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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4月14日讯】在21世纪的今天，再闹着要”民主”显得令人羞耻难当的事情，可在中国有人还得为付出坐牢送命的代价，这不仅是全体中国人的巨大耻辱，也是中国人在国际社会中深感自卑的根源之一：因为我们的家园还处于政治”反饥荒”阶段；一个没有民主的社会等于丧失了稳定与发展的基石。可中国人却又要面临诸多实质问题，如人口、环境、能源、教育和贫困等一系列民生危机，但制度的滞后使得这一切都无从谈起。众所周知，民主不是一劳永逸的完美政体，可它毕竟是现代政治模式中最为可靠而有效的模式，至少它从根本上消除了传统专制政体面临周期性改朝换代的动荡代价，使国民生计在宪政法制和民众意志的框架中持续稳定发展。
从五四到六四，为扑灭封建专制的历史周期性的政治活火山，一批批懮国懮民之士生来死去和死去活来，而”民主”仍是中国人可望不可即而望洋兴叹的空中云阁。十六大上，胡锦涛再嚷”发扬民主”和”依法办事”，共产党嚷了几十年的”民主”口号，它最终玷污了”民主”的原始本义，它转而成了每个中国人的耻辱：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都高举过”民主”大旗；尤其邓小平，他借着”民主”东风登上独裁的宝座，从西单的”民主墙”到六四的天安门广场都显现了独裁者的暴戾本性；国家前途和人民利益不及他们私人权欲，直到他们弥留之际也不肯放开手中的权力。昨天毛泽东和邓小平，今天的江泽民和胡锦涛，明天和后天又是那一位呢？
虽说”中国大陆是全球最生机勃勃的地方”，可又是一个集体大逃荒的国家。人们对自己的家园已由失望转向绝望，只要有可能的话，人们都尽量逃离自己的家园；那些高干子弟便是率先”逃荒”群族，而其父辈在国内则大捞特捞和花天酒地，如同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一般。其次，有钱人和有学历者大举外逃，并发展到一浪高一浪平民偷渡朝，以至到海外留学和旅游都变相成”逃亡”。讽刺的是：当政者将持不同政见者流放海外作为人道行为和人权外交。象刘晓波这样的硬汉，他不仅赖在北京家中哪儿也不去，并以惊人的勤奋度和批评力跟当政者说”不”，每篇文章中都注明”于北京家中”，可惜这样的家园守望者太少了。近年有人主动”回家”，尽管回去遭遇牢狱之苦，但他们迈出”回家”的第一步，这无疑是一种家园意识的觉醒。事实也此，无论家园是多么冷酷荒凉，逃亡是最不可取的，唯有致力改变家园面貌才是唯一的出路。
一个民族自好的家园意识是最根本的，它是造就一个理想社会的起码动力。韩国在实现民主过程中，不是依赖高调的政治理念，而是从下至上的每个普通人的民族自好自强的家园意识，知识分子与学生更是一马当先。瑞典在十九世纪末仍是个欧洲典型的腐败与专制的国家，结果导致大量国民逃往海外，以至”北欧女郎”一度成了妓女的代名词，使得本来人少瑞典处于”国慌”状态，在知识分子当中形成一种民族自好的家园意识，统治阶层在强大社会压力下也不得不妥协，从而使得瑞典走向民主宪政的正轨，不但领先世界废除了死刑，并赢得今日富裕、平等、福利、和平而著称于世。当然，韩国和瑞典虽不同于中国这个世界上”老大难”，但一点是共同的：要走向民主和富强起码离不开自好的家园意识。
在当今世界里，一个没有民主的社会是不会昌顺的，其国民也不值得别人尊敬的，因为他们没有勇气和信心去珍惜自己的家园。专制的独裁者固然可恶；那些顺民则可悲；那些逃民无则可耻，无论逃去哪儿解脱专制的家园，莫非他们麻木得无须脸皮的地步。
──原载《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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