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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3月7日訊】在美國伊拉克對決的時候，中國的立場是什么？大國有大國的立場，小國自然也在調整立場，唯獨中國沒有明确的立場。所以有人說，中國既非大國，也非小國，而是“迷失”國。就是說，在复雜的國際關系中，中國的決策有點迷失了自己的方向的味道。盡管中國一直在表明自己的立場，但這個“立場”是什么，誰也說不清楚。當各個國家根据自己的國家利益來應對目前的國際情勢的時候，不知道中國的行為是基于怎樣的“國家利益”。
中國希望有自己的選擇，但在目前的形勢下，中國實際上的選擇并不多。很顯然，中國并不能充當世界領導。既不能充當支持美國的領導，也不能充當反對美國的領導。中國沒有什么能力來抵抗美國的行為，這是客觀的一面。但更為重要的是主觀方面的原因。中國領導人總體的目標是和美國交往，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美國是中國外交戰略中的“重中之重”。很長一段時間以來，領導層已經認定和美國的“友好”是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的。
如果“親”美合符中國的國家利益，那么為什么領導層不能站出來完全和美國站在同一條戰線呢？這里有很多的因素。首先是道義的因素。盡管中國并不認同伊拉克的專制政權，但對美國處理伊拉克的方法也不那么認同。其次，即便如果中國完全站在美國人的一邊，美國人也未必會領情。美國可能為了一時的利益，爭取中國方面的支持。但對和中國建立長期伙伴關系，美國人一直是遲疑不決的。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并不會因為得到和中國的合作而來滿足中國方面的要求，或者放棄一些其它方面的利益。
既不能公開“親”美國，也不能公開“反”美國，中國所能做的就是搖搖擺擺地走一條并不見得容易的中間路線。這就是中國目前在伊拉克問題上的所謂的中國“立場”。具體說來，中國支持法、德和俄羅斯，反對美國國際事務上的單邊主義，要求美國在聯合國安理會的支配下來解決伊拉克問題。當然這种立場也被高層一直所重視的“和為貴”的理念所合理化了。
應當說，每當面臨這樣的國際環境，每一個國家都會面臨一個困難的選擇。如何做這樣一個選擇呢？就其根本說來，就是要從基本的國家利益出發。但領導人對國家利益的解釋和認識是不同的。從一個角度來說，中國現在的這种中間立場有其合理的地方。領導人的焦點還是在內政，是國家的現代化，他們并不想在外交事務上花很大的精力。外交的任務只是尋求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為內部建設服務。所以，在領導人那里，“和為貴”不僅有國際政治層面的意義，而且對中國的內部建設的意義也極其重大。
問題在于，目前的國際情勢迫切要求中國有自己的鮮明的立場，中間路線的選擇并不見得符合中國長遠的國家利益。在國際政治上，當然是朋友越多越好，敵人越少越好。但是，國際斗爭的現實是必須選擇一些國家為敵人，而另外一些則是朋友。特別是象中國這樣的大國，這种選擇是不可避免的。自改革開放以來，領導人為了內部建設，在國際事務上基本上走的是中間路線。這一路線的确為中國贏得了很多的和平時間來搞國內建設。現在領導層還是一如既往，不想深深卷入國際事務，其用意是可以理解的。問題是現實的國際形勢不容許中國這樣去做。美國不容許中國這樣，其它的小國也不容許中國這樣。從長遠來看，中間路線是兩頭不討好，最終會破坏中國國家利益。
應當搞清楚，法、德、俄羅斯等國反對美國的做法并不是出于對伊拉克的“道義”，出于對伊拉克的支持，相反，他們都是為了自己根深蒂固的國家利益：這些國家在伊拉克的經濟利益，在地區甚至國家事務上的國家利益。中國在伊拉克當然也有一些具體的經濟利益（如石油）和戰略利益（如擔心美國在中東的勢力），但是在伊拉克問題上，中國和這些國家的國家利益有著本質上的區別。對中國來說，問題遠遠超出了伊拉克本身。要明确地認識到，在伊拉克問題上，中國的中心問題是如何營造未來的具有建設性的中美關系或者构造自身抗衡美國的力量。
伊拉克問題是911事件的后續，正是911事件使得中國在美國的國際戰略版圖上的“戰略競爭者”或者“敵人”轉變成為了有用的合作者。但是，這种有用的合作者是暫時的，等到美國人解決了伊拉克等問題，很難說還會繼續把中國視為合作者。現實地說，盡管中國領導人一直強調中國不會成為美國的敵人，國際政治的邏輯會把中國推向美國的敵對面。中國的時間并不是很多。如果中國不能利用911、伊拉克等事件來提高自身對美國交往的杠杆，當美國人再次把矛盾對向中國的時候，就為時已晚了。現在正是中國選擇“敵人”和“朋友”的時候了。而這個選擇需要領導者的一個遠視，沒有遠視，這個選擇是無法作出的。
原載《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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