被重慶經學書院開除。13歲，他在重慶向成田安輝、井川辰三學習英文和日文。同年，戊戌維新運動遭到扼殺。他得知譚嗣同等「六君子」伏屍都門的訊息，不勝憤慨，在譚嗣同的遺像前題詩悼唁：「赫赫譚君故，湖湘士氣衰。帷冀後來者，繼起志勿灰。」
16歲，他到四川成都考留國學生，成績良好，主持此次考試的候補知府李立元領著他晉見四川總督奎俊，奎俊對他「勉勵數語，旋命歸渝治行裝，於八月中旬同往日本」，但就在他即將臨行的時候，一批士紳官吏對其詆譭「聰穎而不端謹」，他被除名。第二天，他排除父親的刁難，從親戚處借得路費，克服了旅費的困難，從重慶出發，乘船順長江而下，經過上海，自費到達日本東京，留學於同文書院。在留學期間，「凡遇留學生開會，（鄒）容必爭先演說，犀利悲壯，鮮與倫比」，倡言對待清皇朝，「不變法當革，變法亦當革」。18歲，他和張繼等人衝進清政府駐日陸軍監督姚文甫的公館，指著通姦之事被揭穿的姚文甫說：「縱饒汝頭，不饒汝發辯！」語音未落，便把姚文甫的辮子剪斷。後來他被通緝，但他毫不畏避，經同學勸告，才離開東京到了上海。到上海後，他加入愛國學社，併發起成立中國學生同盟會。在此期間，他結識了蔡元培和章太炎，並於1903年5月在上海大同書局出版《革命軍》，章太炎為之撰寫序言。同月，上海《蘇報》轉載《<革命軍>自序》，他在自序中用「革命軍馬前卒鄒容」作為筆名。1903年6月，《蘇報》發表了章士釗的《讀<革命軍>》和章太炎的《介紹<革命軍>》等文章，並為該書特別刊登了廣告。章士釗讚歎《革命軍》「去世襲君主，排貴族特權，覆一切壓制之策，此誠國民教育之第一科教書」；章太炎評價《革命軍》「驅除滿族，光復中國，筆極犀利，文極沉痛」，主張將此書「普及四萬萬人」。
《革命軍》如同一顆落在清政府頭上的重磅炸彈，不僅對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也使清政府驚恐萬狀。於是，1903年6月29日，在清政府的要求下，上海租界工部局發出對章太炎、鄒容、陳范等人的拘票。當天上午，上海租界工部局到《蘇報》館捕人。程吉甫被帶走後，陳范連夜走避，並讓兒子陳仲彝到愛國學社向章太炎示警，章太炎說：「諸教員方整理學社未竟，不能去，坐待捕耳。」6月30日，等到巡捕來時，章太炎自指其鼻：「余皆沒有，章炳麟是我。」並說，「革命沒有不流血的，我被清廷查拿，現在已經第七次了。」當天，章太炎、陳仲彝及辦事員錢寶仁被捕。鄒容當時本已藏匿在上海虹口一個外國傳教士處，得知章太炎被捕，不願章太炎一人承擔責任，便以臨危不懼、大氣凜然的英雄氣概，於7月1日徒步到上海租界四馬路巡捕房主動投案，決意慷慨赴獄，自稱：「我是鄒容！」於是，鄒容也被收監。按照租界的舊例，案子未定之前不能封禁報館，《蘇報》主筆章士釗因與清政府派來辦案的江蘇候補道俞明震有師生之誼，未被列入拘捕名單，因此《蘇報》照舊出版，並繼續疾呼「革命排滿」。清政府自然不甘心，便串通美國領事古納簽發封蘇報館令，7月7日《蘇報》館被封。
1903年7月15日，上海租界會審公廨第一次會審「蘇報案」。開審後，原告律師古柏宣讀《控告蘇報條款》，控告《蘇報》館、章太炎、鄒容等「大逆不道，煽惑亂黨，謀為不軌」，並從1903年6月以來《蘇報》發表的言論中羅織罪名。章太炎直言：「不認野蠻政府！」鄒容只承認：「《革命軍》一書乃我所作！」其他的甚麼也不說。庭審完畢，章太炎詩從口出：「風吹枷鎖滿城香，街市爭看員外郎！」7月21日午後，會審公廨第二次會審「蘇報案」。原告律師古柏以「另有交涉」為由要求改期，被告律師博易反對，他說：「原告究系何人？其為政府耶？抑江蘇巡撫耶？上海道台耶？本律師無從知悉。以堂堂中國政府乃訟私人於屬下之低級法庭，而受裁判乎？」原告律師無言以答。1903年12月3日，會審公廨成立「額外公堂」，由上海租界方面與上海縣令會同審理「蘇報案」。12月7日，代表清政府參加會審的上海縣令汪瑤庭擬定的判決為：「章太炎、鄒容永遠監禁。」但受到英副領事的牴觸。12月24日，汪瑤庭不顧上海租界工部局，在會審公廨「額外公堂」宣佈：「章太炎、鄒容故意污蔑今上，排詆政府，大逆不道，慾使國民仇視今上，痛恨政府，心懷叵測，謀為不軌，應予永遠監禁。」公使團對此持有異議，這個判決未能生效。雙方僵持了兩三個月。
在輿論的壓力下，1904年5月21日，會審公廨「額外公堂」終於作出判決：「章太炎監禁三年，鄒容監禁二年，罰做苦工。」「蘇報案」到此結束。清政府本擬藉「蘇報案」以興大獄，殺害章太炎、鄒容等一竿革命人士，使參與愛國學社、張園集會、拒法抵俄等活動的人們畏懼後退，並遏制《革命軍》、《駁康有為書》、《蘇報》等反清書刊的流行。因此，它不惜放棄歷來矜持的天朝體統，僱請律師，作為原告一方，在上海租界與章太炎、鄒容公堂對簿。孰料事與願違，「蘇報案」荏苒經年，本身就成了一次持久的反清革命宣傳，《駁康有為書》、《革命軍》及其他革命書刊，流傳更廣。此案令清政府顏面掃地，正如孫中山後來這樣評論：「清廷雖訟勝，而章、鄒不過僅得囚禁兩年而已。於是民氣為之大壯。」
章太炎和鄒容入獄後，1904年5月28日，章太炎寫《獄中贈鄒容》：
鄒容吾小弟，被發下瀛洲。
快剪刀除辮，干牛肉作餱。
英雄一入獄，天地亦悲秋。
臨命宜摻手，乾坤只兩頭。
鄒容即賦《獄中答西狩》相唱和：
我兄章枚叔，憂國心如焚。
並世無知己，吾生苦不文。
一朝淪地獄，何日掃妖氛！
昨夜夢和爾，同興革命軍。
此二詩均可見二人臨危不懼、勇於獻身，對前途充滿信心的高尚情操和英雄氣概。與之相對比的是，鄒容在獄中受盡獄方凌辱，身體受到殘酷虐待。當時同在獄中的章太炎在得知鄒容病後，曾數次要求獄方為其診治或為其購買藥物，均遭到拒絕。長此以往，1905年4月3日（距鄒容出獄只有兩個多月），在一個冷風細雨的早晨，鄒容突然去世。鄒容去世後8個小時，獄方纔通知章太炎，章太炎撫屍痛哭。鄒容死時沒有瞑目，口流鮮血，因為鄒容死前曾服用過上海租界工部局醫生送來的一包藥，所以很多人懷疑鄒容其實是被毒死的。鄒容死後，上海租界工部局竟將鄒容的屍體棄置於獄外的牆根下，後由《中外日報》館所收殮。
1905年4月5日，由中國教育會出面，在上海愚園為鄒容召開追悼大會。4月6日，在愛國女學校商討善後事宜：在當時清政府的淫威下，連能夠妥善安葬鄒容的一塊墓地也難以尋到，只好將鄒容的靈柩暫厝於上海的四川義莊會館。1906年，鄒容的戰友、曾一起留日的革命黨人劉季平回國後，得知鄒容去世的消息，深感不安，他不顧清政府的查究，冒險將停放在義莊會館的鄒容靈柩偷偷運回上海華涇鎮自己的住宅黃葉樓旁，並擇一空地安葬了鄒容。蔡元培特別撰寫墓碑碑文，國民黨元老於右任親手書寫。墓碑基地四周松相環繞，墓呈圓形，專門建有碑亭。1907年，章太炎在日本《革命評論》上發表《鄒容傳》，引起轟動。辛亥革命勝利後，孫中山鑒於鄒容的卓越功績，於1912年2月22日召開了烈士追悼大會，並親臨會場送了祭文。會後，以臨時大總統的名義，下令追贈鄒容為「陸軍大將軍」。之後，吳玉章、黃復生、李肇甫、朱叔癡等40餘人，又聯名要求對鄒容遺屬給予優撫，得到孫中山照准。嗟乎！鄒容之於重慶，猶如孫中山之於廣東、章太炎之於浙江、陳天華之於湖南，彼時國難當頭，志士橫起，前仆後繼，真可謂：英雄會心，只在生死之間。
是故，重慶後生楊銀波謹以此文，特別紀念鄒容慷慨赴獄100週年（1903年～2003年），並願作其後繼之輩，是為記。
──原載《議報》(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