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7日訊】(美國之音記者楊明5月26日報導) 在中國政府強調要誠實公布薩斯疫情的同時，中國的媒體也似乎出現了某些令人鼓舞的跡象，然而在另一方面批評人士認為，薩斯疫情不僅沒有使中國政府放鬆、反而更加緊了對媒體的壟斷和控制。
美國全國公共廣播公司駐北京記者齊福德注意到，中國政府在薩斯疫情期間對媒體的控制似乎比過去放鬆了很多，中國的記者在新聞發布會上採訪時也能提出比過去更尖銳的問題，報導中也能對政府不透明的制度提出批評。
齊福德說：“我覺得大陸的媒體在非典方面放鬆多了。(當局)對報紙和雜誌的控制，可以說放鬆得多了。也很明顯，很多記者、評論家都利用這個機會，對處理薩斯疫情不好的政府某個部門，或者官員提出批評。他們不僅批評政府處理非典的情況，而且是批評整個制度，整個不透明的一黨制的政府制度。”齊福德還說，在中國政府加大新聞透明度的同時，中國的普通聽眾、觀眾、讀者對中國政府以及媒體的期望值也在提高。這會進一步促使政府對老百姓更加負責，媒體在新聞報導時更加公開和透明化。
*傳達管道一致*
然而，旅居美國的新聞批評人士張偉國則認為，中國政府從4月20號以前全面封殺，到4月20號以後一轟而上地進行報導，充份反映出中國政府一直在壟斷和控制輿論宣傳，媒體無法提供獨立、客觀的報導。
張偉國說：“在4月20號以前也好，4月20號以後也好，到現在為止也好，所以疫情的消息來源，只有一個，就是政府的。媒體只不過是怎樣配合政府，來做輿論的引導。作為媒體來講，它並沒有真正體現自己去客觀真實地去報導新聞的功能。看不出有什麼開放或收緊的變化。”
中國國務院在5月21號公布施行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中對建立突發事件的信息發布制度做出了規定。《條例》指出，“沒有國務院衛生行政主管部門的授權，任何單位和個人，包括新聞機構都無權發布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消息。”此外，中共主管宣傳工作的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在5月1號發行的中央委員會機關刊物“求是”雜誌上發表文章，強調要加強對新聞界和互聯網的管理。
中國科學院國情研究中心研究員康曉光認為，中國政府處理這次危機的方法和手段，從隱瞞疫情到公布事實真相，沿習著控制消息源的傳統作法，而且媒體所傳達出來的聲音也都是一致的。他認為，薩斯疫情並沒有真正導致中國的新聞公開，政府的行政透明度增加，公民的問責權利的增加。
康曉光說：“即使是新聞報導的有關數字增加了。但是新聞的信息源還是牢固地控制在政府的手裡。而且，到目前為止，國內的媒體上還見不到任何批評的聲音。也沒有指責抱怨的聲音。基本上或者是報導一些抽象的數據，或者是鼓舞士氣的宣稱性的報導。我並沒有看到在新聞上有什麼突破性的東西。還是丁關根時代吧。”
*新聞透明化的定義*
北京自由撰稿人劉曉波也認為， 政府控制媒體的後果不僅在老百姓當中造成前所未有的恐慌，導致生命和經濟蒙受巨大的損失，而且更喪失了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威信和公信力。劉曉波說， 在國內外的壓力之下，中國政府雖然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新聞的發布方式也做了一些改變，並且在薩斯疫情期間，又罕見地報導了海軍潛艇等事件，但是現在很難說，這種改變在薩斯疫情過去之後，是不是真正地延續下來。
劉曉波說：“在這種強烈的國內外的壓力之下，政府要對它的信息透明度，新聞的發布方式等等做出了一些改變，但是這種改變等薩斯一旦過去之後，是不是真正地延續下來，目前在還很難說。”
劉曉波還強調，中國所謂的新聞透明化，只是官方壟斷下的透明化，並不允許民間有獨立的新聞、信息來源。中國政府通過出台相關的法律，對造謠，傳播不實信息，都施加非常嚴厲的限制和懲罰措施，從而就能把發布薩斯新聞的媒體和信息渠道牢固地控制在官方手中。
*薩斯加快媒體改革設想*
不過，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李希光教授說，中國政府在處理薩斯疫情過程中，不僅對一度隱瞞疫情的作法勇於承認錯誤，接受國際社會的批評和監督，而且，因應薩斯疫情的需要，加大了媒體的開放步伐和透明度。
李希光說：“中國的媒體一直在走向開放的。不要以為薩斯迫使中國媒體開放。很多外國記者在說，中央電視台是不是薩斯頻道，我說，不對。中央電視台早在半年前我就參與它的節目策劃的。準備在今年5月1號(開通24小時的新聞頻道)，正巧碰上了薩斯。所以這一切都是在計劃中。我相信，胡錦濤和溫家寶 政府有一個明確的媒體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方向。這不是因為薩斯的問題，只不過是薩斯使他們提前、加快媒體某些改革的設想。”
美國全國公共廣播公司駐北京記者齊福德還表示，盡管中國在媒體開放方面出現了進步的跡象，但中國媒體必須進一步開放。
齊福德說：“我覺得對中國是一個很大的進步。更開放的媒體是個好處，而且會給中國帶來很多的好處。官員不能掩蓋不好的消息，必須對老百姓更透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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