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3日訊】大紀元德國記者藤敏編譯/謝普先生在德國明星週刊就職已10余年。 1992年至1998年期間﹐他被派駐莫斯科。1999年﹐他在中國首都開辦了明星週刊的辦事處。他和妻子及兩個孩子現生活在北京市中心。謝普先生攻讀過歷史﹐他自己說﹐”我對危機及變革時期人們的表現很感興趣。共產主義之末路是我最關注的課題。在俄國可以說是一瞬間就發生了﹐而在北京﹐我正觀察着馬克思﹐列寧﹐毛澤東思想的逐漸衰亡過程。”
謝普先生在今年五月初的明星週刊上以”改革還是革命– SARS如何改變中國”為題撰文, 點評中國目前的薩斯現象.
１.神州大地在國際上魅力不再
在過去的二十年裡﹐中國以平均超過百分之十的經濟增長率引人注目。德國總理和高級經理們往往在為期三天的短暫訪問時驚訝不已。他們把日新月異的大都市上海當作中國其它地方的未來藍圖。但他們忽視了數以９億的鄉村人口還在貧困線上掙扎﹐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他們不願意接受這個事實: 即他們的這個左右逢源的對話夥伴還實行着專制。
誰如果還敢指出中國仍在馬克斯列寧主義制度的嚴格統制之下﹐那他就會被嘲笑﹐仿彿這個一手遮天﹐自行操縱制定法律而實質上根本無人監控的政治局早已經在空氣中消失了似的。
人權的侵犯已被遺忘
那些德國駐北京的記者們若在新聞發佈會上大膽地提及人權問題時﹐得到的只是帶着同情的微笑﹐有些嘲笑甚至是來自綠黨的代表。
失蹤的異議人士﹐被逮捕的法輪功成員﹐數以千計的死刑犯﹐被處死者器官的交易, 計劃生育的苦果﹐宗教自由和新聞自由 – 這一切在那些中國通的眼裡好像已經是過時的話題了。
為求得經濟發展﹐他們願意付出一切代價。如果有誰提出, 沒有法制和更高的自由度, 經濟持續增長是不可能的﹐那他的想法會被視為落伍。
至今在三十多個國家數百人命喪ＳＡＲＳ﹐數千人被感染, 這使得中國政府一貫老生常談的,令西方國家頗為信服的”穩定至上論”聽起來比任何時候都空洞。中國的政客和外交官的在每一個場合都解釋說, 為了保住擁有13億人口的泱泱大國不天下大亂﹐就必須得容許獨裁,人權迫害和媒體監控。他們的執行人員在西方高級經理和使館代表的督促下﹐不得不承認﹐在SARS這個問題上﹐自由和真相並沒有威脅社會穩定﹐而是謊言和信息貧乏在威脅着穩定。
英文週刊”經濟學家”上一期的封面頗具挑舋性: 戴着面具的革命者-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創始人毛澤東。這幅畫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這場瘟疫的起因和其導致的後果
2. 共產黨對本國人的吸引力也在消失
SARS的爆發對中國內政導致的後果估計不亞于其對醫療系統的重大影響。那些消息靈通的城里人都明白﹐自從中國南部廣東省的大學城佛山市發現第一例薩斯病人後, 中國政府把實情對全世界以及對自己的民眾掩蓋了4個月之久, 迫于國際壓力以及謊言過於明顯時﹐中共開除了北京市長和不久之前還對疫情誇誇其談﹐稱SARS已被控制的衛生部長。這只不過是被點着的煙霧彈﹐被利用的替罪羊﹐以轉移人們對真正的責任人的視線。
因為在中國某部長和北京市市長在處理SARS問題上敢無視政府指令試圖把大事化小﹐這樣的事是不可設想的。
對於目前的困境而負政治責任人是:江澤民﹐胡錦濤﹐溫家寶.對於SARS負政治責任人也是: 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現任的軍委主席﹐依然掌握國家的至高權力﹐江澤民的接班人及黨內最高領導胡錦濤﹐還有新上任國家總理溫家寶.
所以我想﹐沒有比在北京喊出第一條標語更有冒險性的了: “SARS將被共產黨戰勝”. 我不是恨共產主義﹐但是在SARS面前我優先考慮到醫生和學者﹐而不是政客。
SARS已經蔓延到36個省市中的22個
如果胡錦濤和溫家寶沒有能成功地控制SARS疫情﹐那麼許多中國人會將他們視為成百上千例死亡病例的責任人。法國頗有聲望的費加羅報社認為,若SARS向窮苦的中國內地蔓延, 有可能引發一場革命。根據每日形勢來看確實可能性越來越大。SARS從北京到廣東已傳染了36個省份中的22個。在北京和港口城市天津之間的一個村裡﹐數千人暴動﹐很快將當地的一所學校燒燬。事發原因已經明確﹐因為聽說城里的SARS病人要被轉移到那裡。
中國的切爾諾貝利
北京知識分子中的樂觀者期望着一場民主法制的變革﹐這也是某些外國評論員的看法。他們將SARS這場瘟疫看作”中國的切爾諾貝利”. 在烏克蘭首都基輔附近的核反應堆事件後﹐當時的蘇維埃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加強了公開度以及與西方社會的合作。
當然我希望樂觀者的看法是正確的。當然我期待SARS給中國帶來意義重大的變革。當然我也驚慌地想到人民起義會帶來的後果。目前沒有人能保證說﹐在中土大地上會繼續發生什麼。但現在能肯定的是﹐SARS將會比被血腥鎮壓的1989年的學生運動和九十年代末興起的法輪功更深一層地改變中華人民共和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