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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14日訊】在21世紀的今天，再鬧著要”民主”顯得令人羞恥難當的事情，可在中國有人還得為付出坐牢送命的代价，這不僅是全體中國人的巨大恥辱，也是中國人在國際社會中深感自卑的根源之一：因為我們的家園還處于政治”反飢荒”階段；一個沒有民主的社會等于喪失了穩定与發展的基石。可中國人卻又要面臨諸多實質問題，如人口、環境、能源、教育和貧困等一系列民生危机，但制度的滯后使得這一切都無從談起。眾所周知，民主不是一勞永逸的完美政體，可它畢竟是現代政治模式中最為可靠而有效的模式，至少它從根本上消除了傳統專制政體面臨周期性改朝換代的動蕩代价，使國民生計在憲政法制和民眾意志的框架中持續穩定發展。
從五四到六四，為扑滅封建專制的歷史周期性的政治活火山，一批批懮國懮民之士生來死去和死去活來，而”民主”仍是中國人可望不可即而望洋興嘆的空中云閣。十六大上，胡錦濤再嚷”發揚民主”和”依法辦事”，共產党嚷了几十年的”民主”口號，它最終玷污了”民主”的原始本義，它轉而成了每個中國人的恥辱：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都高舉過”民主”大旗；尤其鄧小平，他借著”民主”東風登上獨裁的寶座，從西單的”民主牆”到六四的天安門廣場都顯現了獨裁者的暴戾本性；國家前途和人民利益不及他們私人權欲，直到他們彌留之際也不肯放開手中的權力。昨天毛澤東和鄧小平，今天的江澤民和胡錦濤，明天和后天又是那一位呢？
雖說”中國大陸是全球最生机勃勃的地方”，可又是一個集體大逃荒的國家。人們對自己的家園已由失望轉向絕望，只要有可能的話，人們都盡量逃离自己的家園；那些高干子弟便是率先”逃荒”群族，而其父輩在國內則大撈特撈和花天酒地，如同世界末日即將來臨一般。其次，有錢人和有學歷者大舉外逃，并發展到一浪高一浪平民偷渡朝，以至到海外留學和旅游都變相成”逃亡”。諷刺的是：當政者將持不同政見者流放海外作為人道行為和人權外交。象劉曉波這樣的硬漢，他不僅賴在北京家中哪儿也不去，并以惊人的勤奮度和批評力跟當政者說”不”，每篇文章中都注明”于北京家中”，可惜這樣的家園守望者太少了。近年有人主動”回家”，盡管回去遭遇牢獄之苦，但他們邁出”回家”的第一步，這無疑是一种家園意識的覺醒。事實也此，無論家園是多么冷酷荒涼，逃亡是最不可取的，唯有致力改變家園面貌才是唯一的出路。
一個民族自好的家園意識是最根本的，它是造就一個理想社會的起碼動力。韓國在實現民主過程中，不是依賴高調的政治理念，而是從下至上的每個普通人的民族自好自強的家園意識，知識分子与學生更是一馬當先。瑞典在十九世紀末仍是個歐洲典型的腐敗与專制的國家，結果導致大量國民逃往海外，以至”北歐女郎”一度成了妓女的代名詞，使得本來人少瑞典處于”國慌”狀態，在知識分子當中形成一种民族自好的家園意識，統治階層在強大社會壓力下也不得不妥協，從而使得瑞典走向民主憲政的正軌，不但領先世界廢除了死刑，并贏得今日富裕、平等、福利、和平而著稱于世。當然，韓國和瑞典雖不同于中國這個世界上”老大難”，但一點是共同的：要走向民主和富強起碼离不開自好的家園意識。
在當今世界里，一個沒有民主的社會是不會昌順的，其國民也不值得別人尊敬的，因為他們沒有勇气和信心去珍惜自己的家園。專制的獨裁者固然可惡；那些順民則可悲；那些逃民無則可恥，無論逃去哪儿解脫專制的家園，莫非他們麻木得無須臉皮的地步。
──原載《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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